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幕后的洋人”—札记六篇

李云雷

谁的高考，谁的1977？

“1977年冬天，五百多万从18到30多岁年龄不等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又有六百多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次高考拉开了新时期精英教育的序幕，从此以后，“高考”成为了中国教育的焦点或“指挥棒”，千千万万的人因为高考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今年适逢恢复高考30周年，中国华侨出版社邀请了20多位参加过这两次高考的“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以及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这些人有陈建功、雷颐、吴思、肖复兴、叶兆言、周国平、周星等，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对他们人生与命运的影响，有的文章标题就直接用“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命运的转折点”、“那个命运突变的美好时光”，而在文章的具体细节中，我们更能看到高考给他们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比如袁晞仍记得自己当年的考分是341.3分，而且“快30年了，这个分数随手就能写出，可见记得多牢。”郭方则至今仍保存着当时参加考试的“准考证”。

读这些文章，让人感叹一项变革对青年人命运的影响之大，但同时也感到一些不满足，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多是对青春岁月的怀旧与感伤，是对个人命运转折的满足与自我欣赏，却缺乏对历史的省思和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我的1977”的编撰目的就在于怀旧，但如果没有对“高考”制度及其变革的深入思考，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其意义。

韩小蕙给女儿讲当时在图书馆疯狂“占座”的情景，女儿却没什么热情地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好玩”，这让她感叹，“代沟呀，今天的孩子们，怎能理解我们当年的心情？！”但对于现在的“文化精英”来说，是否理解今天的孩子们呢？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高考时，可以看出当时“解放”的力量，今天正变成了一种“压抑”的力量，应试教育的弊端，孩子们身上越来越重的书包，升学竞争从高中到初中，再到小学、幼儿园，已经越来越向低龄化发展了，对于最初参加高考的人来说，至少在高考之前他们还有相对自由的一段时光，有在“广阔天地”与各种人接触的经历，而今天的孩子们，除了书包与校园，他们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将80年代的教育称作“精英教育”，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育则可以称为“产业教育”，虽然同样要走高考这条独木桥，但这条桥通往的地方却大不相同了。“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如今这些精英已占据了各种权力、商业、研究机构的中上层；“产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知识的工人或市民阶层，他们不再是精英，而只是一般的“劳动者”，而在当前就业严峻的形势下，连一般的就业甚至也不能保障，这是今天的高考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曾有报纸报道，在农村兴起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要花30多年的收入去供养一个大学生，而如果他读完大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从最经济的角度来说，读完初中去打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可以说正是普通中国人对“读书”的虔诚支撑起了中国教育，而他们的热情则被产业化可鄙地利用了。而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将会出现“越穷越读不起书，越读不起书越穷”的恶性循环，这样一种新“出身论”，甚至在实行科举制的封建时代都不会出现。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教育”，会发现这一体制尽管有不少弊端，但对我们反思今天的失误会有积极的帮助，这包括：降低教育成本，使适龄儿童大部分能入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协调发展；降低学校与师长的权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世界观的培养优于专业技能的培训；切断高等教育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注重在劳动、斗争实践中培养人才，等等。

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在选拔人才上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机制，如何汲取以上不同体制的优点，形成新的“高考”机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但这不能仅仅通过对“高考”胜利者的回忆来完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高考”之前，还有大批的工农兵学员，如果他们也开始回忆1977，会说些什么呢？

《我的1977》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1月

“红幕后的洋人”

现在看来，李敦白是一个很奇怪的美国人，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1943年到中国，最初只是想走一圈，但在昆明，一个贫穷少女的死触动了他的灵魂，让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开始为改变旧中国的悲惨状况而奋斗。在这一过程中，他很自然地接近了共产党，并成为了唯一一名美国籍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张家口、在延安，为解放战争贡献自己的智慧。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却因间谍罪被捕入狱六年。这却并没有打跨他的意志和信仰，出狱之后，他很快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去，在1956—1968年间，他融入了丰富复杂的当代中国史，与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王力等中央上层人物有过直接的接触，并成为了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一个“领袖”，参与了“文革”初期的造反、批斗和夺权，但在个人生活的颠峰时刻，他突然又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此后他与中国妻子移居美国，不断往来于中美之间。

这是一段传奇的经历，李敦白的传奇既来源于美国人的身份，也在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尤其重要的是，他所生活的中国也正处于一个天翻地覆的传奇时代，多重的传奇性集于一身，赋予他一种神奇的色彩，我们很难想象照片上英俊潇洒的美国大学生，是怎样与中国革命、“大跃进”、“文革”这些中国当代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很难想象他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置身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感受。而他的这本“回忆录”，则为我们详尽而真切地描绘了这一切，在书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生活轨迹，也能够看到他内心细微曲折的变化，而他个人的生活又与那一段历史密切相连，所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那个时代的新视角。

回忆录中对1940年代的描述，对我们现在认识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90年代以来伴随着“告别革命”的思潮，似乎一切革命都失去了合理性，但作者对中国底层社会的观察，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待赈灾、和谈不同态度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人心向背，也让我们看到了延安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作为一个刚从美国来的大学生，他的描述应该是较为客观的，而正是这些，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即使此后遭遇了重重磨难，也没有改变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在书中，李敦白也没有回避他的缺点，比如对飞机轰炸的极端恐惧、对男女关系的一次“随便”，这些与中国革命者颇为不同的表现，似乎也表现出了“美国”民族性格中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对人的权利，对民主与自由的重视，也使他区别于一些中国“革命者”，比如在造反派“夺权”的问题上，他就看到了新旧两派其实都并不是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斗争，这使他深为失望，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体现出了他独特的追求。两次监狱生活的描述是十分精彩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不同时期的思想状态。第一次坐牢时，他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出于对信仰的忠诚，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毫不怀疑，并将之作为一种“考验”；第二次坐牢，他对理想依然忠诚，但开始对“个人崇拜”产生了怀疑，从而开始进行独立思考，这使他对革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此书有一些描述，极具史料价值，比如对“毛选”英译过程的描述，由于他本身便是翻译小组的一员，因而对整个工作程序、组织方式的描写，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再如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九评”，他是唯一一个负责润饰英文稿的工作人员，甚至能见到不同领导人的批示、协商与修改，他的叙述对我们了解“九评”的定稿过程、了解那一段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里还有一些细节很有意思，比如王光美刚到延安时，曾有人介绍他们“相亲”；他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玩牌时神情的描述，也很传神；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神情的变化，他也抓得很准。这些富有历史意义的细节，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得到，只有有心人才能写得出，而这本书中便充满了这样生动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很值得一读。

《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青年格瓦拉的转变

2007年是格瓦拉逝世40周年，40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冷战结束了，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不战而胜”，在这个时候读到格瓦拉的“摩托日记”，让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在医学院毕业后，格瓦拉曾经做过几次环绕南美洲的旅行，其中一次就是记录在此书中的1952年的摩托车之旅。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和他的同伴阿尔贝托从阿根廷出发，用9个月的时间，穿越了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4个国家。在途中，他们遇到过各种艰苦的情境，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露宿街头，但这两个青年是快乐的，他们看到了沿途迷人的自然风光，也看到了更多人的生活状态，发现了无穷的乐趣。

青年人总会有“到远方去”的冲动，因为真正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格瓦拉的这部笔记，便给我们展现了他在空间与精神上不断拓展的记录，这些文字是优美的，有生动有趣的人物，也有幽默的细节和美丽的场景，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游记”。但对我们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并非在于他的“旅行”，而在于他内心的变化，也即他是怎样从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转化为一个革命者的。在这次旅行两年之后的1954年，格瓦拉便在危地马拉参加了政治活动，而1955年7月他与卡斯特罗后，旋即加入了游击队，开始了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行动。那么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格瓦拉说，“我刚进入医学院的时候，心里丝毫没有我刚才我今天所抱持的革命理念，那时我只想成功，像所有人一样想追求成功。”可以说那时的格瓦拉跟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小资一样，一心只想着个人意义上的成功，但正是旅行让他“更进一步认识了拉美大地”，在旅行中他“亲身接触到贫穷、饥饿与疾病”，想靠个人的努力来帮助那些人，正是这一朴素的愿望引领格瓦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阅读这本笔记，我们会发现，在前半部分更多的是格瓦拉对自然美景的发现和喜悦，而越到后来，他越会发现人世间是那么悲惨和不公，在法耳巴拉索，格瓦拉去看了一个患气喘病的老妇人：一屋子腐臭的汗味和臭脚味，灰尘从几张安乐椅上扬起，在生病之后，她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在描述了老妇人的生存境况之后，格瓦拉接下来写到，“正是在碰到这样一类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一个医生知道自己的无能，从而萌生念头改造这个世界的不公。……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身上，我们窥见了全世界无产者所经受的深重苦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革命思想的萌芽，一个学医的青年尤其对疾病敏感，我们在孙中山、鲁迅、郭沫若身上也能看到，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从研究生理的疾病转向了对社会“疾病”的诊断。

在搭车的旅途中，格瓦拉遇到了一位来自普诺的老师，“他谈到为什么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教育体系，这些体系在有限的状况下也提供了印第安人一点教育，不过却只更使得学生充满羞愧与憎恨，将来既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同胞，也会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也不想接纳他们的白人社会中，陷自己于极端不利的处境。”这位老师让格瓦拉，也让我们了解到殖民教育对原住民的伤害，在今天，虽然不再是殖民的名义，但这样的教育体系不也仍在发挥作用吗？

在西方和中国，格瓦拉都成了小资们的偶像，在他们眼里，格瓦拉是那么“酷”，那么性感，可他们将格瓦拉只当作消费的一个符号，无法真正懂得格瓦拉的胸怀和理想。2000年，黄纪苏编剧的《切·格瓦拉》在中国上演，引起了思想界极大的震动，也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格瓦拉所代表的革命传统。而早在1975年，中国就出版了格瓦拉的《古巴革命回忆录》，描绘他参加游击战的经历，可以视为此书的续篇。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果不能像格瓦拉那样漫游，至少也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还存在哪些不公、不义、不合理的事情，然后想想我们能为其改善做些什么，或许这就是纪念格瓦拉逝世40周年的最好方式了。

《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帝国主义运作的秘密

   约翰·珀金斯的新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二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帝国主义国家抛弃了武力侵略的传统方式，而通过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来达到他们独霸世界的目的，那些表面上看似公平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与那些看似公平竞争的跨国公司，正是相互辅助的两翼，它们与政府一起，组成了控制全世界的网络，建立了一个严重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这不仅威胁着大多数人的生存，也威胁着弱小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安全。

这本书是珀金斯的自传，也是他的忏悔。1967年，22岁的珀金斯就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高官看成发展对象。大学毕业后，他到外国服务，美因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开始和他接触，公司派了一位年轻、漂亮、老练的工作人员引诱、动员和训练他。1971年，他终于同意到国外当“经济杀手”公开的身份是公司的经济学家。

在书中，珀金斯介绍了他在巴拿马、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等地工作的情况，他的工作方式是向这些国家提供高速度发展的预测，并向他们推荐世界银行等机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一旦这些国家接受了贷款，就将它们拖进了永远无法还清贷款的陷阱，从而达到控制该国的目的。另一方面，贷款的条件是由美国的大公司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大公司不仅做上了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以援助、慈善等面目出现的巨额贷款，就这样成为了撕开这些国家经济血管的巨兽。

在这些国家中，沙特阿拉伯是他们运作比较成功的一次，珀金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次的任务非比寻常——让沙特阿拉伯背上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找到法子保证巨额的石油美元统统回到美国的口袋。在此过程中，沙特阿拉伯将被拉下水，而且其经济发展将永远依赖于美国。”最后他们果然达到了目的，对沙特阿拉伯的控制，不仅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也永久性地杜绝了1970年代“石油禁运”带来的恐慌。

但在有些国家，“经济杀手”的企图也遭到了抵抗，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委内瑞拉总统查委斯、伊朗的霍梅尼就是突出的例子。对付这些国家，美国的办法先是施加外交上的压力，最后则动用武力或采用暗杀手段。在1981年两个月间，厄瓜多尔总统罗尔多斯、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先后在飞机事故中丧生，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中央情报局的“杰作”，但中情局却并未受到追究。1989年12月，在一次突袭中，巴拿马另一位总统诺列加则被抓到了美国，“并最终以极其荒谬的理由——诺列加在巴拿马触犯了美国法律，将其关押在美国监狱中。”

最近被处死的萨达姆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按作者的分析，如果萨达姆如果像沙特阿拉伯那样与美国“合作”，不仅不会发生伊拉克战争，而且美国还会帮他稳固在伊拉克的统治，“至于萨达姆是否是一个暴君，双手是否沾满了无数人的血，甚至他怪异残忍的行为是否让人联想到阿道夫·希特勒丑恶的嘴脸，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美国早已习惯容忍这样的人，甚至会为他们提供援助”。这并非危言耸听，本·拉登就是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默许与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只是当他将矛头对准美国时，才披上了“恐怖主义”的恶名。

珀金斯写到了自己逐渐觉醒、忏悔的过程，这本书也是冒着各种危险写成的，他说，“这个故事我不得不说，因为，我们只有反省历史才能把握未来；除了那些埋葬在世贸大厦瓦砾之下的3000亡魂，全球每天还有24000人因饥饿而丧生”，这是一个人良知未泯的真诚坦白。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认识到新帝国主义运作的秘密之后，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也处于危险之中。现在“引进外资”几乎成了全民性的口号，我们应该想一想，有多少外资是“经济杀手”精心设置的陷阱呢，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拉美、中东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不被这头巨兽撕裂血管乃至心脏呢？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12月

傅聪：如何走出《傅雷家书》

   

我们对傅聪的最初认识，都来自《傅雷家书》。《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艺术学徒最好的修养读物”，自1981年出版以来畅销不衰，至今已发行一百多万册，被认为是现代版的《颜氏家训》，或者是中国版的《爱的教育》，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雷当年谆谆教诲的傅聪，如今已是誉满天下的钢琴大师，但他是怎样从一个青年，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呢？走出《傅雷家书》之后，他在生活与艺术上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有什么追求与思考呢？这是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走出<傅雷家书>——与傅聪对谈》一书便回答了我们这样的疑问，它收集了傅聪的17次对谈，从1956年傅雷整理的《与傅聪谈音乐》，到2002年接受陕西电视台的访谈，跨度近40年，并附之以评论、照片和新发现的“家信”，为我们展现了傅聪在不同时期的所思所想，让我们看到了一代艺术大师的成长历程。

在这些对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傅聪对艺术的执著。作为一个钢琴大师，傅聪对钢琴演奏艺术精益求精，他每天都要练琴七八个小时，最长的达到十几个小时，即使要登台演奏，也要练五六个小时，在不同时期的访谈中，傅聪反复强调一位波兰钢琴家的话，“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朋友知道；三天不练琴，听众知道”，即使在一个手指受伤时，他也不顾医生停止练琴六个星期的忠告，仍坚持练习，竟然还以九个手指在香港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真是令人敬佩。在谈到琴艺时，傅聪很少强调天赋和技术，他甚至称赞很多年轻人在技术上比他要好，但练琴的勤奋与执著，无疑是傅聪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师最重要的原因。

不止是钢琴，傅聪中西文化的根底很深，理解也独具特色。他认为萧邦的艺术境界最像李后主的词，有一种特别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忧伤；他还觉得舒柏特的音乐最接近陶渊明的诗歌，有一种自然和人的感应；而德彪西的作品有一种“无我之境”，如同“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的境界。至于莫扎特，在傅聪的理解中则是贾宝玉加孙悟空，他像贾宝玉一样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同情与温柔，但他在艺术上的才能则像孙悟空一样变化多端，随时随地都能编出美妙的音乐来，在另外的访谈中，傅聪又将莫扎特比作莎士比亚，比作李白，比作庄子，莫扎特像莎士比亚一样，对笔下所有的人物（即使是“坏人”）都有一种理解与爱，又像李白那样天才横溢，而他晚年的作品则像庄子一样，既深邃，又天真。在对这些音乐家的理解中，傅聪还融入了个人的感情，他认为弹奏萧邦是在表达“自我”，“为什么我个人对萧邦的感受特别深呢？可能因为我也是离乡背井这么多年。” 他认为德彪西“其实只是意外的生在了法国，他的心灵根本上是中国的。”而莫扎特，则是他音乐上的一种理想。傅聪的这些独到见解，是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分不开的，而这则得益于傅雷的教育与他个人的积累。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是傅雷在“家书”中的一段话，对傅聪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值得是所有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人认真思考的。与傅聪相比，国内弹钢琴的青年人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如何做人、做艺术家、做音乐家。傅聪并不认为在国际上获奖能说明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能享受音乐的乐趣，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保持赤子之心才是最为难得的，傅聪正是在傅雷开创的大路上，凭借自己的悟性与苦练，才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如果说《傅雷家书》的主角是傅雷，那么此书的主角则是傅聪，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是如何成长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此书的编者，傅雷的另一个儿子、傅聪的弟弟傅敏，正是他默默地收集了这些材料，并说服傅聪将此书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傅聪艺术的大门。

《走出<傅雷家书>——与傅聪对谈》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北大的“真精神”

   

   

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产物，北京大学自诞生之初即与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中华民族最为灾难深重的一百多年里，北京大学总能走在时代思潮的最前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这些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正是北京大学的骄傲。而北京大学最值得尊敬之处，便是能够与整个中国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如果撇开这些，去追求西方标准下的“世界一流大学”，那就南辕北辙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看作是重申“北大传统”的一种努力，这是向“父辈”的一种致敬，同时也是一种继承。“北大传统”是抽象的，它具体体现在北大的一些名人身上，只有将传统与具体的人与事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具体感受到精神的魅力。

关于“北大传统”的书籍出过一些，《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后辈”的视角写的对北大人物的回忆，是子孙对父辈、祖辈的零距离观察，这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名人在公共形象之外的另一面——私人的一面，温情的一面，从而让我们对他们有更深入、更丰富的了解。如果说北京大学是新文化的代表，那么“后辈”的视角恰恰是传统的，这本书将新文化与旧传统融会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正如钱理群在序言中所说的，“作者是从个人的、家族的记忆出发，但其指向却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可感、可触的生命个体的联系而变得有血有肉，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具体性与丰富性。”

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收录的人物众多，一说到北京大学，我们就会想到上述“风云人物”，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与北大有关的人物却很少为人提起，此书收录的范围颇为广泛，如早期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经学教员林纾、教习夏震武等，它还打破了以往介绍中限于人文学科，甚至仅限于文学的“惯例”，介绍了一些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领域卓有建树的北大人，如物理系主任丁西林，化学系主任丁绪贤，考古学家黄文弼，气象学家李宪之，地质学教授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黄汲清，数学系主任汪泽涵，画家陈师曾，国乐大师刘天华，等等，这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多元、更加复杂的人文图景。

在关于黄文弼、袁复礼的篇章中，多次提到了1927年中国西北考察团的故事，这个被称为“科学界的万里长征”的活动，“经反复协商，最后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订了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合作办法。……这次合作开创了以我为主，同国外科学家平等合作进行科学考察的先河。”这不仅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西北考察的垄断，而且在地质、考古等多方面有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经由书中的介绍，我们可以对中国学者的科学精神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同时对他们的人格、尊严与情操有了深入的了解，“考察团虽不具官身却义不容辞，挺身为国家当了门卫巡警。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下流特甚’的表演被外籍成员摄了影，我祖父（黄文弼）也要阻拦，以为‘有辱国格’。”正是在这些具体而微小的事情中，显示了中国学者的人格。

或许是“为尊者讳”的缘故，书中有的文章过于拘谨，但大多数文章则写出了传主的风采与精神，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难得的美文，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与欣赏。钱理群将这本书称为“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历史聚会，我想它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继承北京大学的优秀传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自由而奋斗，这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嘱托，也是北大的“真精神”，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