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刊《重新启蒙》文意欲何为？

——并论陈独秀思想的演进和叛变

奚兆永

今年“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正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节日的时候，《炎黄春秋》却遇到了大难题：按照这些年该刊一贯反毛泽东、反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思想和做法，他们是决不愿意发表庆祝新中国60年的文章的；但是，刊物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一篇文章也不发，那岂不是显得太露骨了吗？他们预感到如果这样做对刊物的前途不利，于是就想出了现在这样的做法：勉强发表篇把装潢门面的应景文章，在网上做广告时将其放在显眼的封面下面，而在实际编排时，却将其放在很不起眼的后面，通过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似乎也算是他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了。而实际上，真正置于刊首第一篇最突出地位的却是余孚写的一篇“一家言”：《重新启蒙：五四运动90周年反思》。余文打着“重新启蒙”的旗号，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指作为这一革命的伟大成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实际上是射向新中国的一支毒箭。《炎黄春秋》就是这样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

当然，《春秋春秋》选择在第十期发表余文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要以此纪念曾经在五四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五任总书记，而后来脱离共产党并被开除出党，以后又参加托派并且接受蒋介石和中统津贴的叛叛徒陈独秀。我们知道，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今年10月正好是陈独秀出生130周年。本来，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叛徒，他只有挨骂受批的份，哪个还会搞什么纪念活动来纪念他呢？《炎黄春秋》也深知此理，不敢过分张扬。这从余文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尽管文章通篇都是称赞陈独秀的，但是在文章的标题上却避开了陈独秀的名字。但是，他们既然要反革命，就不可能把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文中充满了对陈独秀错误言论的吹捧，特别是把他晚年的叛卖行径捧上了天。这一切都表明，他们要跟着陈独秀在中国“重新启蒙”，大搞资本主义的决心。

《炎黄春秋》就是这样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陈独秀130岁冥寿这两件事的。在他们的历史天平上，陈独秀这个叛徒的冥寿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周年大庆显然要重要得多，因此一定要把歌颂陈独秀的文章放在第十期刊首的位置加以突出，然后再用篇把庆祝国庆60周年的文章来加以掩护。如此不遗余力地吹捧叛徒、诋毁五四以来全部历史特别是诋毁新中国历史的做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怀有不可告人的罪恶图谋。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篇用心险恶的文章，很有深入加以批驳的必要。

一、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就是“启蒙运动失败”吗？

余文的大标题为“重新启蒙”，而其第一部分的标题则是“启蒙运动的失败和教训”，因此我的驳文就从“启蒙”和“启蒙运动”说起。

“启蒙”又称“开蒙“，是指对未受过教育处于蒙昧无知状态的儿童即所谓“蒙童”进行的初始教育，目的是使其得到初步的文化知识。后来该词泛化，同时也指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史称 “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不过他也指出了这种“启蒙运动”的局限性：“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现在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720页）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过启蒙运动，不过那并不是始于五四运动。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从魏源、洪秀全到康有为、梁启超，到严复、孙中山，都做过这样的启蒙工作。当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深度上来说，都要大大超过以往。

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政权很快即落入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之手，国家因此而黑暗到了极点。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提出山东黄河以南地区为对德交战区，1915年1月更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经几个月的密谈，卖国贼袁世凯于5月9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提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或新的“启蒙运动”即由此而开始。

1916年9月，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并发表了《新青年》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了新旧青年在生理上、心理上的区别。他说，“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而“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至于心理上新旧青年之别，他说，“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想，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须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携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先后发表了《我之爱国主义》、《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文学革命论》、《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一系列文章，反对孔教、礼法、贞节，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宗教、旧艺术、旧文学，主张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与科学。不过，这些只是陈独秀“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实际上，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受到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他们都 “重新考虑”了“自己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的。由于十月革命后中国报刊所得到的消息大都来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而他们对于十月革命的反映往往是消极的，所以当时中国的报刊对十月革命的反映差不多也都是负面的。这种情况直到1918年夏才稍有改观。正是在这年夏天，孙中山曾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0页）蒋介石对十月革命也表现出了向往之情。他在1919年决心要学习俄语，以便能够阅读苏俄之书刊，并想亲自到那里去考察一番。而在知识分子中，最早宣传十月革命的是李大钊。他于1918年7月1日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声言：“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的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以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要晚得多，不过，他在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随感录》里也已认识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而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里更严格地区分了民主在不同时代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内容：“18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20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的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应该说，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完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余文说，“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一大批热血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余孚先生看来，十月革命成功，第三国际成立以及它派代表来华，都是大坏事，因为它们破坏了中国的启蒙运动。这是十分荒谬的。从理论上来说，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认识的一个巨大的飞跃，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深化和拓展，本来应该是一件大好事。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飞跃、深化和拓展，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就不会发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也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更不会有新中国60年的伟大成就。而从历史事实来说，余孚的这些话说明他非常缺乏历史知识。我们知道，第三国际是1919年5月成立的，第三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接触是在1920年4月，派马林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则是1921年6月的事，而李大钊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却是在1918年7月就开始了，陈独秀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晚一些，但是，在1919年4月也已经开始，他提出两面不同的“德莫克拉西”旗帜的观点是在1919年12月，比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华的时间都早得多，怎么说成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告诉中国知识分子”的呢？

余文还说，“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和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

此说也大谬不然。实际上，陈独秀虽然生于安庆，还是前清秀才，但是他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教育。1897年，他进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1901年，他因进行反清宣传而遭通缉，于是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回国后曾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报》，并于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1907年再度赴日本，进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又转入早稻田大学继续学习，于1909年回国在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4年，他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我们知道，日本向西方学习，从明治维新起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进而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强。陈独秀多次赴日，并且较长时间地在日本生活，怎么说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没有亲身的体验”呢？而且，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而陈独秀之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年零五个月的1919年4月才开始的。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很深，其间他甚至还在1919年1月1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4期的《随感录》里骂过“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转引自朱洪：《陈独秀与胡适》名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可见，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经过激烈斗争的，也是慎重其事的，怎么能说成是“轻易地转变”呢？问题还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持批判态度的，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一生都在西方生活，而且大部分时间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典型的英国，有谁能够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亲身的体验”呢？至于列宁，他虽然是俄罗斯人，但是由于沙皇的迫害，他侨居西方国家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显然也不能说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亲身的体验”，但是，列宁对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却做了入木三分的批判。我们还可以举孙中山。孙中山在海外的时间也很长。年轻时，他曾经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后来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风俗、他还在西方许多国家考察和生活过，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显然也不能说“没有亲身体验”，但是他也经历了由崇尚西方到“以俄为师”的转变。他在1897年时曾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页）但是，在他认真对欧洲进行考察后，思想反而发生了变化。他曾这样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2页）实际上，孙中山的这一认识就已经为其日后的“以俄为师”的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些事实都证明，正是由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体验，才能够更加深刻地懂得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这样来认识。

余文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启蒙运动的失败”更是非常荒唐的。如前所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突破这种历史的局限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实际上，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都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把这种转变说成是失败，正好说明余文不懂得思想发展的辩证法，不懂得历史前进的方向，而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事物，站到了历史前进方向的反面。而且我们看启蒙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也不是就启蒙运动看启蒙运动，而是应该看它对其后的政治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因为，启蒙运动是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运动，它虽然先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这种变革的先导，但是归根结底是为政治经济的变革服务的。比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为其后的法国大革命服务的。同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就此而论，我们能够说新文化运动失败了吗？显然不能这样说。

在这方面，胡适试图把新文化运动和以后爆发的五四政治运动割裂开来，认为后来的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一定的文化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怎么能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呢？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开始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取得了伟大成功的。他在其《口述自传》中说：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派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请郭先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

“这项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使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得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

应该说，胡适的前一段话是错的，而后两段话是说得不错的。余孚的认识显然是落在胡适的后面的。

对于五四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非常全面也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流散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由美国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用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对于毛泽东如此肯定和赞扬的五四运动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余文竟把他说成是“失败”，这除了暴露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仇视和对资本主义的向往之外，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

二、陈独秀思想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的进一步演进

   余文说，“陈独秀提出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说成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宣传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不错，陈独秀在启蒙运动的初期阶段确曾说过，“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他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页）他还说过，“欲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即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同上，第55页）但是，如前所述，他在1919年4月肯定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1919年12月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后，其观点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0年9月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鼓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为此致信罗素，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展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养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同上，第52-153页）虽然他此时还不懂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但是显然已经不同于过去那样一味地崇尚西洋个人主义的思想了。

余文说，“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余文举了一个例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与第三国际联络的张太雷曾向陈独秀汇报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听了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余文痛恨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不惜用“鹦鹉学舌”来讽刺他学习《共产党宣言》。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其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无知的又一暴露。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长期处于幼稚的状态。真正认识资本主义本质的不是资产阶级学者，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所做的解剖，有哪个能及？似乎从《宣言》里了解的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难道仅仅根据狭隘经验或是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学到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才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余孚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很可怜。从余文的作者介绍里知道他是一个离休干部，今年已90岁了，应该说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但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读过《共产党宣言》？因为《宣言》里并没有讲“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时得出带结论，而其说法也不同。马克思说的是：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8页）至于所引用的“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也并非《宣言》的原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恰恰是马克设恩格斯的一大贡献。因为过去资产阶级学者总是把资本主义堪称是一个永恒的社会，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人们指明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试问余孚先生：这样的真理，为什么不能宣传？难道应该宣传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谬论才对？

余文还绘声绘色地举例说明陈独秀“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其实，这个例子只是说明，陈独秀即使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还有一个进一步转化的过程。本来，中国共产党既然参加了第三国际，怎么可以不按第三国际的规章办事？我们知道，第三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它当然不能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虽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保留，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根本否定第三国际的领导地位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是，陈独秀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出现了余文所说的陈独秀拍桌子大发雷霆的那一幕。余孚先生没有说出他所举的例子的出处，我在另一个地方曾看到包惠僧的有关此事的回忆，说法与余文有所不同，那里说的是陈独秀直接与马林的争执，而且说到陈独秀后来没有坚持他的这一意见。这后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自己在1924年6月18日发表的《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一文中曾公开声明：“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莫斯科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这是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一个重要进步，而余孚先生对此却毫无所知或故意装作不知，仍然引用陈独秀反对第三国际领导的例子来说事，这除了证明他的无知和偏见外，究竟还能说明什么呢？

余文还说，“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联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苏联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变为苏俄的附庸。”

余文这样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而且1923年1月时列宁还在世问政，俄中关系就是在他亲自主导下进行的，怎么能把它说成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至于《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的内容，我们可以将该宣言的原文找来与余文的转述加以对照，看看他的转述是否符合事实？下面就是《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有关内容的原文：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 国。 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值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谍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比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 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 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 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 现 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 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52页）

在这个《联合宣言》里，根本就没有余文所说的什么“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的说法，相反，倒是俄国政府声明，“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至于孙中山认为俄国军队“可以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余文故意删去“立时”二字，其解读当然也就大不相同了。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宣言》也只是说“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因为其时中国军阀割据，尚不统一，孙的权力尚未及于东北，故提出此事“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之议，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到了余孚先生那里，都成了孙中山与越飞之间的交换条件，而苏联则是为了要“使中国变为苏俄的附庸”，这符合事实吗？

在外蒙古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陈独秀在由民主主义转为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一般人都希望外蒙古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而不原意它从中国独立出去。陈独秀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在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上当然也有新的进步。他在1923年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中主张：“应该尊重民族自觉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层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客观的可能。”（《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的。

说到外蒙古问题，我想再多说几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曾经引起并且还在引起误解和纷争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雅尔塔协定才提出的，也不是《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才提出的，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历史上，蒙古民族曾经是一个称雄世界的民族，成吉思汗曾被誉为“一代天骄“，经过对外征战，使蒙古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北至波罗的海，南至越南及缅甸、印度部分地区的大帝国。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但是其死后蒙古族即走向衰落。元朝为明朝所代替，昔日之旧观不复存在。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的一些王公、大喇嘛公开投靠沙皇俄国，宣告实行自治。1913年沙俄政府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曾经发表了一个《中俄声明》，双方承认中国对于外蒙古具有宗主权，同时承认外蒙古有自治权。1915年，中俄蒙三方又签订《中俄蒙协约》，具体规定“外蒙受中国册封尊号”，“外蒙设自治官府，得与各国订立工商事宜条约”。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沙俄与第三国所缔结的旨在奴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密约。”同年10月，北京政府曾派皖系将领徐树铮出兵征战外蒙古，缴了日军120人的械，并迫使外蒙古撤销自治。此事曾使国人大快，孙中山也曾复电徐树铮表示祝贺。电文称：“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9页）对徐树铮此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用武力和高压的办法是很难征服一个民族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21年3月，蒙古人民党成立，后改名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为苏赫巴托尔。同年7月11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1923年苏赫巴托尔遇刺身亡，乔巴山为继任党政最高领导人。1924年1月，曾有外蒙古代表巴先生前来中国拜访孙中山，并且表示想让外蒙古再次同中国联合。孙中山在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巴先生的演讲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外蒙古到民国以来脱离中国,内政是很修明的,在陆军一方面也练了很多的骑兵,所以他们现在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次巴先生的来意,还是想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大民族,全国的人口总数是四万万,汉族人是多数,蒙古人是少数.中国在帝制时代，总是想压制蒙古。在民国时代也有徐树铮练边防军去打蒙古，现在又想派冯玉祥带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总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总是要脱离中国去独立。我们南方政府，向来没有用过兵力去征服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远万里而来，想联合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就是因为我们有主义。由此便可见主义大过武力。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7页）应该说，孙中山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外蒙古的独立要求是有其进步性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国家不统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蒙古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能说是错误的呢？外蒙古即使想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联合，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管理的范围只及于南方一隅，外蒙古又怎么能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与帮助呢？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苏联，虽然有心帮助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但是，要发展国与国的关系还不得不找北京政府打交道。这样就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该《解决悬案大纲》第五条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是，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争取独立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也不能漠视，更无权干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走上了独立的道路。1924年11月26日蒙古废除了君主立宪制，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协定规定蒙古现状“应予维持”，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在派员监督了外蒙古的公民投票后也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我们不能说外蒙古的独立是苏联包办的，也不能说外蒙古就没有民族自决权，更不能把外蒙古说成是苏联的殖民地。现在有人在网上说“乔巴山是民族败类”，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应该看到，外蒙古在二战期间曾经为反抗日本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9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蒙古，乔巴山率领蒙古人民军把侵略军赶出了其国土。1945年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乔巴山元帅亲自率领八万骑兵和机械化部队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兴安岭，行军1000公里，进人辽东半岛，与苏联红军联合作战，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贡献。应该说，这也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援。1952年1月乔巴山逝世时，毛泽东在1月27日写的唁电中曾这样评价乔巴山：“乔巴山元帅是蒙古人民伟大的领袖，蒙古人民革命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他的逝世不仅是蒙古人民极大的损失，也是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损失。乔巴山元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中国人显然不应该用大汉族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外蒙古问题的是非对错。

三 、陈独秀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变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际生活的体验，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一大”到“五大”，他连续五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思想作风也有不少缺点：他个性很强，脾气暴躁，有家长作风，喜欢搞“一言堂”，不大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他自己后来曾说起，“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他还说到，“当时就有一位同志批判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力超于党之上，离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但是，在当时，这个意见陈独秀却没有听进去，他总是对蒋介石一味地迁就甚至纵容。1926年3月由蒋介石一手造成的“中山舰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也可以说是其后来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的预演，而陈独秀对此却毫无警惕。现在有人为了替蒋介石辩护，找出种种说辞加以掩盖和粉饰，也对陈独秀进行辩护，说那时俄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正在广州，得到蒋介石的答复是“对人不对俄”后表示“如此即可安心”，认为蒋介石并没有什么不轨和图谋。其实，蒋介石生性多疑,且有个人野心,他在“中山舰事件”中独断专行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应本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和严厉的惩罚，但是无论是布勃诺夫还是陈独秀都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在听了布勃诺夫的话后居然还在4月6日出版的《向导周报》148期上撰文，称“蒋介石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见祝彦：《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本来，由于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恶劣，连蒋介石自己都感到十分紧张，俄方和陈独秀的这种纵容态度甚至使蒋介石本人都感到意外。经过这件事,蒋介石就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了，终于酿成了后来的4.12反革命政变事件的发生。祝彦书中把对蒋介石纵容的责任都推到到布波诺夫身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怎么说，布波诺夫虽然在途经上海时向陈独秀讲了有关情况，但是，如果陈对蒋有正确的认识就不会一听就信，更不会匆匆忙忙去写吹捧蒋介石的文章。显然，这个责任正应该由陈独秀自己来负，而不应该由他人来负。

关键在于，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过程中，陈独秀在思想深处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他在1923年4月25日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国民党资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页）而在同年12月1日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里，他还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也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同上，第236、238页）应该说，他在大革命中所执行的完全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是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的了解分不开的。本来，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早在1905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就有明确的论述。当时，俄国新火星派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而列宁则认为，“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77页）陈独秀对大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和俄国的新火星派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与列宁的思想却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应过于苛求于陈独秀，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大革命时还没有中译本，只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9年6月才有了书名为《两个策略》的中译本出版。毛泽东也是在1932年打漳州时才读到了此书的中译本，他读了后如获至宝，感叹地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看，就不会犯错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页）陈独秀通晓日语和英语，但是他却没有想方设法去找列宁此书的日译本或英译本进行学习，这也是很让人遗憾的一件事。在中国，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后来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才解决的。

毛泽东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大革命的失败，当然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有关，也与第三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但是，这些都是外因；从内因来分析，陈独秀所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应该是主要的原因。没有陈独秀本身的内因，蒋介石和第三国际的外因也无法起作用。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显然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由于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一落千丈，实际上已无法再继续充当领袖的角色。应该说，“八七会议”对其进行批判，并且撤销其总书记职务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改组，不撤销其职务，他自己也应该引咎辞职。当然，八七会议未通知其参加会议是不对的，但是，请他参加六大他拒不参加，也不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还发表取消革命的言论，组织托陈小集团，进行非组织活动，这就又在错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这完全是咎由自取。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曾对陈作最后一次挽救，请其到莫斯科解决问题，但是，陈独秀讳疾忌医，怕挨批评，并在2月27日的回信中继续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拒绝到莫斯科解决问题。这样，他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离党而去。

余文说，“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

应该说，不仅是余文，许多论述陈独秀晚年的论著，也都喜欢讲陈独秀晚年的贫困与孤独，把他说得很可怜，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同情，甚至还大讲陈独秀的气节。如祝彦在《晚年陈独秀》一书中写道，“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物质生活也是非成贫苦的。在包惠僧的印象中，石墙院里的景象是这样的：‘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破椅子，生活很苦。’（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当时陈独秀的主要经济来源考的是北大同学会的捐助，同时，他曾任《时事新报》的名誉主笔，每月也有些薪金。另外，就是平时写文章的稿酬。这种没有固定收入的状况，必然会有入不敷出之感。何况，陈独秀年老体弱多病，花销很大，所以，‘遇到疾病医药，难免就有些掣肘’。……对于那些不应该或不值得的馈赠，他都拒绝了。比如任卓宣曾汇去200元给陈独秀，但‘汇去后不久，又退回了。’（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还有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赠给陈独秀5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拒绝。由是，郑学稼感慨道：‘他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根本无富贵之意——可为我的模范，就为这一点，我尊敬他。’（郑学稼：《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陈独秀至死保持着‘老书生’清贫和清白的气节。”（祝彦：《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页）

陈独秀真的如此清贫和清白吗？

应该说，在日本侵略中国这样一个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除了极少数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还有那些“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挥霍民脂民膏的人（这种人连陈诚都十分反感，称他们是 “朱门酒肉臭”）外，大多数公教人员的生活都过得不怎么样。与他们相比，陈独秀有《时事新报》的月薪，有北大同学会的捐助，有人称“蜀派印圣”杨鹏升及其他人的资助，还有稿费收入，其生活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清贫。至于说清白，那就更要大打问号了。祝彦书中所说的“拒绝”朱家骅所赠5000元一事，还引用了郑学稼的回忆文章，其实并不真确。很可能是陈独秀曾谦让了一番，但是实际上最后还是收之下下，接受了此款。这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的一封信可以证明。信文写道：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独秀启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陈独秀这封写给朱家骅的信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朱家骅给陈独秀送钱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仅1942年送了8000元，而且在1942年的“去年”即1941年也送过一次，从“今又增益之”看，1941年所赠数目稍小于8000元，当就是祝彦书中郑学稼所说之5000元。另外还有材料说，此前他还收到过1000元。这三笔钱加起来就是14000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当时100元的购买力可以买一头猪，那14000元就可以买140头猪，那是很能够派一些用场的。时常给他接济的杨鹏升，每月之薪金也只有300元，陈独秀获如此数额之巨款，又何贫困之有？

第二，朱家骅给陈独秀的钱，陈独秀都悉数收下用了，并没有“拒绝”。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从祝彦书中所引“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也可以看得出来：“却之不能”，本身就说明没有“却”，因为这是“不能”的；“受之有愧”本身就说明事实上已经“受”了，只是“有愧”而已。而从1942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说的“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一语里，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该款不仅已经“受”了，而且还“用”了，只是还没有“用罄”而已。实际上，1月29日信中也有“远道将来，不敢辞却”之语，同样是照收不误，只不过是为自己收下此钱找一个好下的台阶罢了。

第三，朱家骅的赠款不是朱个人的捐赠，而是另有来历，它是国民党政府赏赐给陈独秀的津贴。原来，在1942年1月17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要他以私人名义“一次补助”陈独秀8000元。陈布雷只是蒋介石的幕僚，自己并无实权，这显然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旨意。朱家骅接信后不敢怠慢，随即于20日复信陈布雷，报告“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同上，第380页）此项津贴，如果陈独秀不是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一定还会继续不断地“补助”下去，数目还会加大，因为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三次的数目都是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对陈独秀的这种不断递增的“补贴”早已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例”。

为了进一步认识此事，还有必要对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朱家骅和张国焘的身份做一点介绍。朱家骅曾经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教书,并且当过校长，后来弃教从政，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并被蒋介石任命为特务组织中央统计局（中统）的局长。张国焘原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由于有个人野心，在长征途中曾加害中央，犯过另立中央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王明曾与他谈过四方面军某些干部的托派问题，更使他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叛逃。1938年4月4日国共两党准备共同祭扫黄陵，张国焘由于担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于是借口参加祭扫黄陵逃到西安，以后又跑到武汉。虽然经过周恩来等的多次劝说，张最后还是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为一个叛徒。张国焘叛变后先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建立了一个所谓“特种问题研究室”，专做共产党的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策反八路军129师，但结果失败。军统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他，此次失败更加对他不屑。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利用过去在北大与朱家骅相识的关系又到了中统，在所谓“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担任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实际上，朱家骅就是通过张国焘去做陈独秀的工作的。所以每次发放津贴也都是通过“张国焘同志”进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从张国焘手中拿到的这些钱其实是很不干净的，又何“清白”之有？

陈独秀说“无劳而领厚赐”，其实是一种为自己开脱的说法。陈独秀内心自然明白，从来都是“无功不受禄”，哪有什么“无劳而领厚赐”的？他之所以敢于领此“厚赐”，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功”有“劳”于国民党政府的。实际上，如果陈独秀真的一点“功”和“劳”都没有的话，蒋介石也好，朱家骅也好，他们都不是傻瓜，显然也不会“厚赐”于他的。

什么是陈独秀的“功”和“劳”呢？他的“功”和“劳”，其实也就是余文所说的从共产主义“终于回归民主”。不过余文说陈独秀的这个“回归”是他抗战后住到“江津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的结果，但此说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陈独秀到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居住是在1939年5月，而他病故的时间是1942年5月，其间只有三年时间，所说显然不确。经查，陈独秀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话：“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如果我们从1940年9月向前倒推“六七年”，应该是1933年或1934年，那时陈独秀在哪里？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已对其进行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年），他正在南京监狱服刑。看来，陈独秀的“沉思熟虑六七年”不是从四川江津的小山村开始的，而是从一进国民党监狱就开始了他的“反省”：

比如，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仅仅在两年多前的1932年11月，陈独秀还肯定地说，“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的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而对国民党政权则批评说：“现时代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但是，陈独秀入狱后不久就在1935年1月写了一篇《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的文章，调子就大不一样了。由于现在出版的陈独秀《文选》、《选集》、包括今年出版的六卷本《著作选编》都未收录这篇文章，我们还难于深入研究此文的思想，不过就是从标题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此文决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否定斯大林的。如果把斯大林作为正面的形象，那么要做的应该是“见贤思齐”，积极向他学习，当然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太快”的问题；如果把他作为反面形象，那学习本身就不好，“学得太快”就更不好了。显然，他这样说，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重恶意的攻击。

又比如，关于民主主义，陈独秀原来是这样说的：“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们打倒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不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观点。但是，陈独秀入狱后，完全改变了过去对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他1936年3月在狱中写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的文章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而在1940年7月写给连根的信里更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其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还说，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底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同上，第354页)在这里，不仅论述的内容已经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从语言和感情色彩来说，也已经完全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再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原来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但是，“沉思熟虑”后的陈独秀再不说“无产阶级专政”了，他张口闭口就是“独裁”或“独裁制”，而且把苏联和德国、意大利并列，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大加反对。说什么“一般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大家看，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已经仇恨到这样的程度，简直是破口大骂了。

陈独秀早年曾经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而且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完全走向了反面，成了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列宁和斯大林、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且鼓吹资本主义的的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的叛徒！

陈独秀的这些表现，也就是他的“功”和“劳”，蒋介石也好，朱家骅领导的特务机关中统也好，当然还有那个被朱家骅亲密地称为“同志”的中将“设计委员” 张国焘，他们肯定都清楚得很。他们之所以给他“厚赐”，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某些人宣传陈独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说什么“陈独秀至死保持着‘老书生’清贫和清白的气节”，显然是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的。

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条

   

综上所述，陈独秀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大转变：一次是革命的转变，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次是反革命的转变或叛变，由马克思主义者叛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现在有人竭力淡化他的第一个转变，同时为他的后一个转变进行辩护，甚至提出了所谓“重新启蒙”的口号，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全国13亿人口未来的大事，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五四运动迄今已经90周年。这90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产生了一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结合，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使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哲人先验的预言，而是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一百多年来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过去，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西方国家总是欺侮中国，根本就不让中国真正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只想从中国得到好处，只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孙中山认识到了这点，他决定“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共产党由于第三国际的指导错误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蒋介石毫无警惕，因而没有能够阻止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总结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于是中国革命终于走上了正轨。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的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国家政权，建立起了新中国。长期受人欺侮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完成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恢复了国民经济，为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的一化（工业化）三改造（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建立起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的教育、体育和农村医疗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国人一扫过去那种低眉顺眼的形象，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这就是社会主义所带给中国的，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的铁的证明。

现在《炎黄春秋》刊登余孚的《重新启蒙：五四运动90周年反思》一文，把陈独秀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启蒙的失败,而把陈独秀的背叛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所谓回归民主,提出要重新进行资本主义的 “启蒙运动”， 显然是要否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性质,公开宣扬要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绝不只是一般的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公开违背宪法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决不能允许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只能造成社会上少数人的的富裕，而加深他们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贫富鸿沟，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阶级矛盾和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社会的不稳和混乱。更不用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伴侣，如果说我国现在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严重，那也是因为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老底，但是一旦完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老底没有了，那危机所带来的灾难肯定要比现在大得无比。还要看到，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背离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国家必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而只能依赖资产阶级;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又必然会造成对于世界上所谓发达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结果必然要丧失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成为他人的附庸。其实，这些话不要多说，旧中国就是一面镜子。现在，知道旧中国情况的人少了，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够记起旧中国是什么样子。希望有关新闻出版部门能够多做一些新旧社会对比的宣传工作，让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能够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当然，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很不少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体会和观察也是能够知道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状况的。事实上，不少人就是根据自己的实践和观察认识到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由于这些年来很少宣传和强调马克思主义，许多人包括一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人，甚至还有不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都不甚了了，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没有理想和信仰，整天只知名利二字，精神状态实在令人堪忧，这样怎么会把工作做好？现在真正需要的，应该是进行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如果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定会精神变物质，一通百通，使各方面都出现新的起色。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是和他用正确的思想进行指导分不开的。这件事给人很大启示，若能举一反三，何愁我们的各项事业不能取得巨大的飞跃？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