庐山烟云迷茫处，千古是非说魏延
　　说庐山会议，与魏延何干？——扯得太远了吧。未必。庐山会议烟云迷漫中， LSQ同志的一个著名发言，就曾称P大将军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可惜此论如今沉入沟壑茫然不见，主流话语只剩下一个声音，清算毛泽东。平心而论，上述三个比喻中，除了最后一个，都颇贴切。
　　冯玉祥出身北洋，1926年他主持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投入国民革命，他一生确乎多变：北京倒戈、宁汉分裂、蒋氏清共、中原大战、察哈尔抗战，几度反蒋下野复出，故有“冯玉祥作风”云云。然而，冯玉祥之“倒戈”，与其他军阀的纯粹保存实力出尔反尔不同，冯出身贫困，有着平民情结和爱国情结，一生追求进步，乃是他多变的重要原因。这“多变”中的荦荦大端不应埋没者，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他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再一个是驱逐溥仪出宫，割除了辛亥革命妥协的赘疣。1933年他公开抵制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毅然挂帅挑起察哈尔抗战大旗，这些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篇章。因此，在国民党阵营中，他一直以支持进步和爱国力量著称，抗战后期他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投入人民革命阵营，决不是偶然的。
　　“倒戈将军”云云，乃是旧势力加给他的恶谥。朱可夫作为国防部长曾经在政治危机中用“枪杆子”拯救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作风浮躁反复无常，近乎“大矿大开”风范，大权在握几年，弄得一片混乱难以为继。1957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决定罢免赫氏，朱可夫暗中用军用飞机接来中央委员举行全会，赫氏才得反败为胜。这震撼人心的风云反复，是一次枪杆子、民主与政变联合演奏的三重唱，用今天精英们的普世民主“理念”，狗撕羊皮撕扯不请。按理说，朱可夫是赫氏的大恩人，然此公得意过分得意自鸣，“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使他旋遭罢黜，促成了赫氏恩将仇报的悲剧结局。这事虽然发生在万里之外，但在庐山会议前后，却成了漂浮在中国党中枢头上的一片驱之不去的“枪指挥党”的阴云。更何况，会上又有某帅揭发的 “需要苏联红军出兵”言论。故而，“朱可夫的党性”云云，应该说这也是庐山悲剧的背景之一。
　　该说魏延了。魏延是个悲剧人物，悲剧形成有主客观原因，外在原因自然撇不开诸葛亮。诸葛亮频频北伐为什么不能成功？有无战略失误？到底应该怎样看待魏延从子午谷出奇兵的战略？……这些历来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议论的热门话题。新时期一位巴蜀精英借这一故事比附当代政治，在《祁山夕照》电视剧中，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比附“按既定方针办”，据此用来为魏延的悲剧作翻案文章，也曾轰动一时。这一话题说起来太长，兹不赘，这里复制一篇旧日随笔与网友交流。

　　诸葛亮与魏延

　　魏延是蜀汉的一员猛将，在刘备攻取巴蜀和汉中的过程中建立了很大的功勋。据《三国志》记载，刘备称汉中王时，他还只是个牙门将军，刘备的王都设在成都，以益州为根据地，准备任命一位大将镇守汉中。当时人们以为此任非张飞莫属，因为当时关羽正镇守荆州，剩下的除了张飞还能有谁呢？可是刘备的任命却出人意外，他选拔了当时在资历和名望方面远不能跟张飞相比的魏延，任命他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以驻守汉中，宣布时“一军尽惊”。刘备也知道这个情况，于是大会群臣，问魏延道：“现在要你担当这一重任，你打算怎么个干法？”魏延回答说：“我奉命驻守汉中，如果曹操亲自起倾国之兵来犯，我可以抵挡住他；如果他派将领率十万偏师来犯，我可以为大王把他歼灭掉！”他的回答很得到刘备的欣赏，大家也都“壮其言”。刘备身后，五虎将也先后谢世，在诸葛亮的北伐中，他就成了首席大将。无论讲功劳、资历还是勇猛，已经无人出其右了。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提出了一个战略方案，要求自己单独率领一支部队从子午谷进军偷袭长安，以配合诸葛亮从祁山进军的主力，认为这样可以一举光复长安以西的地方。诸葛亮认为这样太冒险，没有采纳。这件事，不光魏延很有意见，“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始终耿耿于怀；而且它后来还成了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艺家们争论不已的话题。
　　直到今天，巴蜀“鬼才”魏明伦创作的很有名气的《祁山夕照》，也是为了翻这一历史旧案。对于这一公案，《三国演义》当然是站在诸葛亮一边的，炎汉的气数已尽，诸葛亮不过是受刘先主托孤之重，尽人事以听天命。司马懿被困于上方谷尚且因天降雷雨救出，出子午谷弄险又有何用呢？政治历史学家们则从现实中寻找原因：以魏、蜀两国政治、经济状况和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力量对比而论，魏只能吞蜀而蜀决不能吞魏，靠了诸葛亮的才智打得司马懿只有防守之力无有还手之功，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即使偷袭长安侥幸成功，仍然不能改变两国力量的对比，最终还要受挫折。而肯定魏延者则认为这是诸葛亮的一大战略失误。公虽长于治理国家和治理军队，但不长于指挥打仗，“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以小国征服大国，必须出奇致胜，靠稳扎稳打是达不到目的的。有的人甚至与魏延的观点保持着完全的一致，认为如果采取魏延出兵子午谷的战略，那蜀汉早已消灭魏国了。……千秋功罪，自由人评说去吧！
　　小说中的魏延与史书上的魏延是颇有出入的。演义写战长沙时魏延杀死太守韩玄救了黄忠投奔刘备，一见面诸葛亮即喝令刀斧手将其推出斩首。刘备惊问何故，诸葛亮说：“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这段情节很有名，以致“有反骨”云云后来还成了成语，它极力渲染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不过说实话，就事论事，这不能不说是小说的败笔，真是“小说家言”，过于怪诞，一见面即杀有大功之人，太不近情理。当然，如果说到了晚年，以诸葛亮之明于识人，经过长期观察，他估计到魏延在自己身后很可能造反，那倒是合乎科学的预见。看一个人的过去，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可以知道他的将来。一旦诸葛亮不在，魏延之难于驾驭，连邻国的人物孙权都看得出来，孙权曾就此事郑重其事地提醒过蜀汉的使臣费袆，即此可想见魏延之为人。
　　因而，诸葛亮在临终之际对魏延的可能动向做了严密防范，对身后的人事问题做了妥善安排。他把接替自己主持军国大事的重担交给了蒋琬和费袆，把指挥前线部队撤退的总指挥权交给了杨仪和姜维，而秘密地安排了马岱埋伏以作为翦除魏延的特殊人物。诸葛亮“归天”后，杨仪和姜维按照诸葛亮生前的部署率领部队撤退，一面让尚书费袆带着兵符通知魏延让他断后。魏延先问一下人事安排，然后表示：“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杨仪不过是个秘书长，怎么能够担当得起指挥全军撤退的重任？他扶丞相的灵柩回去安葬就是了，我可以指挥部队消灭司马懿，还能因为死了丞相一个人而改变国家的伐魏大计吗？”费袆继续劝他以大局为重，说这都是丞相的意思。魏延反发了脾气：“如果丞相听从我的意见，长安早就光复了。我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怎么能给一个秘书断后呢？”
　　杨仪和姜维听费袆介绍情况后，便不顾魏延率领大军徐徐撤退。魏延听到后带兵截断了他们的归路，双方交章飞奏，互告对方谋反。最后还是靠诸葛亮留下的遗计，通过马岱在阵前以出人意外的神奇方式，一刀斩杀了魏延，以最小的代价度过了这场危及国家存亡的政治危机。 在诸葛亮身后，蜀汉政权延续了30余年。这期间魏吴两国都不止一次出现过内战和政变，唯独蜀汉中央政权最为稳定，而且姜维等还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多次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师伐魏。事实证明诸葛亮对身后军国大事的安排，是有战略眼光的，是十分英明的。
　　魏延其人是个独挡一面的将才，但不是统御全局的帅才；是个能征惯战的猛将，但不是文武全才的政治家；他才有余而德不足，性骄矜，重私愤，不长于团结人，对事业谈不上忠心耿耿，一旦个人意愿得不到满足，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刘备在世时，有五虎大将在，他尾巴翘不起来；刘备死后，他觉得除了诸葛亮，“老子天下第二”，别人谁也不放在他的眼里了。诸葛亮一死，让他当国，当好当不好先不说，肯定不会象诸葛亮那样对刘禅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让他主持国政，让他掌握枪杆子，以其跋扈难制，那谁也驾驭不了他。总之魏延对诸葛亮身后的蜀汉政权的存在是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若其人不死而刘禅政权能继续维持30年，那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杨仪作为诸葛亮处理军务的助理，也是个干才。《三国志》本传说他“亮数出军，仪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他与魏延有个共同的毛病，即都很狷狭骄矜。魏延矜高，大家都让他三分，唯独杨仪不稍假借，故二人关系有如水火，以至在聚会场合，有时魏延动刀动剑，以示威泄愤。诸葛亮在日，珍惜杨仪的才干和魏延的骁勇，常恨二人搞不好关系，不愿对他们有所偏废，以使他们发挥各自的作用。在身后的人事安排上，他既有效地防范了魏延，也限制了对杨仪的使用，而是让蒋琬和费袆先后总理大事，而蒋、费二人也是诸葛亮发现和一手培养起来的支撑蜀汉后期的杰出人物，直到他们相继谢世之后，魏国才能够将蜀汉灭亡。 由此看来，决策必须有战略眼光。诸葛亮不光“两朝开济”，是刘备身后的擎天巨柱；而且还泽被身后，没有他那包括处置魏延的高瞻远瞩的人事安排，蜀汉事业能够继续兴盛，能以一州之地维持鼎立局面三十余年，则是不可想象的。
　　1960年，听传达毛泽东主席写给六级干部直到“小队长”的信，说“比起现在流行的高调来，我这里唱的是低调”，感到实在不可理解。文革开始后，对老人家“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的一段话同样迷茫，说起来奇怪，倒是直到妖魔化成为时髦之后，才开始灵犀相通。李锐关于庐山会议的一段很有名的话：毛泽东主席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P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是一位反毛骁将，这段话自应不是虚构。近些年妖魔化毛泽东运动中，阴谋史学是主潮：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打倒刘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庐山会议整彭是个人崇拜作怪，……其实，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在高饶等与他人的挑战中，最后胜负都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如果为了个人养尊处优，他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自己战友“支持的不多”的风险发动文化革命。50年代主动退居二线，70年代重新启用邓，都是推翻不了的明证。他后半生的种种努力，无非是为了人民和事业。——毛泽东主席的庐山会议的战略考虑，与古人正有相通之处。
　　（0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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