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国家要求增减挂钩必须在区县范围内进行，且限制了每年可以进行增减挂钩的指标数量(一般为国家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大约10%)，如此，才能使某些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难度大的地区形成较高的指标价，也才能让诸如成都市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借增减挂钩来实现城市利益向农村的输送。

增减挂钩这一制度设置，并不能因此而有让农村建设用地本身变成资源的魔力，而不过是用这一制度安排，使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所形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挂钩指标，让农村建设用地参与了部分城市利益的再分配。这个过程并没有新增财富，而只有通过增减挂钩这一特殊制度装置而来的再分配财富。周其仁的“农村建设用地里头有资产”观点，就是目前全国热烈开展的城乡建设中的建设用地的崇拜一个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增减挂钩的“大跃进”，忽视了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质的不同，极有可能导致农村为夺指标而使得耕地盲目抛荒、农村社会资源譬如农民住房的白白浪费。

最近10年，我几乎每个暑假都到农村调研,还组织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利用暑假进行农村调研。因为我认为且越来越认识到，农村调查是阅读农村，认识中国，发展有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长期的农村调查，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因为对经验有深厚把握，既可以从经验的内在逻辑中去理解农村，又可以通过对中国九亿农民的理解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国情，可以形成事事自下而上看的习惯，从而可以变得深刻、冷静，不偏激、不偏执。

阅读中国农村这部大书，理解中国九亿农民的生活，不仅是农村社会学专业师生应该做的基本功课，而且应是所有试图理解和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应该切实关心的问题。

在城市化的激进实践方面，笔者看到三个版本，一是重庆市的农民转户进城政策，希望通过让农民拿土地换户籍来创造城市化奇迹。二是山东诸城的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实践，，即地方政府要的是农民的土地，而说的是要为农民提供与城市一样的生活与公共服务设施。三是河南K镇案例，是将K镇所有的存量资源流动起来然后沉淀在镇区的房子上。农民将所有积蓄与未来都消耗进去却不能带来切实利益，反而带来了各种严重问题。

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明确两个根本性前提，中国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目前“中国制造”是中国第二产业的主打部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0年，其仍然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学界已有的村庄结构研究包括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农村以及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本文作者对村庄结构的区域差异成因总结为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两个方面，并比较了华南、华北、长江流域、西北、东北等地农村。

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作者针对这三种村庄对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讨论。

各种现代性的革命力量在改变着村庄的社会结构，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垄断所有的公权力，使传统的血缘与地缘组织合法行使暴力的空间没有了；宗族和村庄的公共财产被没收后分给农民，最后归并到集体，族田和族产被分掉了。

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进城务工农民返回农村的道路是畅通的，但同时又是曲折的。曲折表现在两个方面：

农民在农村的消费性投资浪费严重。一种是住房攀比使得农民把辛苦钱投资在不必要的房屋更新换代上，另一种则是家电下乡带来的盲目购买家电产品，但其使用率并不高。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大。有些返乡农民工在县城或镇上投资办厂，或开设店面，但其中少数人会成功，多数人会失败。若是回到村庄创业，如运销、办小型加工厂、建养猪场，同样只有部分人会成功。此外，如回村建房开小店的创业更是并无太多成功的空间。

农村也许并非创业的地方，而是生活、休养的场所。返乡农民工在农村的生活，远较在城市贫民窟生活的质量要高。这样其就构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为稳定的力量之一，这也就是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也就是说，无论资本下乡能否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个存疑，至少在粮食生产领域是不存在的)，资本下乡都会挤占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这个大账算起来并不困难，遗憾的是，厉以宁教授及很多人都不愿意算，很奇怪。

资本下乡，从农民那里流转土地来进行规模经营，其效率远不如老人农业(因为老人农业的劳动力是不计成本的)，资本因此必须有国家的支农补贴，才能在与小农经济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政府补贴资本去挤垮小农，这在当前小农收入对一般农户家庭十分重要的背景下，听起来就觉得不靠谱。明明目前小农经济有效率且小农经济不仅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而且为农业提供了就业收入机会，我们却正在支持资本下乡去打垮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