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给伊拉克平民带来什么　　

　　　　   　　　　　　

　 　

作者：罗伯特·费斯克     乔·魏尔丁　　

　 　

作者简介　　

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 1946年7月12日出生于英格兰肯特郡的梅德斯通镇。先后为《泰晤士报》和《独立报》派驻中东的通讯记者。从1976年开始的30多年间,费斯克的采访足迹遍布中东、巴尔干以及发生过战争或种族清洗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并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定居生活超过了25年,多次置身于十分险恶的生死关头。因此,他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最著名的驻外记者”。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费斯克一直坚守在战争前沿,写了大量来自战争第一线的报道。费斯克的战争报道以视角独特,直言无忌著称,很多报道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如《在美军重围中,萨达姆走上街头人群中》《美国“者”主宰伊拉克的第一天》《美军占领巴格达:贼获得了解放》《战后巴格达:纵火犯获得了解放》《撕碎的文明——巴格达博物馆浩劫记》《火烧巴格达国家图书馆——人类文明史最后的一页》等。费斯克精通阿拉伯方言,是极少数采访过本•拉登的西方记者之一。1994年至 1997年间,他曾三次采访本·拉登,其中一次在苏丹,两次是在阿富汗。他也被本·拉登认为是唯一的立场中立的西方记者。费斯克的报道不仅是精彩的新闻,很多已经变成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费斯克坚定地认为,记者的职责第一是作为历史不偏不倚的见证人,第二便是挑战当权者。在多年目睹无情杀戮和政治欺骗之后,他深刻地意识到,“是监督权力的核心”。他认为,一个称职的记者应当权者,尤其是当政府和政客们将我们拖入战争,决定要去杀人,而有人将被杀的时候”。　　

费斯克的报道时常引起争议。他的读者分为两种:或者非常喜欢他,或者非常厌恶他。批评者认为费斯克的报道常带有深刻的个人成见,甚至有人称其为“方主义者”。而支持者则认为费斯克是把遭到美国主流传媒忽视甚至是扭曲的事实揭露出来,将被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掩盖起来的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了公众,因此与其说他”反西方”,倒不如说他“言”。费斯克获得过很多新闻奖,包括两次大赦国际英国新闻奖和七次英国年度国际新闻记者奖。以下两篇报道取自他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的现场报道。　　

乔•魏尔丁,英国年轻一代独立记者和撰稿人,也是联合国人权观察员。在伊拉克战争中,他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记者,一直活跃在战争第一线。在2004年4月美军对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战斗中,他作为极少数前往该城的西方记者,亲自参加了运送伤员和转移平民的工作,并将战争对平民的巨大伤害作了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后,与当时西方媒体的主流报道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广泛关注。《费卢杰死亡见证录》一文是他在关于伊拉克的报道中的经典。 　　

　 　

事件背景　　

　 　

　2003年3月20日　,以美国和英国为主力的盟军部队正式宣布对伊拉克开战。澳大利亚和波兰的军队也参与了此次联合军事行动。这就是继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的美伊战争,又称第二次海湾战争。此前,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萨达姆及其儿子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萨达姆拒绝了这一通牒。当最后通牒的时间到期后,以美英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开始了攻击行动。　　

进攻伊拉克的盟军部队由美军部队12万人、英军部队45000人、澳大利亚军队 2000多人及波兰军队200余人组成。另外,伊拉克国内反对萨达姆的军队约五万人也参加了战斗。　　

盟军部队是通过驻扎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对伊发动军事打击的。战争打响后,美国第三步兵师从科威特西北方向的沙漠向巴格达挺进,伴随他们作战的还有美国第 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的部队。在伊拉克东南部方向,以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英国第四、第七装甲旅组成的第一装甲师为主力,对伊军发动了钳形攻势,其目标是打开伊拉克的海运通道。在战争进行了两周后,美军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又投入了 173空降旅以及特种部队,并和该地的库尔德人武装联合发起进攻。原计划中准备在北方发起进攻的美第四步兵师主力则因土耳其议会的反对,未能参加该地区的战斗。　　

经过两个星期的激战,英军首先控制了伊拉克南部的石油重镇、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此时,在伊拉克全境都出现了断水和停电等人道主义危机。多个国际人道组织开始向伊拉克运输救援物。这些援物资大多从联军所控制的乌姆盖茨尔港进入伊拉克,还有部分则从科威特进入伊拉克。战争爆发三周后,美军势如破竹地攻入巴格达市区,大批伊拉克军队向美军投降,萨达姆在伊的统治宣告结束。　　

美英军队的战争行动及随后的军事占领导致了伊拉克全境的无政府状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美军占领巴格达后,发生了频繁的抢掠事件,巴格达博物馆遭到洗劫,上万件珍贵文物失踪。由于伊拉克反政府武装的反抗,导致美英军队在各地的伤亡人员不断增多,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遭致国际舆论和国内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激烈批评。　　

　 　

报道原文　　

巴格达市郊的舒亚尔区有块金属片,高度仅　一英尺　,上面的数字却提供了巴格达最近这场残暴罪行的线索。　　

到昨天下午为止,至少有62名平民丧生。那块金属片上的代码代表着犯下这宗罪行的凶手。美国和英国当局昨天竭尽所能地暗示,杀害这62名平民的凶手是一枚伊拉克的防空导弹,并表示他们“调查”这起屠杀事件。然而金属片上的代码却是西方文字和式样,而并非是阿拉伯文。而且许多爆炸后的生还者当时还听见过飞机掠过的声音。　　

昨天早上,在努尔医:,痛苦和悲惨景象令人触目惊心。一名年仅两岁的女孩赛妲•贾法儿全身包裹在绷带里,一根管子插入鼻子,另一根则插进腹部。我只能看到她的前额、两只小眼睛和下巴。在她身边,有一堆旧绷带和棉花签,上面沾满鲜血和苍蝇。不远处一张肮脏的病床上,躺着三岁大的穆罕默德•阿麦德,他的脸部、腹部、双手和双脚都被绷带紧紧缠绕。在他床底下,则是一大片黑色凝结血块。　　

这家医:没有电脑,只有几部最原始的X光机。但那枚导弹却是由电脑制导的。那块作为重要物证的导弹碎片上有电脑的代码,美国人可以轻易地进行查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碎片上的代码为30003要704ASB 7492,字母”B”被刮损,也可能是”H”。这组号码应该是流水号。后面还有一组代码。军火制造商通常称这组代码为武器的“。它们是: MFR 9621409。　　

星期五傍晚,那枚导弹爆炸之后几分钟,一名老人发现了这块有代码的金属片。他家距离　六英尺　宽的弹坑只有　100码　远。就连伊拉克当局也不知道这片金属的存在。那枚导弹在人群中爆炸,喷射而出的金属弹片贯穿了周围住宅的劣质砖墙。人群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小孩,很多人四肢或头颅被削断。有一家三兄弟,最大的21岁,最小的 12岁,就在市场对街所住的小砖房的客厅里被弹片削倒。隔着两道门外,一对姐妹也在同样情况下丧命。努尔医:的　麻醉　医师阿合梅德后来告诉我:“过去从未曾见过像这样的伤口。这些人被几十片金属所刺穿。”他说的一点儿没错。我前往一间医:病房,造访了一位老人。他的双腿背面和臀部上共有24个洞,有些跟一英镑的硬币一样大。他的医生递给我一张X光片。上面清楚地显示,至少有35块银色的金属仍然嵌在他的身体内部。　　

美军战斗机星期四对夏布的一条公路发射了两枚导弹,炸死、烧死了21名伊拉克平民。舒亚尔和夏布一样,都是贫穷的什叶派斯林聚居区,里面遍布铁皮浪板和水泥搭建的民房和一般只有两个房间的砖房。两地的人民正是布什和布莱尔所期望的能对萨达姆政权揭竿而起的那群人。但是在昨天,在这个贫民窟里,人们把愤怒的矛头 指向了美国和英国。其中有年老的妇人,也有丧失亲人的父亲与兄弟。因为无所不在的政府“守者”当时正好不在现场,他们才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这是犯罪”一名妇女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没错,我知道他们说他们轰炸的目标是军队。但你在这里看到了军人吗?看到了导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少数记者的确曾报道,他们星期四在夏布附近看到了一辆卡车,车上载有一枚导弹,舒亚尔四周也有高射炮阵地。昨天早上,我听见一架美军战斗机从屠杀现场上空呼啸而过,并看到伊军向它发射了一枚地对空导弹,但却追不上它。战斗机在贫民窟上方的幽暗蓝天留下一道长长的凝结尾线。一门1942年前后制造的高射炮在几个街区以外朝天空射击。然而即使伊拉克人确实在郊区建立了阵地,或者把军火移到了那里,难道美国人就可以公然对民宅、市场和大街开火吗?他们明知那里有许多平民,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动的攻击。　　

上星期的夏布公路攻击事件发生在一条干道上。当时正值中午,沙尘暴弥漫着天空。无论那名飞行员锁定的攻击目标是什么,数十名平民就这样死去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昨天在他家空荡荡的水泥房间里说:“我原本有五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了两个。而且我怎么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他说:“一个儿子被击中肾脏和心脏,胸口全是弹片,都是从窗户直接贯穿而入的。现在我只能说,我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悲哀。”一位邻居插嘴说:“我亲眼看见飞机的侧面。它在发射导弹之后立即改变了航向。”　　

　 　

留意飞机何时来袭,已经成为巴格达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位读者上星期有意问我,是否曾亲眼目睹美国飞机出现在巴格达上空。我必须坦承,在至少65次空袭行动中,虽然我的眼力相当锐利,但还是连一架飞机也未曾见过。但我听得到这些飞机的声音,晚上特别清楚,它们是以超音速飞行的。白天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从笼罩市区的黑烟上方掠过。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枚巡航导弹,也许是战斧式导弹,以大约仅　640公里　的时速从我头上飞过。我看着它沿着一条大道向底格里斯河方向飞去。市区内冒出的灰色烟雾有如一只死亡之手的手指,配上剧烈的声响。这确实是导弹在爆炸。如果能找到弹片,上面的电脑代码就能暴露它们的身世。舒亚尔这枚导弹上的代码正是如此。　　

昨天一整个上午,美国人再度大显身手,轰炸了巴格达市区周围的目标。伊拉克部队则在城外和市中心挖掘防御工事。一枚空中发射的火箭在伊拉克新闻部大楼屋顶爆炸,摧毁了一批碟形卫星天线。在一次延续较久的空袭行动中,我看到被轰炸的办公大楼摇晃了数秒。甚至在努尔医:,当舒亚尔市场屠杀事件幸存者还在挣扎求生时,炸弹和导弹爆炸的冲击波与音波使:内的墙壁抖动不已。　　

市区的爆炸声此起彼落。 52岁的侯赛因•姆纳提盯着我。他的脸上嵌满金属碎片。一名20岁的男子坐在邻床,他被炸断的左臂裹着绷带,血迹未干。仅仅12小时之前,他的左臂、左手和手指都还在。现在他茫然回忆着事发经过:“我当时在市场里,什么都不知道。火箭爆炸时,我就在它的右边。然后救护车便把我载到了医。”　　

我不知道他截肢后有没有服用止痛药,但他想要说话。当我问他的姓名时,他从床上坐起来对我喊道:“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　　

——《独立报》 　2003年3月30日　 　　

　 　

来自停尸间的报道　　

(罗伯特•费斯克)　　

上星期,阿合梅德•卡森•哈梅德被塞进了亚穆克医:太平间的一个黑色袋子中。塔勒布•尼耶玛•哈姆特希在市立医:停尸间被找到时,头部中了三枪。阿姆尔•艾尔万•易卜拉辛则在五分钟后被家人运到停尸间。一颗子弹贯穿了他的心脏。而他原定一星期后就要迎娶未婚妻娜婕姆。　　

停尸间苍蝇成群,尸臭扑鼻。亚穆克医:里尸满为患。前些日子我发现很多尸体就停在医院的院子里,因为冰柜已经装满。那些尸体躺在担架上,上面覆盖着毯子,放在烈日下炙热的水泥地上,气温高达摄氏45度。大批苍蝇在尸体上面飞来飞去。在市区的停尸间里,殡葬工人穿着肮脏的绿色工作服,无暇理会那些站在门边和一摊污水旁号啕大哭的家属。　　

只要每天在停尸间里待上几小时,你就会开始认识这些死者。他们的父亲、妻子和亲戚会告诉你,他们生前如何穿着打扮、从事什么工作、死后留下了多少子女。　　

经常有小孩出现在廉价的棺木旁,或尖叫哭喊,或茫然失落。许多家属哭着说,根本没人关心他们。在一次又一次表达哀悼之意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说的没错,的确没人在乎他们。我们学着用阿拉伯语说:“愿他失去的生命在未来成为你们的生命。”但他的生命已经永远失去。自从我们在　4月9日　“解放”巴格达以来,就算最保守的估计,也已经有一万名伊拉克平民遇害。　　

本文所记录的,只是上星期杀戮事件中的少数几起。哈山•阿合梅德死时只有26岁。在停尸间里,他的堂表兄弟萨德克拿出这位年轻人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哈山微笑着,瘦削的脸上长了一些胡子,身上穿着一件亮紫色的衬衫。哈山的父亲是军人, 1982年在两伊战争中阵亡,那时哈山只有五岁。上星期三下午3点,他走在巴格达毕雅尔区住家附近的街道上,有人朝他头部开了两枪。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他?没人知道。　　

萨尔罕•达奥德老先生站在巴格达市立停尸间门外。他戴着眼镜,牙齿几乎掉光,穿着一件穆斯林白色长袍。几个小时以前,他仅有的两个儿子, 19岁的阿合梅德和27岁的阿里,在他们位于巴格达的住家外被人枪杀。有人说这是一起仇杀,但这位父亲无法确定。萨尔罕说:“我们只是被困在这场悲剧里。过去很少有类似的杀人事件,如今每个人都会用枪杀人。请你把我们的悲剧告诉大家吧。”　　

我们在污水池旁等了半个小时。其他尸体送进来时被推挤到一旁。棺木从清真寺运来了。这些棺木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阿合梅德和阿里被抬出来放进三层板制的棺木里,再将棺木绑在一辆小型货车的车顶上。死者的堂表兄弟、伯叔父和老父挤上车,启程前往位在巴库巴附近的家乡。　　

阿姆尔•易卜拉辛的家属说,他们知道是谁在星期三枪杀了这名30岁的建筑工人。他们甚至将凶手嫌疑犯的姓名告诉了伊拉克警方。但这些领美国人薪水的警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死者的叔叔达赫尔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后来我们到了这里。他们索取了15000第纳尔(折合五英镑)的解剖费,不给就拿不到死亡证明。我们先是被剥夺了生命,接着钱也要被他们拿走。”对许多伊拉克人来说,五英镑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 　　

26岁的法哈德•马赫托夫星期二晚上在家附近被人用刀刺死。他的叔叔慢条斯理地说道:“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悲剧。没有人关心我们。”　　

对亚穆克医:来说,过去的这一星期如同噩梦一般。莫塔达•卡利姆刚从当地警察局接收了三具男性遗体,全是遭到枪杀,而且应该都是被窃贼杀害的。卡利姆说:“四天前我们遇到了最糟的情况。那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小孩。她们参加了一场婚礼,人们对空鸣枪庆祝。结果美国人对他们开火,妇女和她的小孩中弹身亡。”同一天他们还收到一具男子的遗体,这名男子和父亲在巴格达行窃,两人分赃时发生争执,男子被他的父亲杀害。　　

上个月有一家九口的尸体被送到亚穆克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相信,其中五名女子是在一间妓院被自己的兄弟找到后,这些兄弟对她们执行所谓的“荣誉处决”,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枪战。　　

有些人凭空消失了,家属在市立医院停尸间的墙壁贴上他们的照片,一等就是几个星期。在一名穿西装打领带、一表人才的男子照片下方写着:”阿布杜尔•艾米尔•努尔•穆萨维, 　2003年6月11日　 (上星期三)在巴格达失踪。现年71岁,白发,穿着一件灰色长袍,提供下落者可获重赏。“还有一名叫贝妲•贾芙尔•萨德的16岁女学生,照片下方印有她父亲的电话号码,并写着:“金发、褐眼,穿一件黑色裙子。”显然, 她是在巴格达遭到了绑架。　　

占领伊拉克的国家成立了所谓的“盟军临时政府”。他们乐于使用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数据,告诉你有关新开张的学校、新就任的医生和前一天的石油产量等等。至于每天有多少无辜的伊拉克人被杀,当然不会列入他们的数字资料。因此这里提供几个统计数字:上星期三,巴格达市立医院停尸间接收了19具尸体,其中11具是死于枪战。次日,殡葬人员接到了11名死者,其中五人被子弹夺去性命。 5月份大约300名凶杀案受害者被送到停尸间。 6月份大约有500名。 7月份有600名。上个月大约有700名。停尸间副主任阿布都拉•拉札克医生表示,去年7月萨达姆政权统治时,整个月只有21名枪击受害者遗体被送到停尸间。　　

　 　

　 　

当然,这些情形还可以找理由粉饰一番。萨达姆实行恐怖统治时,当时的巴格达或许十分安全,但是库尔德族居住地区和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地区却时常发生大屠杀事件。伊拉克已经有好几座集体坟冢被发现,数以万计的男男女女遇害。他们没有死亡证明,没有葬礼,没有公平与正义。曾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担　任首席　医师,后来又重获美军任命的侯赛因•马基德告诉我,当年那些”安全囚犯”在夜里被处以绞刑时,他接到命令,不得替死囚开出死亡证明。　　

也许有人认为,萨达姆政权时代是政府犯下的罪行,如今则是民众无法无天。美国怎能为“荣誉处决”这种事负责呢?但他们就是应该对此负责。因为占领军有义务保护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平民百姓。“盟军临时政府”的使命要求他们必须照顾伊拉克人民。但他们根本就不把此当回事。　　

以上统计数字还没有列入数百起枪击事件中的受伤人数。例如在金迪医院,我遇见一名男子,他父亲是一座工厂的管理员。他说:“抢劫者闯入工厂,他向他们开火。接着美国人来了,对我父亲开枪,因为他手里拿着枪。他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他会活下来的。可是没有人来探望我们,没有人前来说声抱歉。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们。”　　

最近被送来的尸体中,有一个名叫萨德•穆罕默德•苏丹的。他是美军的正式翻译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随同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员前往摩苏尔时,在车队中被一名美军士兵开枪打死。美国人打死他之后,镇定地开车走了,甚至懒得停下来看看他们究竟杀死了什么人。萨德死时35岁,留下妻子和两个小孩。　　

在市立医院停尸间的院子里,聚集了一群怒火中烧的年轻人。他们是什叶派穆斯林。我猜想他们是民兵组织巴德尔旅的成员。他们正在等候塔勒布•哈姆特希的棺木送来。塔勒布周三在巴格达住家门口被人朝头部开了三枪丧命。两伊战争期间,塔勒布失去了双腿,两个兄弟也战死沙场。他的一个堂表兄弟个头很高,不愿透露姓名,边说话边愤怒地吐着口水:　　

“你一定要搞清楚,”他对我大声吼道:“我们是个穆斯林国家。美国人想分化我们,让逊尼派和什叶派内讧。但是伊拉克不会爆发内战。这些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美国人放纵这种事情发生。你也知道,美国人来这里前作过许多承诺。他们承诺给我们自由、安全和民主。过去我们一直梦想这些承诺实现。但现在,我们只梦想在美国人中间引爆身上的炸弹！”　　

——《独立报》 　2003年9月21日　　　

　 　

费卢杰死亡见证录　　

(乔•魏尔丁)　　

　 　

一　　

伊拉克,费卢杰, 　2004年4月11日　。费卢杰向东延伸的公路上,烈焰冲天的卡车、油罐车与大巴车触目可见。一群男人和男孩在一辆还没有完全烧毁的货车附近跑来跑去,将它抢劫得一干二净。我们选择走小路,经过阿布格莱布、努哈和阿拉尔,边走边唱着阿拉伯歌曲。迎面而来的是满载平民与少数行李的车子,他们往另一个方向驶去。我们的客车行经临时设立的补给站时,一个男孩从窗子里将食物丢到车上,说是送给我们,也送给还留在费卢杰的人。　　

客车前方有一辆轿车作前导。里面坐着一位当地的伊斯兰教教长的侄儿,还有一位向导。他认识费卢杰当地的穆斯林战士,可以让我们通行无阻。我之所以会坐在这辆大客车上,是因为昨天晚上11点钟,一位记者朋友来到我的房间门口,告诉我费卢杰情况非常危急,他已经送出好几名手脚被炸断的儿童。当地的美军要求居民在黄昏之前离开这座城市,否则性命难保。然而当居民们收拾细软行李准备出城时,却又被城郊的美军检查哨拦住。他们实在是无路可走,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太阳西下。　　

那位记者朋友还告诉我,想进城救.的车队与新闻媒体也经常被拦阻。费卢杰迫切需要医疗物资。如果运送医药物资的汽车有西方人随行,那么顺利通过美军检查哨的几率就将比较高。至于检查哨之外由当地武装组织控制的路段,他们已经和这些组织打过招呼。我们要搭乘客车将医药物资送进费卢杰,尽量帮一点当地人的忙,然后乘坐同一辆客车将必须离开城市的居民带出来。　　

我在此不用赘述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也不用问那些我们既扪心自问也相互询问的问题。读者也不必指责我这样做实在太过于疯狂。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无论如何,我们最终总算平安抵达了费卢杰。　　

我们将医疗物资堆在走廊上,直接撕开包装盒分发给周围的人。毯子是最受欢迎的物资。严格地说,这个地方根本算不上医院,顶多只是一间诊所。美军空袭摧毁城里的主要医院之后,一位自行开业的医生在这里分文不收地为平民动手术。还有一家诊所是利用一间车库临时改造成的。诊所里没有麻醉药品,血袋就冰在饮料冷箱中,使用前由医师拿到肮脏的厕所里,放在热水龙头下解冻。　　

几名妇女尖叫着闯进来,一边祈祷一边拍打着胸膛与脸庞。其中一位哭着说道:”我要找乌米,我要我的母亲！”我抱住她,诊所顾问兼代理主任马奇带我走到一张病床边,床上躺着一个年约十岁的孩子,头部受了枪伤。邻床是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是受了枪伤。两个孩子由老祖母带着逃离费卢杰时,被一名美军狙击手打成重伤。　　

电灯忽然熄灭,电扇停止转动。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有人揿燃打火机,让医生继续施行手术。城里的电力系统几天前就被切断了,只能靠燃油发电机供电。一旦燃油用光,大家就只能各显神通了。这两个受伤的孩子看来都活不了多久。　　

“这边来吧！”马奇带我走进另一间病房。一名老年妇女腹部中弹的伤口刚刚缝合,腿上的伤口正在敷药,床铺浸透了鲜血。她的手里仍然紧紧抓着一面白旗。又是一样的遭遇:她离开自己的家园,准备前往巴格达,但在路上被美军狙击手击中。费卢杰现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当地武装组织各据一方。但这几名伤者都住在美军占领区。可以非常确定的是,狙击手来自美军。　　

美军狙击手不仅造成了大量伤亡,同时也使救护车运送伤员的工作陷于瘫痪。费卢杰遭受轰炸后幸存的最大一家医院坐落于美军占领区。与这家诊所之间的交通饱受狙击手威胁。诊所的救护车屡屡被枪弹击中,已经修理过四次。许多人至今横尸街头。因为没有亲友敢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尸。　　

　 　

二　　

有人会说我们一定是疯子,会在这时来到伊拉克。更多人会说我们精神完全失常,才会来到费卢杰。现在又有人告诉我,像我这样坐在一部小货车后面,从狙击手的枪口下运送病人与伤者,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疯狂的行为。然而我心里清楚,这些事情我们不去做,就没有人会去做。　　

他手里拿着一面绘有红色新月的白旗。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我们遇到一群人,司机告诉他们我们的目的地,他们立即挥手让我们通行。我们的小货车刚转了一个弯,正要离开穆斯林战士的地盘,前方再过去一堵墙就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驻地。两者之间是无法穿透的寂静:没有飞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直到对面街上的一道门打开,一名妇女走出来,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们慢慢挨近墙上的大洞,看到一辆汽车,周围散落着迫击炮弹的弹壳。我看到伤员的脚就跨在水沟上。我心想他可能已经断气了。美军狙击手已经出现,附近一幢建筑物边上就有两个。我推测他们还没发现我们,因此得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放声大喊:“哈啰,你们听得到我的话吗?”他们一定听得到。我们彼此距离只有约莫　30米　,甚至可能更短。周遭一片寂静。你甚至听得到50步距离外苍蝇的嗡嗡 声。“我们是医疗队,要将这位伤员带走。我们可以出来搬运他吗?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表示同意的信号?”　　

我确信这两名狙击手一定听见了我的喊声。但他们就是按兵不动。也许他们还没有搞清楚情况。我又喊了一遍。这回终于听到了回应。但我仍然不很确定。于是我又喊了一遍。　　

“哈啰。”　　

“喂。”　　

“我们可以出来接他吗?”　　

“可以！”　　

我们高举双手,慢慢走出去。黑烟迎面而来,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味道。这人已经全身僵硬,两条腿分外沉重。我和我的两位向导拉娜与戴夫一起用劲,他们从他的臀部下方抬起。一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和他血淋淋的头发与手掌粘在一起。我们可不想带着枪走。于是我用脚踩住枪,再抬起他的肩膀。鲜血从他背部的伤口涌出。我们使尽全力才将他送上卡车,赶开紧追不舍的苍蝇。　　

他光着脚,因此我猜想他原来穿的是夹脚拖鞋。他应该还不到20岁,穿着一条仿制的耐克短裤,上身是一件蓝黑条纹相间的足球衫,背后印着大大的“　28”　。诊所的工人将这名年轻战士从卡车上拖下来时,他口中冒出黄色黏液。工人帮他翻身,脸孔朝上,越过诊所前方的空地,送到斜坡上临时搭建的停尸间。　　

　 　

在飞机抵达内华达州的里诺后，海军陆战队员在民航飞机乘客的注视下给凯西少尉的棺木盖上国旗，凯西少尉是在伊拉克阵亡的。摄影：赫斯勒

我们洗去手上的血渍,坐进救护车。有几名伤员被困在另一家医院里,必须转送到巴格达。我们的车警笛大作,闪光刺眼。而我们趴在车厢地板上,将护照与身份证件举到车窗外。救护车很快就挤满了伤员。有个人胸膛上缠满绷带,吊着点滴。另一人躺在担架上,两腿猛烈痉挛。我必须将他的腿抱住,才能把他推出去,搬上医院的台阶。　　

其实这间医院比我们的诊所更适合救治伤员。只是缺乏各种医药设备。唯一能够将伤员送到巴格达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客车来运送。因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先将他们送回到诊所。回去的路上,我们全都趴在救护车的地板上,以免被流弹射中。女医师妮莎琳年纪和我差不多。车子一上路,她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妮莎琳医师对我说:“你能不能去接一位女士?她是孕妇,很快就要生了。”　　

阿扎姆负责开车,阿合美德坐在中间带路。我靠着车窗坐下,露出我的外国人脸孔和护照。有什么东西从我手边刮过,伴随着子弹的呼啸声。塑胶碎片从车窗飞了进来。　　

我们紧急停车,关掉警笛,车顶蓝灯继续闪烁。等了一会儿,有人看到转角的屋顶上有美军海军陆战队制服的影子。几颗子弹飞过来。我们立刻蹲下,身体尽可能压低。我看到红色光点掠过窗边,掠过我的脑袋。虽然难以确定,但有些光点似乎击中了救护车。我开始大声唱歌。当别人对你开枪时,你还能做什么?一个轮胎爆了,车子剧烈地震动。　　

我气炸了。在一个重重包围的城市,开着一辆标识明显的救护车,我们一行人正要去接一个即将临产、没有医疗照护、没有电力可用的孕妇,而你们却对我们开枪。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们好大的胆子!　　

阿扎姆抓住排挡杆,救护车开始倒车,越过路中央的弹坑时,另一个车胎爆裂。美军继续开枪。我们转过街角逃命。我继续大声唱歌。轮胎剧烈摩擦地面,橡胶碎片在马路上燃烧。　　

我们回到诊所。有人急着去找担架。但我摇头示意不必麻烦了。他们注意到车上的新弹孔,赶紧过来查看我们是否安好。我问他们有没有别的方法去接那位孕妇,答案是没有。他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这辆救护车已经修理了四回,如今要想办法再修一次。可是水箱已经脱落,轮胎也严重变形。那位孕妇仍然困守家中,在黑暗中一个人分娩。我辜负了她的期盼。　　

　 　

三　　

我们无法再出发执行任务。因为没有救护车可用,况且天色也暗了下来。我的外国人脸孔已经不能保护随行的人员与接运的伤员。马奇说他过去痛恨萨达姆,但如今更痛恨美国人。　　

我们脱下蓝色罩袍。天空发出亮光。这是诊所对面某个地方发生了爆炸。几分钟之后,一部汽车轰然停在诊所门口。我还没看到那个人,就听到了他的惨叫哀号。他真是体无完肤,从头到脚都被烧伤。诊所的人也无计可施。这名伤员几天之内就会脱水而死。　　

我们从车内抬出另一个伤员放到担架上。随行的人说是被集束炸弹炸中受伤的,但没说清楚这两名伤员是不是同样原因而受害。我们往雅瑟先生家走去,经过每个转角都要等候一下,直到确定前方街道没有危险了再往前走。一颗火球从战斗机坠落,爆裂成许多发出白色亮光的小球。我以为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集束炸弹。不过小火球随即消失,原来只是照明弹。它们无比明亮但却昙花一现,犹如要为下面的城市拍一张快照。　　

雅瑟先生家里有好几名武装分子。他请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学的是法律。有人问我熟不熟悉国际法,尤其是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我说我知道日内瓦公约,并说下回将带一些资料来,请人用阿拉伯文给他们讲解一番。　　

我们谈到一位被武装组织绑架的日本人质高远莱穗子。这群武装分子与绑架高远莱穗子的那伙人没有关联。但是当他们感谢我们今天晚上的所作所为时,我们也顺势提到高远莱穗子是如何帮助街头流浪儿童,她在平民中多么受到爱戴。这几个武装分子表示他们无法做出任何保证,但答应设法查清楚高远莱穗子的下落,说服有关组织释放她和其他人质。我不认为这个承诺会有什么意义。费卢杰战事正酣,他们与别的武装组织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试一试也是值得的。　　

整个晚上都有飞机在空中盘旋,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自己正在搭飞机长途旅行,无人侦察机连绵不断的低音、喷射战机震耳欲聋的噪音、直升机沉闷乏味的节奏,爆炸声此起彼落。　　

第二天早上,我用气球为诊所里的孩子做了几只小狗、长颈鹿和大象。阿布杜拉•艾布迪显然被飞机声和爆炸声吓坏了。我吹泡泡给他看,他看得目不转睛。一个又一个泡泡,他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微笑。另外一对双胞胎也笑了,他们才13岁,但其中一个已经会开救护车,两人都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射击高手。　　

早上刚起床的几位医师都形容无比憔悴。他们每天晚上睡不到几小时,已经连续操劳了一个星期。一位医师名叫贾希姆。他过去七天只睡了八个小时,忙到连自己兄弟与姨婶的葬礼都无法参加。　　

贾希姆说:“死者已矣。我必须全力抢救伤员。”　　

　 　

四　　

我和戴夫以及拉娜再度出勤。这回开的是一辆小卡车。美军海军陆战队阵地附近有几名伤员必须送医院,但是没有人敢走出房子。因为陆战队员就在屋顶上。他们会对任何会移动的人开枪。萨德拿了一面白旗过来,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他已经和沿路的穆斯林武装人员打过招呼,没有人会对我们开火,一切会平安无事的。萨德是个 11岁的男孩,脸上蒙着头巾,只露出明亮的棕色眼睛,随身带着一支和他身高差不多的步枪。　　

我们再一次对着美军大吼大叫,高高举起印有红色新月的旗子。两名美军士兵从建筑物里走出来。拉娜喃喃自语说:“真主伟大,千万不要有人对他们开枪。”　　

我们跳下车来,告诉两名美军士兵,这里的几户人家有伤员等待我们接送就医。美军要拉娜先到一间屋顶已经被他们占据的民宅,接走里面的13名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全都挤在一个房间里面,过去24小时没有食物也没有饮水。　　

军阶较高的美军士兵说:“我们待会儿就要开始扫荡这些房子了。”　　

“扫荡房子是什么意思?”　　

“一间一间地进去,搜索里面有没有私藏武器。”他看看手表,虽然没有告诉我行动开始的确切时间,但是提醒我等一下会有空袭行动支援:“如果你们要做,动作最 好快一点儿。”　　

我们首先来到街道上,一名男子脸朝下趴着。他穿着一袭白色的长罩袍,背上浮现出红色的血迹。我们跑向他,但成群的苍蝇早已捷足先登。戴夫抓住他的肩膀,我抬起他的膝盖。当我们要把他推上担架时,戴夫的手竟然从弹孔穿过他的胸膛。原来子弹是从这个人的背部穿透,轰掉了他的心脏。　　

死者手中并没有武器。我们到达现场时,他的几个儿子跑出来哭喊:“他没有带武器,根本没有！他刚出门就被他们打死了！”后来这一家人就再也不敢出门,全家人都吓坏了,连替他收尸都没办法,被迫违背死者应尽快下葬的伊斯兰教传统。他们不知道我们会来,因此不可能有人先出来收走武器,只留下尸体。　　

他没有武器,年仅55岁,从背后遭到枪杀。　　

我们盖住他的脸,将他抬到小卡车上,但是找不到东西覆盖他的身体。一名生病的妇女在旁人搀扶下走出屋外,几个揣着布包的小女孩围绕在她身边,喃喃叫着:“爸爸,爸爸。”她们吓得浑身发抖。我们走在前面,双手高举,转过街角,帮她们坐进小卡车的车厢。我们用东西挡住她们的头,以免她们看到死者。那个相貌亲切、身材肥胖、硬挺挺躺在后面的男人。　　

人们如潮水般从屋子里跑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护送他们安全逃离火线。男女老少都问我们,能不能带他们一齐走,如果不行的话,至少让妇孺先行离开。我们去问美军,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回答,已到战斗年龄的男子必须留下。我追问”战斗年龄”是几岁,他想了一下说, 45岁以下一律算战斗年龄。　　

我震惊万分。费卢杰即将化为齑粉,但这些男人全都无法脱身。他们未必都是战士,也不是每个人都持有武器。这种情况并不为世人所知,也不会出现在媒体上。因为那些记者要不是海军陆战队的跟屁虫,就是在城郊就被挡驾不许进城。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消息带回去,两声爆炸又把人们赶回家中。　　

拉娜和美军一齐行动,从他们占据的房子里撤出平民。小卡车还没有回来,人们躲在墙后面。我们除了继续等候之外无计可施。我们犹如在一座无人的荒原等候。陆战队员用望远镜紧盯着我们,或许当地的武装分子也正对我们虎视眈眈。　　

我的口袋里有一块会变魔术的手帕。这时我像个傻瓜一样坐着,无处可去。四周都是枪炮声与爆炸声。于是我让这块手帕消失、出现、再消失。我想我最好装出一副与世无争、对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样就不会有人想起对我开枪。然而我们不能等太久。拉娜似乎已经去了好几年。该动身了,她必须快一点儿。居民之中有一名年轻男子,拉娜正企图说服美军,让他跟我们一齐离开。　　

有位男士提供了一辆警车,可以先载走几位行走不便的老人和年纪最小的儿童。这辆车少了一个门,谁知道它是真正的警车,还是被人占用但正好出现在此地?这其实都没关系。只要能将平民尽快送走就好了。人们从房子里小心翼翼地探出身来,高举双手,挨着墙边,紧紧跟随我们走到街道上。他们紧紧抱着婴儿,拿着袋子,彼此牵着手。　　

小卡车回来了。我们尽可能往里面塞人。另一部救护车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赶到了。一名年轻男子站在一间房子残存的门口,上身打着赤膊,手臂上的绷带浸透了血。也许他是一名武装分子,但一个人只要受了伤而且没有武装,他的身份就无关紧要。收尸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就如诊所　那位　医师说的,死者是不需要帮助的。然而只要是举手之劳,我们还是会尽量帮忙收尸。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美军的同意,救护车也赶来了,因此就开车到路上收取尸体。　　

救护车朝我们开过来了。美军用英语对我们咆哮,举起枪口,命令车子停下。救护车开得很快,仿佛没听到美军士兵的命令。我们吓得全都大吼大叫,挥手示意。司机过了好久才听到和看到我们,赶在美军开火之前紧急刹车。车子终于停下来了。我们将死者抬上担架,赶快送进救护车车厢。拉娜和伤员挤在前座,戴夫和我则蹲在后车厢的尸体之间。他说他从小有过敏的毛病,嗅觉比较迟钝。我将头伸出车窗外,真的希望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　　

　 　

五　　

救护车即将出发,送伤员送到巴格达。其中包括那名全身烧伤的男子,那个下颚与肩膀被狙击手打伤的妇女,以及其他几位伤员。拉娜说她要留下来帮忙,我和戴夫立即表示我们也要留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上一次执行任务之后,我非常清楚费卢杰还有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少留在自己家中,可能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可能是害怕得不敢出门,还有的人则可能是决心死守家园。　　

然而阿扎姆从一开始就和我们约法三章:我们必须和伤员一齐出城。他能与之打 交道的武装组织有限,每个组织的想法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得先将伤员尽快送到巴格达。如果我们遭到绑架甚至杀害,势必会引发更多问题,因此我们最好搭这辆汽车离开,然后再尽快回来。　　

医师希望我们的车尽量多载一些伤员,但这时我们却要占去好几个位子,这使我们感到分外过意不去。先前出来执行任务时,我最受不了的事,就是自己并非专业医护人员,却非得坐在救护车上,只因为美军狙击手看到我时,可能会想到自己的姐妹、女朋友或妻子。然而在费卢杰就是得这么做。这是一场战争。虽然我向来不是听命行事的人,这回却不得不破例服从。　　

车子已经开动。萨德祝我们一路平安。他先和戴夫,然后和我握手。我用双手握住他的小手,叮咛他好好照顾自己。对一个才十来岁、一只手拿着步枪的穆斯林武装分子说这种话,实在有点愚蠢。我们四目交会,他的眼神充满热情和恐惧。　　

我能不能带他一齐走?能不能带他去一个将他视为儿童的地方?能不能用气球做一只长颈鹿给他,再给他几支素描铅笔,并叮咛他要记得刷牙?能不能找到将步枪交到这个小男孩手上的人?能不能告诉别人这对一个小孩会有什么影响?我是不是一定要把他留在这样一个世界: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大人,其中有许多人与他为敌,有许多人则根本是敌友难分?当然,我必须这么做,必须离开他,让他像其他地方的娃娃兵一样,继续过这种日子。　　

回去的路途依然紧张万分。救护车差点陷入沙坑。人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逃难,甚至坐在拖拉机的拖车上。轿车、卡车与客车排起长龙,将平民送往其实未必安全的巴格达避难。也有许多人开车向费卢杰驶去,这些人可能已经安顿好家人,回城后也许是要参加战斗,也许是要帮助其他人离开。我们的驾驶员换成了贾希姆的父亲,他没有按照阿扎姆的指示改走另一条路。我们突然和前导车分开了,这条路是由另一股武装组织控制着,他们并不认识我们。　　

突然,一群男子挥舞着枪支要我们停车。他们不知为何认定美军会舍弃战车与直升机,跑到这部救护车上来。路旁有人下车大喊“美国记者”,车上的乘客也对窗外高喊“我来自费卢杰”。武装分子上车检查,确定车上载的都是病人、伤员与老人,都是伊拉克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挥手让我们通行。　　

我们在阿布格莱布停车调换座位,外国人坐前面,伊拉克人坐后面。我们拿掉头巾,让别人更容易看出我们的西方人面貌。美军非常高兴看到西方人,反而不太理会同车的伊拉克人。他们对车上的男乘客搜查了一番,女性则省略了这道手续。因为没有女兵可以执行搜身任务。穆罕默德一直在问我情况是否顺利。　　

我告诉他:“天使与我们同在。”他笑了起来。　　

我们终于回到巴格达,将伤员送进了医:。烧伤的男子一直痛苦呻吟,医护人员将他送下车时,努哈哭了起来。她搂住我,要我当她的朋友,说我能够抚慰她的孤独,她的寂寞。　　

卫星电视的新闻报道说费卢杰已经停火。美国总统布什在复活节当天对美军表示:“我知道我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从背后枪杀手无寸铁的人,而且就在他们的家园外面动手,难道这是正确的?枪杀举着白旗的老太太难道是正确的?枪杀逃难中的妇孺难道是正确的?对救护车开火难道也是正确的?　　

布什,我现在明白了。我亲眼看到你是如何蹂躏一群人民,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我亲眼看到医生动手术时没有麻醉剂可用,因为医院早已被战火摧毁,因为狙击手滥杀无辜,因为整个城市被围困,因为救.物资迟迟运不进来。我还亲耳听过那些声音,我坐在救护车里,子弹照样从头上飞过。我亲眼看到一个人的胸腔里的内脏暴露在外面。我闻到过那股气味,还看到他的妻子儿女是如何奔走哭泣的。　　

这是一种犯罪。全人类都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　　

　 　

报道评析　　

　 　

技术永远不能战胜思想　　

　2003年3月20日　,巴格达时间凌晨5点,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和中国所有电视观众一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美英等国军队对伊拉克发起进攻的新闻和现场报道。电视屏幕上,巴格达黑黝黝的天空看不见任何东西。突然,天际边缘白光一闪,随即传来隐约的爆炸声。然后是电视主持人略带兴奋的声音,告诉我们:那是盟军导弹击中了巴格达郊外某个地方的目标。　　

虽然同在亚洲,但对于中国的电视观众来说,落在巴格达的战斧式导弹就像落在 地球的南极洲或北极洲一样遥远。战争在我们这里仅仅是一个电视屏幕上的模糊画面,是一个好莱坞三流导演拍的蹩脚战争片中的荒诞镜头,是一个仿佛在另一个世界中发生的不真实的故事。　　

　 　

　 　

是的,对于身处战争之外的人们来说, 　2003年3月20日　黎明时分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只是一个“媒体制造”的故事而已。当现代媒体高速运转, 24小时滚动播出“伊拉克战况”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只有导弹的打击、飞机的轰炸、摩托化步兵的挺进,还有就是电视上军事专家不断发出的“伊军到底在哪里”的纳闷和惊讶。　　

然而,在这个媒体制造的虚拟战争后面,还有一个真实的战争。在这里没有什么故事,只有弹片、瓦砾、鲜血、残肢、死亡、眼泪、绝望,以及无尽无际的仇恨。但这个真实的故事谁来告诉我们呢?公众在媒体上看不到战争的这一面。仅仅因为电视没有画面,广播没有播出,报纸没有刊载、网上没有信息,于是,这场战争中最残忍最悲惨的那部分事实就仿佛不存在了,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或者“传媒时代”的荒诞性所在。大众传媒在带给现代人类各类信息、娱乐和服务的同时,变成了一头狰狞的隐身九头怪兽翱翔在我们头上。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技术力量,传媒不动声色地垄断和控制了公众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控制了我们的感受、情绪、思想和认知能力,让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来自媒体,而不再是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与思想。但是,媒体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它总是按照自身的利益来进行“议程设置”,让凡是不利于提高收视率或售报率的内容隐去,留下并拼命倒腾那些他们认为对公众和广告商具有媚惑性和吸引力的“娱乐元素”。于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伊拉克战争不再是真实的血染事实,而变成了一场好莱坞大剧式的“传媒盛宴”。　　

显而易见,在这个荒诞不经的“媒体恐怖”时代,罗伯特•费斯克和乔•魏尔丁们成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符号和象征。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无论现代技术力量有多么强大,但仍然无法阻挡人类的良知、睿智、理性、情感和思想。同时,费斯克和魏尔丁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还彰显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记者肩负着告诉公众真相,帮助公众思考和判断的重大社会责任。换言之,越是在传媒组织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越是需要具有独立思想和无畏勇气的记者。　　

在费斯克和魏尔丁来自伊拉克村落、医院,甚至停尸间的现场报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伊拉克战争是如此的邪恶,毫无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口中的正义性可言。“消除萨达姆的专制暴政”、“解放伊拉克人民”、“为伊拉克带来民主、自由、公正”都在导弹的爆炸中和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枪口下变成了一种讽刺。断垣颓壁、凝结的血渍、布满苍蝇的尸体、母亲和妻子的哭泣、男人的怒吼和小孩手中的步枪,这一切构成了伊拉克战争最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从电视上看不到的。它们不是“媒体制造”,不是媒体技术的产品,但却是所有好莱坞摄影棚和电视台编导所制造不出来的事实。然而,当人们看到美英军队的“ 解放”竟然使伊拉克人民陷入如此惨状时,谁又不置疑这场战争的公正性,又有哪一个具有良知的人不发出停止这场战争的怒吼?　　

只有身处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残酷;只有经历过空袭、爆炸、恐怖、饥饿、迫害、伤残、死亡的人,才会由衷地反对战争,反对一切制造和狂妄鼓噪战争的政策、政府、政客以及被现代媒体控制的无知头脑。当电影或电视技术为我们制造一部部光怪陆离,画面斑斓的战争大片时,当现代人被电影:或电视机里的演技、特技、电脑、光效等制造的”战争“而陶醉并渴望成为其中的“英雄”时,费斯克和魏尔丁们却正在武装分子和海军陆战队的枪口下和战争中的人们感受另一种战争,一种传媒技术永远不可能克隆和复制的真实的战争。亲眼目睹了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亲身经历了伊拉克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他们才和伊拉克人民一道,成为了布什和战争的敌人,发出了“这是一种犯罪。全人类都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的呐喊。 　　

费斯克说过,“每个记者都应该在他的背包里放一本历史书”。在他和魏尔丁看来,作为一名记者,他和普通大众最本质的不同就是,他有责任将伊拉克战争的真相大声说出,让伊拉克人民的怒吼变成全世界的声音,让发起战争的那些国家的公众知道布什们的政策和决定在另一个国家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希望自己的报道变成强大的舆论和竞选票数,制止这种犯罪并永远不再重来。在他们看来,记者的责任,就是要坚持人类的正义和公道,通过自己手中的笔、键盘或镜头将真相告诉人民,通过唤醒和激发深藏在人类心底深处的良知与正义感,来反抗政客们的冷血与残暴,反抗当代媒体技术对人类思想的蔑视、嘲弄、专制和控制。　　

海湾战争已经成为过去,萨达姆也被绞架送进了历史,但伊拉克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息,伊拉克平民苦难的终点仍遥遥无期,世界还有战争,还有死亡和杀戮,还有母亲和妻子的痛哭。伊拉克还需要费斯克和魏尔丁。世界需要记者,需要像费斯克和魏尔丁一样正直无畏的记者。　　

不,他们不仅仅是记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他们是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特殊符号和象征,是任何技术力量所无法摧毁和战胜的精神、思想、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