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对象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中不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方面和环节。因此，深化改革，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矛盾的状况，了解哪些方面和环节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出可行的改革措施。切忌少数精英闭门造车，搞什么“制度设计”，尤其不能照搬外国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制定的改革方案来规划我国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不仅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最终都是要求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照搬西方的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世界观也是相同的。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争锋、较量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的人性论渗透到了各个领域，成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根子。

苏联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为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反思苏联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坚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国史研究的重要性，有利于深入思考国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竭力引导改革朝资本主义方向开展。这些人还相当顽固，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喧嚷一番。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现在大家都赞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应该看到，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发展，理论界出现了一些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论调，如资本家富有是聪敏能干，而工人贫穷是愚笨懒惰;资本家的利润是从事管理监督等工作获得的，不是剥削;等等。这些论调在造成了思想混乱。我们掌握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了解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就可以从根本上分清理论是非，批判和揭露这些论调的实质及其危害。

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苏联演变的先导，其核心是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某些知识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对知识分子应该作具体分析，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充当反共反社会主义急先锋的只是少数(绝对量也为数不少)，但是当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有的直接占据了党政要位)，他们在意识形态、思想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就极为恶劣和巨大。

毛泽东这一段论述是以生物为例来说明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完全适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用这种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至少有两条应该明确：第一，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就会陷入僵化、停滞状态。第二，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只讲改革，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样的改革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反面去，改得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本身了。

阶级斗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那意味着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将必然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而对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涉及人的经济利益及其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领域，更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是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数剥削者一边去思考问题。“屁股指挥脑袋”，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个基本道理是颠扑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