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转基因玉米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新闻关键词。 

　　两个月前，中粮集团从美国进口6万吨转基因玉米，一度曾引起舆论的关注和疑虑。当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只用于饲料加工，而且将会封闭运行，不会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 

　　近日，一篇有关转基因玉米的新闻报道则在公众中引发了更普遍的忧虑。《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在长达四个月的采访调查之后，引用美国专利机构的文献称，在山西、吉林等地广泛种植的“先玉335”有可能是转基因玉米。该报道还将山西等地的动物异常现象与“先玉335”联系起来，愈发加重了人们对转基因粮食的不安情绪。 

　　我国对转基因粮食的进口、种植等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今年3月，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公开表示，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从转基因粮食在国际上所引起的争论来看，采取这种审慎而理性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粮食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任何一种粮食作物的引进都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其中不仅要顾及公众的心理接受能力，还要对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负责。 

　　转基因是一种方兴未艾但又有极大争议的生物技术。围绕着转基因粮食的安全和未来，国际上一直都在争吵不休，而在舆论背后的市场角力更是异常激烈。持有转基因专利技术的国际化大公司与各国政府之间也始终在进行着微妙的博弈。如生物巨头孟山都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努力推销转基因农作物，其做法就被激烈的反转基因人士看做“一场新的鸦片战争”。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对转基因粮食技术的应用管理，就不能仅仅依赖于非人格化的政府机构，而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但参与的前提，是充分的知情权。因此，媒体对疑似转基因粮食作物在国内的种种表现加以报道，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问题的焦点仍在于“先玉335”的身份。对于一般人来说，阅读并正确理解美国专利机构对“先玉335”父本的身份描述是很困难的。即使是专心于转基因问题的记者也未必就能够吃透。“先玉335”的东家杜邦先锋公司在公开声明中说，“先玉335”的父本并不是转基因材料，并称未经农业部批准，绝不会把任何转基因材料释放到田间。对这样的正面回应与积极自证，人们当然是欢迎的。但是，其可靠性和真实程度，还需要有关方面加以严格的验证。澄清“先玉335”的身份，不仅关系到千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还事关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转基因作物管理制度的有效性。 

　　即便已经证明“先玉335”不是转基因玉米种子，仍有问题需要解决。报道显示，山西、吉林等大面积种植该品种玉米的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老鼠绝迹、母猪绝育等蹊跷现象。虽然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巧合或错误联想，但鉴于这些现象关系到生态平衡和生物安全，甚至可能进而影响到当地农民的身体健康，农业部门和环境部门仍应开展深入的调查。也只有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平息坊间的争论，给农民一颗定心丸。 

　　每一种新技术都是在争论中进步的。技术本身或许并没有善与恶，但技术的运用方式却有天壤之别，善用新技术可能带给人类福祉，滥用某些技术也可能降下灾祸。在转基因、克隆等“逆天”的技术层出不穷之际，加强政府的科学管理和民众的伦理争辩，两者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