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发展，城市要扩展，城市建设用地一定要增加。农地转为非农使用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以为农地一转为非农使用就可以形成巨大价值，以至于以为，只要取消当前加诸土地之上的用途管制，就可以凭空产生巨大的财富。以此并不存在的财富来设想设计城市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就一定会犯大错误。

虽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村庄人口却发生了极大变化，有一些承包土地的村民早已离开村庄进城，不仅经济关系离开了村庄，而且社会关系也大多移出村庄，还有相当数量农民外出务工。无论是永久进城还是临时外出务工的承包有土地的村民，他们都不愿轻易将土地权利转让出去，而只是临时性地将土地流转给邻里亲朋耕种。

周其仁说，建设用地有价值有利益。他不明白的是，建设用地和耕地的差异只是土地管理及土地审批的结果，而非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这种用途管制，只是使土地充当了财富再分配的手段而非有了财富本身的生产。或者说，农村建设用地本身并非财富，而是在现行土地管制背景和特殊的土地政策(增减挂钩政策)下面，可以成为分享部分城市利益的手段。我们不能将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

对于要用到农村建设用地实地的极少数农村的农民的土地，若不进行土地用途管制，取消目前征地制度安排而直接让农民将农地转用为建设用地，则城郊或恰好位于旅游风景区的极少数的农民就可以获取巨大利益，这个利益之前本来是由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的。这个意义上讲，既没有释放出财富，也没有创造出财富，而只是转移了财富，即将之前公共的土地财政转移到了极少数恰好承包了特定位置土地的农民手中，让这部分农民成为食利者。这显然不是目前我们要的结果，因为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而且城市建设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土地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但土地制度可以借土地的特殊性来充当国家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剩余的再分配手段。当前学界一些人以为仅仅是改变土地制度就可以凭空创造出亿万财富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

　　近几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上升。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才5587亿元，2007年即猛增至9333亿元，2011年达到历史性的3.15万亿元。有些城市土地财政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超过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正是凭借土地财政收入，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可以大刀阔斧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可谓是日新月异。　　巨额的土地财政自然引起社会关注。总体来讲，学界和媒介对土地财政持

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利益博弈，是因为其中有巨大的利益空间。农地一旦被征收为建设用地，就可能产生巨额的增值收益，地方政府正是以此增值收益(所谓卖地收入)形成了庞大的土地财政，失地农民期待有更多的失地补偿，因此展开了激烈的围绕土地利益的博弈。

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三元利益结构，核心是，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又分为有征地机会的城郊农民和无征地机会的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前者只是农民中的极少数，后者才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在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二元划分视野下面，我们期待通过改变土地制度建立更有利于资源输入农村反哺农村的制度来补偿农村补贴农民，却可能只是补偿了本来就机会更多生活条件更好的强势的城郊农民，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却因此更加失去了获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