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准确打右派 与 胡耀邦改开拔头筹　　

——谈政治人物与阶级斗争　　

　 　

思想解放无止境。

唯心史观与人性论，个人崇拜论、权谋史学、市侩哲学、“信守不平等条约”、张爱玲“海派文化之母”以及近日勃兴的“程序正义”之类 等而下之纷至沓来，霸权精英用这些宝贝给大众“启蒙”30余年，成功地打造出时下中国的国民精神状态。

什么状态？

荣耻颠倒，八个方面，一言蔽之矣。

就是这环境，在政治方面，孵化出了焦国标、余杰和袁时飞们，孵化出了茅于轼的炫耀 “我被准确打成右派”。最近，这孵化持续深化，几大媒体联合推出《胡耀邦最早把“改革”和“开放”并提》专题，以耀邦公子回忆为依据仔细考证，让“耀邦书记”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筹。一时间，《“改革开放”的最早提出者并非邓小平》啦，《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啦，纷纷扬扬，形成媒体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不是说“程序正义”神圣不可侵犯，“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绝不应当变”么？　　

“耀邦书记”的结论，可是小平提议中共中央定的铁案，“程序”无可挑剔。在中国法制体系内，那可是最高法不可等量齐观的“判决”。　　

你们蠢蠢欲动，想干什么？　　

还想做“程序正义”文章么？　　

耀邦以“平反冤假错案”起家，也因此为整个右翼感念不已。那“冤假错案”，难道不是“程序”判决的么？　　

如果说那“程序”不够“普世”，那你们的“程序”、美国的、资产阶级的“程序”，凭什么就是天生的正义，天生的神圣不可侵犯？　　

按照你们的逻辑，“曾文正公”血腥屠杀发匪的法统、老佛爷诛杀戊戌六君子的懿旨、国民党十年“剿共”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不平等条约，都是不可改变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共产党闹革命，从延安整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直到文化革命，“程序”统统是没有“正义”可言，罪恶滔天，统统是“冤假错案”，都应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阶级不同，有过普世的“程序”与“正义”吗？　　

　 　

政治人物是阶级的代表，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代表，不同时期他们还会顺势应时地变换自己的代表。　　

对代表人物的褒贬，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云云，就是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普世”形式。　　

怎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个人崇拜”了呢？　　

恢复“集体领导”的结果又复如何？　　

崇洋卖国时尚，腐败不可收拾，不是也同步出现并不断深化吗？　　

　 　

从“北京”起步时，高举列宁旗帜批判斯大林，“到天津”时列宁就成了“德国特务”。列宁一倒，改革之帜就变成三色旗并绣上了尼古拉二世，斧头镰刀就换上双头鹰。　　

同样，当他们开始重新反思时，重新审视斯大林就提上了日程。　　

褒贬人物不是考评历史，是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　　

在中国，中国两大阶级的殊死斗争，30年来一直是围绕着毛泽东的褒贬进行的。　　

　 　

代表人物必须与时俱进。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111页）　　

　 　

这段常被人们引用的话，会成为 “深化改革”的不协和音。　　

所以，这“总设计师”就不如那“总设计师”了。　　

《“改革开放”的最早提出者并非邓小平》与《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的话题就应运而生了——“拔头筹”课题的推出，犹抱琵琶式地暗换旗帜，是中国新形势下官僚买办阶级政治利益的重新表达。　　

通过最佳政治代表，他们要推出的是代表人物所代表的政治路线，“深化”普世政改，直奔“民主宪政”，具体一些，包括颠覆中央对胡赵的“程序正义”，触动敏感的LS地雷，旋开这个关乎中国稳定大局的政治结纽。　　

西亚中东动荡，希拉里的咄咄逼人和洪博培的赤膊上阵，右翼“颜色”中国有点急不可待。　　

有需要，也有可能。　　

茅于轼在“准确右派”之后，恶毒污蔑毛泽东遭遇人民公诉安然无恙，之后得寸进尺把矛头指向胡锦涛同志，这与美国航母黄海南海示威一样，他们看准了：有美国老板的庇护，有买办势力撑腰，即使再肆无忌惮，谁也奈何不得。　　

　 　

进一步“深化”，赵ZY和万某才是他们的最佳代表，只是火候不到不便提上日程罢了，否则这头筹还轮不到耀邦。在他们的计划中，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是迟早的事。　　

革命年代“朱毛红军”不可分，改革年代，胡赵能够分开吗？　　

赵某的话说得比较透彻：

　 　

“迄今为止，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　　

“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　　

 “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　　

“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　　

“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　　

“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　　

　 　

图穷匕见，赵某奏出的是官僚买办阶级的群体心声，背书的是右翼的政治期货。

赵某人《软禁中的谈话》早就在香港公开出版了，内地媒体至今讳莫如深不予批判，即此可见买办势力的水深。

　 　

事情越来越清楚，胡氏的所谓的改开，不过是私有化和殖民化。他的“改革”，不过是以资改社，颠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他的“开放”，不过是全面拆除社会主义的防火墙，放手让强势跨国垄断资本来中国攻城略地，将中国的资源环境和血汗，“大开快流”进中外资本的腰包。　　

时断时续的媒体耀邦热，即源于此。　　

　 　

多年来，右翼以颂周方式贬毛，其实这不过是个策略。周恩来与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共同战斗几十年，哪里分得开。说崇拜“大海般胸怀的蒋委员长”还差不多，他们哪里会崇敬周！可以断言，如果有朝一日右翼如愿以偿将毛泽东移出纪念堂之际，不光周也要跌得粉碎，就是刘邓也不可幸免保全——LS的“程序正义”否定之后，当事者能不清算吗？不信就看看海外民运丑类的言论。

东欧“转型”之后，共产罪是要被“普世法制”清算的，雅鲁泽尔斯基之类曾经的改革家，多半没有好的下场。　　

　 　

马克思在描述19世纪中叶法国从革命到反动的转变时，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以之观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后的社会状况，再确切不过：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 立宪派 统治以后是 吉伦特派 的统治； 吉伦特派 统治以后是 雅各布宾派 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５月１５日和６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　　

　 　

当然，历史事变的任何相似都是相对的。经过文化革命洗礼，又有苏东的前车之鉴，中国的“转型”过程就有了自己的特色。　　

前车之鉴使中国避免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休克”灾难，戈氏对共产党的恶性作践，叶氏的恶性私有化，急不可待分裂国家的倒行逆施，中国的胡赵当年曾经将其奉为圭臬亦步亦趋，这是他们风云一时而至今被整个官僚买办阶级感念追捧的原因，自然也酿成了他们自掘坟墓的结果。胡赵的下台，美国老板和中国买办固然扼腕叹息不已，但对中国却是件好事——它使中国避免了一次过早的沦落。　　

“渐进”虽然不等于改弦易辙，但却可避免过快颠覆。　　

社会斗争中，对立阶级力量的消长不是绝对的，它有如麦克斯韦滚摆。被压迫阶级受压榨的过程，也是经受现实启蒙的过程，统治阶级沉浸在还乡报复的得意中时，他们也在不自觉地扮演着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李泽厚们的“新启蒙”虽是欺骗，但李泽厚们所代表的阶级却是劳动大众最有效的“启蒙”老师，没有这“启蒙”，左翼的启蒙就沦为空谈。“先富”、“平均主义铁饭碗”、“专制”、“新自由”等等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生活给他们做的诠释。　　

于是，毛泽东热与重庆模式应运而出了。被剥夺的大众通过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表达自己的诉求，共产党内坚守信仰的力量把目光投向民众，也尝试着用重庆模式表达自己的反思，以探讨新的发展道路——这是前苏联所没有过的崭新现象。

从这个角度看，茅于轼们未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