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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科学概念之战　　

庚寅上书引发转基因大论战

转基因，这个对大多数国人仍是一个陌生的科技名词概念，却似乎在一夜之间，让所有中国人都认识了它。由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部文件对于转基因粮食作物的首肯，让一场本来属于科技范畴的争论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转基因大论战，早已超过了科学概念之争，地缘政治角力与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论战的背后隐现，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不能自已。正如转基因技术的无法预测一样，这场争论的问题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回答。数十名政协委员联署的反对主粮转基因化的议案已经提交大会，转基因主粮的商业推广，因这些争论，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

宋阳标  蔡慧清 王英辉 　　 

“有人在故意混淆概念”，两会前向全国人大上书反对转基因作为中国主粮进行商业推广的100多名人士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激动地向时代周报记者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我们甚至比那些支持这项国家政策的人更加支持转基因技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更需要转基因技术来改造我们的粮食产业。我们反对的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实验证明其无害的情况下，贸然将主粮作为转基因实验场。一旦实验错误，就无法回头，中华民族将不战而亡”。

庚寅上书

2009年，我国农业部依法批准发放了几个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表示将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转基因作物将成为中国人主粮的说法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并引发民众的担忧。　　

庚寅新年刚过，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前夕，由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学者李昌平等各界人士起草，并由100多人联署的一封反对转基因主粮行动的公开信挂号寄到全国人大。在这封信认为：　　

“在国际上生物能源产业化和农产品武器化的大趋势下，2009年11月农业部有关部门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业化生产经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其它国家转基因品种仅限于非主粮）。我们认为，将安全性仍然存在广泛、激烈争议的转基因食物主粮化，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务必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体人大代表高度关注和重视。”　　

此上书一经媒体披露，即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主流的科学界人士对转基因技术进入主粮均表示支持，著名反伪科学人士方舟子也连续发文反对这封信，他向时代周报记者激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地缘政治上讲，主要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在极力反对，他们一直对美国有成见，认为美国不怀好意，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美国要通过转基因使中国断子绝孙，而政府又不顾人民的死活。这完全是胡说。”　　

人民网也以学者访谈的形式，邀请了十位两院院士以访谈的形式对转基因作物种植推广表示了支持。　　

“耕地逐年减少，粮食产量无法进一步提高，能否填饱中国人肚子便成了政府某些部门坚持批准转基因主要粮食作物的重要理由。先不谈抢占转基因作物后能否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也不谈匆忙批准转基因主要粮食作物能否抢占生物科技制高点，将未经历史实践检验的阶段性成果发放通行证，由此带来的危险可能贻害民族和国家”，庚寅上书联署者之一，香港摄影报记者马卫民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

无交集的论战

就在这些置身两会之外的人士们忧心国事的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最权威的粮食专家袁隆平的一席话将有关转基因的话题带入了更大的风浪中。　　

“要想证明抗病抗虫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到底有没有问题，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用人来做实验。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袁隆平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两代人没有问题的话，就证明这种转基因食品可以大胆地吃。”　　

在袁隆平表态后，由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两份提案也于3月7日递交全国政协大会。特殊的是，这两件议案的发起人均为开国元勋的后人。一份是由董必武之女董良翚发起，一份由任弼时之女任远征发起。董良翚发起的共有3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贺龙之女贺捷生、叶剑英之女凌孜。另一份在会议现场由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当场联署后提交大会。3月9日晚，受这些政协委员的委托，庚寅上书签署人之一，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向时代周报记者通报了这个消息。　　

苏铁山表示，这两组委员的议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转基因技术，中国必须要搞，而且要集中精力大搞，不能分散去搞，必须要走在世界前列，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支持是明确的。我们反对的是在未经确保安全的实验的前提下，就将主粮进行商业化推广。我们建议，这件事情一定要经过全民讨论，由全国人大立法，由全国人大最后批准，不能由少数专家、官员说了算。　　

中国人民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周立，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了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现状：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总额240亿元的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撒胡椒面似地分散在不同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缺乏基本集成平台的，各自为政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研究，不仅会做大量无效的、重复的研究，还很容易在发表论文、出国交流、专利申请、商业赎买等诱惑下，把阶段性成果和国家机密，轻易地公布或出卖出去。同时，分散无序的转基因研发过程，也容易发生基因飘逸、技术泄露等问题。这类事情在中国中部的一个研究基地已经发生。　　

以获取研究经费和科研发表（求利有求名）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成为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尤其是Nature，Science以及各类SCI国际发表）和生物试验与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看似热闹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庚寅上书的人们反对的是主粮转基因化，而反对他们的“方舟子们”却认为“庚寅们”是在反对转基因技术。　　

上书成员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向时代周报记者说：就是一种药，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大规模临床实验才能确定有无副作用，或者有什么副作用。我们过去吃的粮食是先民们经过千万年的精选而留下来的，我们不用担心。转基因有没有毒，谁敢打保票？　　

而方舟子向时代周报表示：那封公开信并没有说出什么反对理由来。在美国，三大主粮的转基因品种早就批了，早在十几年前，美国就开始种植转基因玉米，现在8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的；2001年美国就批准了转基因小麦；到去年为止，美国也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左大培激烈反对方舟子这个观点，他认为，方舟子仅仅是说美国是转基因种植大户，但是并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不是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如果他说我是极左，那我看他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特务。科学的事情要符合逻辑的推理，要有经验事实，科学应该是可检验，可重复的，既能证实，也能证伪，否则是什么科学？　　

    方舟子向时代周报给出他支持转基因主粮行动的理由：欧盟国家总体上也是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只有法国反对。　　

据华盛顿智蘘团Pew 研究中心一份44国民意调查显示，西欧81%人和日本76%人都因为健康和环境理由反对转基因食品，美国也有55%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良的。　　

“欧洲人并不认为认为转基因作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这种观点渗透于他们资助的研究政策”，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农学院的教授Kenneth Cassman在纽约时报2月份的一篇报道中说。　　

英国洛桑研究中心植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奈杰尔·哈尔福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欧洲的民意目前还是反对转基因农作物，但意见在漫漫淡化。欧盟委员会最近甚至批准了耕作转基因土豆。这是十年来，第一个此类的批准。”　　

不过苏铁山指出，欧盟的基因土豆仅用于工业生产，不用于食品。

跨国公司的影子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新著《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描述了四家跨国公司是如何实施在中国的转基因作物战略的。他披露，一些跨国公司贿赂中国的一些官员，在地方偷偷摸摸地推广转基因作物。中国的大豆和棉花产业链早已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玉米正在滑向前者的道路。跨国公司正在阴谋控制中国的农业，以让中国重蹈巴西农业覆辙，来攫取超级利润。　　

而西方一些学者并不赞同郎咸平的观点，奈杰尔·哈尔福德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生物技术产业，所以批准转基因水稻品的决定应该不是跨国公司在背后操纵的。　　

美国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博士格雷戈里·谢弗，也持同样的观点：“中国政府决定批准一种在中国自己国内发明的转基因米，这在全球正进行的转基因争论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个人不认为这决定是受跨国公司的推动。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中国是第一个发明自己的转基因品种的国家。中国在自己国内的转基因发展潜力上已经做了不少投资。”　　

但格雷戈里·谢弗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中国如果决定继续最求这方面的发展，他还有很多时间赢取他国市场的承认。这过程将会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因为它将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在欧美之外发展的转基因品种在欧美寻求赞同。这将可能影响整个欧美界的转基因政治。”　　

但走出去的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系，可持续粮食生产专家彼得·乌斯特威尔向时代周报展现了中国遇到的困惑：“中国已经因为向欧盟出口了转基因水稻品而被欧盟官方抵制，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件事使得中国出口农产作的未来发展变得更复杂。提高转基因水稻品的生产量一定会让中国在全球水稻品市场上的位置变得更复杂。”　　

乌斯特威尔预测到中国在转基因国际贸易领域将会遇到两个难题：“一、向欧盟和其他未赞同转基因的国家出口水稻产品。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水稻品将必须非常严格地分列，转基因水稻品也必须实行包装上标明的措施。二、中国政府和孟山都、先正达等超大规模农产企业的关系。这些企业可能会要求特许权使用费，而目前的体系里并没有这方面的保证。”　　

    美国华裔科学家，美国里海大学乳液高分子研究所博士王朝华，1997年以后就一直在美国农业部从事大豆玉米的应用研究，他不赞同将中国孤立于世界转基因纷争之外的观点：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国际性的争论目前还没有定论。然而，我们通过对转基因技术的观察，就可以发现，这项技术完全是一种跨越种族，跨越国际政治，跨越生物界的未知世界的新的东西，它把人类带入了一个争论不休的时代。　　

王朝华向时代周报提交的材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麦克尔泰勒是FDA的行政助理，后来成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的首席法律顾问。就是这个麦克尔泰勒起草了一项新法律，隐藏了1958年颁布的非法农药和食品添加剂可引起已知癌症的事实。1992年，FDA无视一片反对意见，甚至包括来自FDA内部的科学家的反对意见，声称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没有本质不同，对人体健康没有损害，因此没有必要对产品进行说明的必要。　　

王朝华说：2009年，孟山都在南非推广的转基因玉米使得82万公顷土地上几乎颗粒无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需要稳定的高产，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灾难。　　

王朝华向时代周报披露了一些在国内鲜为人知的事情：　　

“早在2000年，德国就发现蜜蜂在摄入转基因的油菜花粉后，它的肠道菌群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横向基因转移）。这种转移不会发生在人身上吗？　　

曾为福克斯电视台工作的两名获奖记者，因为要揭露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在孟山都的压力下遭到电视台的解雇。2008年法国独立导演玛丽·莫妮克·罗宾拍摄了一部名为《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在美国遭到禁演。孟山都在阿根廷推广转基因种子时采取了贿赂的方法，由于使用转基因种子带来的危害在当地短期内已经无法改变。”　　

王朝华发问：“转基因种子对人体有直接的影响，“生物污染”比化学污染更可怕。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转基因的种子的确有这些作用。当植入的基因改变了土壤中微生物和杂草的基因后，我们怎么办？　　

面对这样的世界，中国应该如何做，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方舟子却这样描绘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未来：转基因作物绝对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那个国家先种植推广，哪个国家就会掌握农业的先机。传统的育种方式已经走到头了，未来必然是转基因作物的时代。

转基因　　

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优良遗传形状的物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培育新品种。也可以利用其它生物体培育出人类所需要的生物制品，用于医药、食品等方面。　　

转基因技术　　

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中，由于导入基因的表达，引起生物体的性状的可遗传的修饰，这一技术称之为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在媒体上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　　

转基因技术，包括外源基因的克隆、表达载体、受体细胞，以及转基因途径等，外源基因的人工合成技术、基因调控网络的人工设计发展，导致了21世纪的转基因技术将走向合成生物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