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李茂生   

 光阴荏苒，不觉得已经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甲之年。对国庆节这个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我是每年都要欢庆的（虽然一些年欢庆中含有苦涩）。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需要做的事很多。对我来说，向非毛化、反毛化作斗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两天休假，想了很多，我想，今年的庆祝活动，或许可以从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性质说起吧！在中国人民即将进入欢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时，右翼知识分子茅于轼先生于2008年的最后一天，再次替富人说话并彻底否定穷人自己所干的根本性大事，他说：“毛泽东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一直以来，我都不对我这位同事（曾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此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言论不予置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文人不能相轻，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了。可是，这一次他突破了我能沉默的底线，他要否定以毛泽东领导工农通过武装革命建立新中国，我就不能不与他计较一番了。

    要“计较”就得针锋相对进行学理性辨析，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在这里，我先转发一下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张庭宾先生刚刚发布的博客，既表明我的态度，也表示我对张庭宾同志的支持（具体看法不一定都无保留地同意）。同时，为辩论公平，不断章取义，也将茅于轼的文章全文收录。

【附一】

看茅于轼先生是如何偷换概念的             

 不能以“贫富对立”遮蔽“善富恶富较量”

 张庭宾

     元月三日，本来是相互问好，祝贺新年的时候，所以先允许我向网友问好。 

    这个时间本不是辩论的好时候，但看了茅先生的《打倒富人穷人更没有希望》一文，实在是忍不住了。此前茅先生发表“18亿亩耕地红线为什么没有必要”后，又放言“18亿亩耕地红线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尽管我很不认同，但是还能忍住的，因为对于这个常识，社会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需要我去多此一嘴。但是看到“打倒富人穷人更没有希望”的标题，再加上正文的“中国改革的制度观”标题，他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贫富矛盾”和“制度”高度，那就不能等闲视之，再隔岸观火了。 

    当然还有犹豫，中国人的传统是尊老爱幼，茅先生是前辈，今年80岁了，已属耋耄之年。如此岁数仍然关心国事，却也令晚辈敬佩。不过，按照孔子所言的中国传统标准美德——“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而茅先生在过去短短的日子了，可谓屡屡“逾矩”：敢于挑战18亿亩中国人生存之本粮食的红线；敢于作为主要支持者之一以某某宪章挑战中国的制度底线。他显然没听孔老夫子的话，那么晚辈也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再者从茅先生频频宏论现象，本人愿意相信他背后是没有一班人，用了比如某某基金会的钱，制作文章，而后茅先生挂个名的。那么，茅先生的精力水平和逻辑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他既然摆出了擂台，准备做擂主，那也应该是准备好辩论了的。 

    尽管犹豫再三，最后让我决定还是要回应一下茅先生的，还是他把问题上升到了“贫富矛盾”和“制度”的高度上，那就把所有人，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包进去了，那我不仅是作为一个晚辈思考者，更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不管主动或者被动，都是局中之人，是逃脱不掉的。 

    最为重要的是，它牵涉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矛盾，它们是不容混淆的，如果混淆了，则未来真理不会越辩越明，而会是公说公的概念，婆说婆的概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火气难免越来越旺，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公公婆婆到老来不得不离婚——社会被撕裂的局面，所有人都是输家。

        不要以“替穷人做事”来“为富人说话”挡箭

     茅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如果这是其个人理念，无可厚非；但如果它被广为传播，以为学者示范，甚至影响社会舆论导向，利益博弈，则不能不辨析：一，茅先生怎么定义为穷人做事呢？他在文中说：“比如资助他们上学、看病、建廉租房、发放小额贷款”，但在同一文章的下文中，他又写道：“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仅就小额贷款而言，茅先生眼中“发放”就是为穷人做事，然而，他又鄙夷“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那么，也就可以这么理解：给穷人按照市场利率价格发放小额贷款就是给穷人办事了。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的低息小额信贷就不是茅先生标准的“为穷人做事”，而是纵容穷人了，给尤努斯发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发错了。

    还有茅先生反对的“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人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有多高，据我所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从来没有超过1000元的，茅先生也承认：“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样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个月挣不到1000块钱。但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

    中国劳工的工资真的很高了吗？要知道，即使每月1000元工资标准，约合年薪1600美元（按2007年汇价计算），仅仅是美国2007年人均收入的3.76万美元的1/23，如果以单位时间的收入计算，考虑到中国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要比美国劳工长一倍左右，中国农工的单位收入只有美国人的1/46。如果按照茅先生的看法，这都是合理的，是市场供给决定的。当然小额贷款不能低利率，也是市场供给决定的，既然都是市场供给决定的，那么都是市场的牟利行为，那么茅先生还能为穷人做什么事呢？是为穷人捐了钱，还是搭了粥棚来施粥呢？

    在改善劳工收入和工作生活环境上，茅先生既然认为一切都交给市场好了，那么也没有为劳工做过什么真正的实事的必要。而在劳工收入的问题上，茅先生却为“富人”实实在在地说了很多话，指出“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因为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供求关系就决定了价格涨不上去。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随着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力的价格肯定会涨上去。现在其实已经有这个苗头，我估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就会改变过来。”由此正告那些10多年来工资一直是1000元左右的劳工，短期内别指望涨工资了，尽管过去10多年来，中国福布斯富豪入门门槛已经翻了不知几番，尽管世界公认中国富豪的爆发速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尽管中国贫富分化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急剧下降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富豪们都可以涨收入而劳工是没有必要涨工资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中国劳工工资10年不涨的情况呢？为什么中国贫富分化如此急剧扩大呢？劳动力供给过多其实是一个表面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根源是，在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中，资本的自然属性最集中的，劳工是最分散的，如果按照纯粹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丛林自然法则），资本家是很容易把劳工各个击溃的，从而将劳工工资一直压在很低的状态。那么资本家会越来越贪婪，而劳工越来越压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心理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劳工不堪忍受而奋起反抗是和自然的结果。根本的公正的解决办法是让工人组成工会，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代表，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方进行生产力要素层面上的对等谈判，从而获得劳工收入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和社会总财富增长同步的分享权力。

    为什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工人通过集体谈判与资方平等协商的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像茅先生这样为富人说话的人太多了，看一看《新劳动法》推出，最低工资标准涨了一点，有多少拥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多么着急就知道了。对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出口退税急剧减少，国际原材料价格一度急剧暴涨等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巨大杀伤力，他们往往是熟视无睹的，而对于给工人保障点权力，加点工资就急得像天塌下来一样。

    茅先生是打着“为穷人做事”的旗号“为富人说话”。尽管他的为穷人做事都是有利可图的市场行为，我们即使全当他为穷人做了事，但是他能够将“为富人说话”和“为富人做事”分的开吗？其实，在当今决策博弈中，“为富人说话”恰恰就是“为富人做事”，而且是做最重要的事。

    富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人，尤其是投机暴利大富大贵者，他们多半都明白，要想获得财富利益最大化，最聪明的办法是获得游戏规则对自己有利的制定权，可以悄悄不漏声色地将别人的财富再分配据为己有。而赢得游戏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最至关紧要的是话语权，即找到那些有公众媒体话语权和政策制定影响力的人为自己代言，为自己说话，让决策和社会公众情绪跟着自己的利益走。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界的小富小贵们大抵也是明白的，为穷人说话，最多得到一些虚名，没有什么金钱利益实惠的；而为富人说话是有利可图的，是有赞助商的，为富人说话怎么会出力不讨好呢？当然，如果这个好是群众的信赖和赞赏，他们是自然得不到的，可这个好如果是他服务对象的金钱利益，相信是并不难获得的。就像茅先生得出结论——破除18亿亩红线和土地私有化的项目是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一样。我不知道这个赞助对结论的影响有多大，但我至少知道“18亿亩红线是拍脑袋出来的”这句茅氏断言是有拍脑袋之嫌，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口，未来有多少人口，每人要吃多少粮，吃多少肉，那不很容易就算出来了？难道国家决策者连这个加减乘除的简单数学都不会算。这句已经严重不符合常理的话，难免让人联想其中国的一句古话——“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或者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而美国法律为了监督本国学者拿别国钱财危害本国利益，还专门法律规定，本国智库学术接受它国财力赞助，必须上报批准，否则视为违法。

            破18亿亩红线就是破中国人的生存底线

     谁也无法否认——破掉18亿亩红线及其配套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背后隐含着巨大利益。

    18亿亩红线破掉和土地私有化了，谁会获得巨大利益呢？不会是农民，因为一旦土地私有化了，威逼利诱巧取豪夺农民土地权的行为必层出不穷，它在中国历史上一轮一轮前赴后继地发生了，农民卖土地没拿到钱反而欠买地大地主的钱的现象太多了。在发生了“黑砖窑”式令人震惊现象的当今基层，你能够指望获得土地私有权的农民能够得到公平的出让价格吗？

    现在积极推动土地私有化力量的人打着维护农民土地出让价格的旗号。是的，现在农地转非农地，政府低价收购农地，再高价卖给城市里的开发商，而这笔钱又没有相当大比例转入全民保障，农民也没有社保权力，这其中的确存在巨大的漏洞，必须予以改革。正确的改革办法是——转让的土地直接向社会上的开发商直接挂牌拍卖，合理划分卖地收入中农民、全民社保、城市廉租房和政府自留的比例。其比例关系，全面社保比例应大于卖地农民，卖地农民应大于城市廉租房，城市廉租房应大于政府自留。

    如果因为一个土地出让利益分配的技术性问题而废掉了18亿亩红线和土地国有。那就如同倒洗澡水，而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一样。如果真的废掉了18亿亩红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谁会是真正的最大利益者呢？

    ——企业老板们间接获得劳动力成本控制的利益。因为土地私有化自由转让意味着农民流离失所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更廉价富余的劳工，按照茅先生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理论，中国劳工的1000元的价格，不仅会持续3-5年，我看他们10-20年都没有涨工资的希望了。

    ——房地产开发商们获得直接巨大利益，可以廉价拿到大批的土地，源源不断地盖房子，而且越是财大气粗者的圈地规模越大，土地价格越低，暴利空间越大。

    ——那些世界上的粮食巨企将获得最大利益。土地私有化将为美国的跨国农业巨头在中国跑马圈地，实现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扫清障碍。它们会将转基因种子、农药和化肥配套的模式拷贝到中国来，将会摧枯拉朽般地摧毁中国的现有农业模式。要知道，这种新模式并不能提高多少农业单产，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上现在水稻单产最高记录一直掌握在中国人袁隆平的手中。换言之，它对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没有什么好处，或者好处很有限，但会很大地提高农民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的成本，使中国农民的净收入减少。

    由于跨国公司式农业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也将极大地将农民排挤出土地。如果中国达到美国的标准，中国的农民仅需要175万就够了（美国现在农业人口350万，耕地总量约是中国的2倍），现在中国约7.5亿农民中绝大多数就要背井离乡，让城市来消化。如果中国农民只剩下了不足200万人，即使每个农民的收入涨10倍（这是不可能的，以茅先生强调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城里的农民工月薪1千元，乡下的农民怎可能1万元呢？当然这么假设是把集约化农业的好处设想的充分一些），其消费率与现在相同不降低，中国农村的消费能力只相当于2000万人的消费总额，即意味着中国农村的总消费需求将降低97.3%，或者相当于现在的1/37。这将是扩大内需还是减少内需呢？同时试问茅先生——如果真的将农村的7.4亿农民洪流放出来，你怎么来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给他们安排如此众多的工作岗位。再试问，前一段时间出口加工企业纷纷倒闭，农民工下岗回家还有亩地保本，有口饭吃，如果他们的土地出让了，农业收益被跨国农业巨头圈走了，他们何以为生？！闹出乱子茅先生能负责吗？

    如果取消了18亿亩红线和实行土地私有化，让市场去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强者为王，赢家通吃，不出10年，国际粮食巨头企业将垄断和控制中国的粮食产业，中国人的粮食供应将受到国内跨国粮食巨头和国际粮食价格的双重控制，即中国人的基本粮食供给的生存权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像2008年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那样，国际粮价飙涨，短期内上涨一倍，令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陷入饥馑和骚乱之中，要知道，这还是13亿人的中国人粮食未发生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粮食也出现了短缺问题，不得不向国家市场购买，粮价还不涨到天上去！

    换言之，2008年如果不是我们坚持了18亿亩红线，我们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社会公众没有出现生存性恐慌，我们很可能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危机中倒下了。美国的著名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有一句名言：“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 就控制了人类。”把粮食的战略意义概括的再准确也不过了。不知道茅先生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或者是明知而故犯，还是觉得把中国人的粮食命运放到美国粮食巨头手中是中国人的幸运呢？如果是前者的原因，建议茅先生抽时间读一读恩道尔先生的《粮食危机》一书，或许有新的感受。

          不要夸张贫富矛盾掩盖善富与恶富的斗争

     观看茅先生通篇文章，来来回回都是自以为站在“少数富人”一边，把富人等同于少数人，然后可以得出自己为少数人说话很勇敢的意思。把穷人划归大多数，然后自顾自地担心起来——“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呢？”言下之意，“不能因为是（富人）是少数人，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好像穷人对富人觊觎的很厉害，富人非常不安全似的。

    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首先，来自网络媒体的声音并不只是穷人的声音，按照中国的物质水平，最穷的穷人是买不起电脑的，上不了网的。网上就很多问题发表意见的总和，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公众的意见，至少在当今中国是最接近社会公众的意见了。我知道中央的一些领导也经常上网，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偶尔跟帖；富人也有网上发言的权力，他们缺少时间，但也可以花钱雇佣人为自己发言，同时为符合自己利益的言论后面跟帖捍卫；更多的是有很多中产白领，有城市小市民，有学生，当然也有农民工，只不过茅先生是不大会认可这是社会公众的声音的。如果那样，岂不将自己置于社会公众舆论的对立面了？如此看来，用“穷人”的声音来概括批评者意见，似乎是一种省事和自我捍卫的方法。

    用穷人的“反智主义”和非理性来概括网络舆论，就很容易得出网络的批评意见来自于穷人缺乏知识的短见和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仇富心态。

    但暂且打住！因为这里面的确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偷换概念，即将网络的社会公众舆论被偷换为穷人的舆论；二是将社会公众对其言论观点立场的监督偷换为穷人对富人的对立和仇视——由于穷人“天生”是仇视富人的，因此为少数富人说话而不做事（接受了别人的赞助写报告在茅先生那里是不属于做事的，或者做的工作量的确很少，不算做事，只算说话）的他被千夫所指是悲壮而合理的。第一个偷换概念本人已经在上一段文字中论证，后一个偷换概念是社会公众舆论（在茅先生眼中的穷人）是天然地仇视富人的。

    要反驳茅先生眼中的“穷人”天然地仇视富人的论点，从逻辑论证上，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反证就可以驳到它了。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论证，来证明社会公众舆论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不是眼睛中只会冒仇视富人的妒火。

    第一个例子是网络舆论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坚定支持。今年上半年，某湖南小报发表文章，从袁隆平去参观汽车展就展开想象，说袁先生有六、七辆汽车，还要买更高级的汽车云云。在这篇报道的六七辆汽车被证明为子虚乌有之前，网络舆论全面力挺袁隆平，舆论一边倒地认为，不要说六七辆汽车，就是给袁老买一辆专机都是应该的，他为中国人的粮食生存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解决人类粮食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直接社会财富贡献是以千亿人民币来计，因为这么大的贡献，怎么享受都不过分。当然了，事后证明，袁老是很节制的，没有很多享受，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类贡献为社会贡献最大化的价值观。茅先生的价值观显然与袁老的不太一样，茅先生曾经将他的价值观如此概括：人活着就是要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什么是享受人生——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极大化。并向80后大学生广为宣讲。

    第二个例子是万科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现。过去社会公众舆论对国有资产流失和经营者持股有很多非议，这也通常被茅先生式的“精英”们看成是源于穷人仇富。但是，2007年，万科实施的经营者股权激励计划，向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预先公布了所有细节，得到了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的大范围的支持，尽管其中的个别技术细节引发了讨论，但可以说获得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倒性支持。根本原因是这个方案公正透明，基本合理，实现了经营者、公司、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共赢。由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打破“穷人必然仇富，社会公众必然仇富”的主观臆断。证明社会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将社会公众对非法，非合理暴富的监督和愤慨偷换概念，将之等同于穷人仇富，其将遗祸无穷，其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杀伤力一点也不亚于打破18亿亩红线。因为它掩盖了当今中国真正的主要矛盾——善富与恶富的角力。

    早在2002年11月，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善富与恶富的角力》。它指出：“新的尖锐矛盾正在不断孕育生长。善富在个人创富的同时，带动员工致富，并共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中国的生产力由此不断得到提升，他们正形成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正义力量，成为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创造财富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既有僵化的体制性缺陷，因为改革开放本身的探索性，为避免一次到位的改革而导致的剧烈社会动荡而不断推出的各种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措施，在客观上为一些官僚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与社会上一些投机资本内外勾结，权钱交易，形成中国黑色暴富阶层，他们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丑恶势力。其基本特点是个人暴富是以毁灭国家和公众更多财富为代价的，这种势力亦即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正形成当今中国毁灭财富的势力。”

    “恶富势力居心于中国社会永远停滞在权力和资本交易最大化的阶段，阻止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中国的现代成熟市场化架构的实现；他们企图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作为他们提款机的双轨制阶段，常阻止基于国家价值立场和民众情感取向的真正改革，图谋不断剥夺创造财富者的神圣成果，乃至侵吞国人改革开放奋斗进取的累累硕果。而民众也因为“姓资姓社”的迷雾，常常将国家转型、改革开放中由恶富势力毁灭财富导致恶果，简单地归结到市场化改革身上。”

    “此前，这两种力量此前没能上升为社会最重要矛盾，重要的原因是两种力量的较量还没有到针锋相对，生死决战的阶段。而目前两种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阶段，若进一步恶化，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金融危机和股市灾难，无论那一种都可能颠覆中国的社会进步，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中国能否继续健康良性的上升态势，将取决于创造财富的力量有力地遏制毁灭财富的力量，在两者的较量中占据绝对上风。”

    简言之，如果我们纵容和漠视恶富对中国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双重侵蚀，则社会贫富分化必然越来越严重，创造财富的正义力量会收到越来越大的压制，中国的社会矛盾难免越来越激化，终有一天，失去了生存和发展希望的人们会爆发，使社会发生动荡，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富人。即使恶富们逃到外国去也只能是当地社会边缘和被鄙视的人。

    所幸的是，茅先生还是同意“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的”。但恕我直言，他对恶富的问题显然重视不够。更必须提醒的是，过分夸大“贫富矛盾”会在客观上掩盖和转移社会公众对“善富与恶富力量较量”主要矛盾的关注，抹杀社会公众对恶富暴发的愤怒与监督的合法合理性。

    总而言之，茅先生文章中有种精英的傲慢，他写道：一个稳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为治理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必需有精通相关问题的专家来治理，没有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这样很容易就把很多人的意见，甚至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划入“没有文化，素质不高”的人行列，在决策中是没有必要考虑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个“精英”是谁来认定的，如果以提前预料到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大危机的全球尖端挑战为标准，那么中国就没几个精英，鄙人是还能勉强算一个。如果这个精英是由茅先生们认定的，本人是毫无兴趣加入这个精英阵容的。我不知道谁有权力认定这个“精英”，但至少我是没有权力认定精英的。

    茅先生这样写到：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这样看来，民主的定义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是人民民主程序，更不是人民监督，而更像精英“施舍”的结果。这倒大出本人的意料，这怎么能体现茅先生在该文中开宗明义的“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不过，如果以这种精英民主的逻辑，那么精英们就可以随便民主出“破除18亿亩红线和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建议和决策，那倒是一种即“民主”又高效的茅氏决策机制了。

 【附二】

                 打倒富人穷人更没希望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茅于轼   (2008-12-31 )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从1978年改革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我想，这个进步就是制度变革的作用。我们一步一步在用好的制度代替不好的制度，我相信，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的制度会变得越来越好。

 什么是好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好制度和坏制度区分的标准在哪里？

    我认为，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所以，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我们不能通过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平等。

    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的话，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都说是打倒一小撮，保护大多数。大家把自己列为大多数之中，没想到，斗来斗去，最后全都变成了那一小撮。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按照上面的这个区分标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适用房政策就是个不好的制度。因为它不平等，有些人可以买，有些人不能买。虽然给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制定了各种限制条件，但是很多有钱的人却在里面钻空子，用低于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购买，而不能钻空子的人只好去买高价的商品房。即使严格执行标准，没有人钻空子，那么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也并不是真正贫困得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至少他还买得起经济适用房。当然，他可能买不起市场上的商品房，但是暂时买不起他还可以租房，等有钱了再去买商品房。现在政府又推出“限价房”，这个政策也不太好，和经济适用房是一样的道理。我这样说，和我们“居者有其屋”的提法并不矛盾。“居者有其屋”的意思是大家都有房子住，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产权。你买不起房，政府可以帮助你，给你建廉租房。

如何建立起好的制度？

    好制度的标准不难理解，但是要建立一套好制度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制度的过程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而任何一方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人利益之上从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冲动。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须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驾于别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权、直到取消特权。

    所以，改革的过程必定是充满困难的。而我们欣慰的看到，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是一直往前进的。

    从2005年以来，出现了一股反思改革的热潮。大家对改革不满意有各种原因。现在40岁以下、30岁以下的人，很多对改革以前的状况还很不了解，所以就很容易否定改革的成果。我是经历过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吃不上肉，每个月给你半斤肉票；北方一半以上的人都吃的是粗粮，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点白米白面。现在还有人挨饿吗？吃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虽然还有一两千万的贫困人口，但是他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缺钱用罢了。这样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有现在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继续坚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权，而不是取消市场，因为我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会有人贫困，但是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市场经济是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小部分贫困的群体，政府可以帮助、扶持他们，比如资助他们上学、看病、建廉租房、发放小额贷款等等。

    举个例子，劳动力价格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在低点徘徊。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样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个月挣不到1000块钱。但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因为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供求关系就决定了价格涨不上去。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随着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力的价格肯定会涨上去。现在其实已经有这个苗头，我估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就会改变过来。

    所以，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稳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为治理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必需有精通相关问题的专家来治理，没有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反智主义的做法会把社会引向混乱甚至是崩溃的边缘。但是精英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

 如何帮助穷人？

    改革至今，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容忽视。我们要改变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呢？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是很不好的。这种现象就是：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错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毛泽东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倒是改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两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的研究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论。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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