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和平奖看政治挂帅

已退休研究员 李振城

【《环球视野》第346期（2011年1月31日）首发时加的主要观点提示】刘晓波获诺奖，显然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民的羞辱。可是对于那些对其感到意外者却是一剂清醒药，对一部分中国人更是当头棒喝。

　　中国改革开放后达赖、刘晓波获诺奖，如同苏联中后期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和戈尔巴乔夫获诺奖一样，乃是西方对东方战略总棋局中所必然要实施的战略步骤，是与系列思想战争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环节。刘晓波获诺奖，显然是西方向东方扔出的一颗极具挑衅性的政治炸弹，诺委会以及西方国家在此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挂帅，对于中国人乃至我们的一些领导是很有启示的。我们应当从达赖、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切实从对西方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应当切实把握好“和”与“斗”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度，坚持着眼于“和”，立足于“斗”的方针。

【原文中的主要观点提示】刘晓波获诺奖，显然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民的羞辱。可是对于那些对其感到意外者却是一剂清醒药，而对那些反对、否定政治挂帅者更是当头棒喝。

　　中国改革开放后达赖、刘晓波获诺奖，如同苏联中后期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和戈尔巴乔夫获诺奖一样，乃是西方对东方战略总棋局中所必然要实施的战略步骤，是与系列思想战争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环节。刘晓波获诺奖，显然是西方向东方扔出的一颗极具挑衅性的政治炸弹。但是，它又与中共高层一些领导人迎合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贯彻不坚决、不一贯、不得力，甚至放松、放弃和屡屡不接受历史教训，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导致大批大批的年轻人政治思想意识迷惘堕落密切相关。人们应当从达赖、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切实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关键是要切实把握好“和”与“斗”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度，坚持着眼于“和”而立足于“斗”的方针。如果不是依靠全体人民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而单靠国家元首之间的“和谈”，那就难免会成为一种缺乏底气的“伪和”，以致使国家和人民处于更加危险之中。

【原稿全文】

       　　诺贝尔和平奖是依据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１８３３－１８９６）的遗嘱，把他留下的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于１９０１年创立的。截至２００６年，已有９４人和１９个机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此，它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响。依据诺贝尔遗嘱，获奖者应当是为增进国家友谊、民族和睦，推动裁军以及为和平会议的召开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据媒体报道，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数高达237人（其中有38个是组织），获奖者的奖金与2009年相同，仍为１０００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在此候选人中有热比娅、胡佳、魏京生和刘晓波。而最终获奖者竟然是世间不知名的刘晓波。刘晓波是何许人？他从未做过有利于国家独立统一、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的事情，又有什么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它与政治挂帅是不是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请看下文。

      

（一）盅噪彻底卖国、亡我中华民族的刘晓波

       　　《海青论坛》2008-12-25 11:25发表《刘晓波其人其事》。现摘取刘晓波的主要要反动言行如下：

　　1.要中国人民回头再忍受“三百年殖民地”之痛。

       　　香港反共的《解放月报》（即《开放》杂志原名）1988年12月号上抛出的、由金钟整理的《文坛“黑马”刘晓波》访谈录中，在回答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变革问题时，刘晓波说，“中国还没走出农业文明，要补资本主义课”；还要再经历“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发问者说，那不是“十足的‘卖国主义’”吗？刘晓波回答，“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后来刘晓波说，在这次访谈中，“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羈，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但是“我不想收回这句话”。“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經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現。”他认为“今日中国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領域。”“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頑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

       　　2.诬蔑中国“人种不行”，要通过西化殖民，用西方人取代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

　　1986年12月12日，刘晓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认为，“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传统是极端的偏见，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刘晓波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没有冲突，只有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别。换言之，想过人的生活就不存在冲突，冲突只产生于坚持非人生活方式的愚昧之中，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香港在殖民化中的繁荣和大陆在封闭中的衰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中西关系的性质。”（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

       　　刘晓波在多次演说中公开认为中国的“人种不行”。“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中国人有什么?中国人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见《北京日报》1989年7月26日报道）“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了！因此，他认为，要经过“三百年殖民地”的西化，用西方人种取代中国人种，才能改造中国。“我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并以使中华民族灭绝“为荣”。

       　　3.恶毒攻击、诬蔑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刘晓波自供，“我在《开放》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泽东的，題目叫《混世魔王毛泽东》，发在1988年10月号上。”此后，“我被添列为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在《零八宪章》中极力诬蔑毛泽东时代是“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

       　　4.煽动从根本上颠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刘晓波在由他起草、2008年12月10日公布的《零八宪章》中诬蔑“‘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要求取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国家单一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考试”。很明显，他们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实现军队国家化”，使新中国重回那种弱肉强食，军阀割据、任由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宰割的黑暗社会。

       　　其实、在此20年前，刘晓波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反动政治纲领。在《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的署名文章中，他已提出四个“代替”的纲领，即“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在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发表的《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中攻击、诬蔑“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他扬言，“在东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一种思想流派的再讨论，而是对作为专制主义的独裁工具的批判，是直接反对独裁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原载《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

     　　5.煽动参与学潮的国内学者和海外反共势力相互勾结起来推翻新中国的“暴政”，以便全面推行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1989年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抛出《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煽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尝试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煽动学潮的国内参与者要和海外反共势力相互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主办的反共刊物。）他在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上扬言：“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

       　　6.宣扬“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的知识精英”，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看成是实现极少数知识精英的“自由”、使极少数知识精英成为中国统治者的人质。

　　1988年10月，刘晓波在王元化（建议授予刘晓波博士学位的领衔人）主编的《新启蒙》丛刊上发表的文章中，用大量篇幅讲“自由”。其中认为，“尽管自由是最美好最高超的追求”，但是，“真正的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精英”。“即便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能够获得自由的人也极少极少。”“自由的可贵不在于人人都能实现，而在于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正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走向自由，自由方显得价值连城。”其言外之意就是当那“极少数精英”得到“治国”的“自由”后，那“大多数人”当然“都无法实现自由”了，即要效法希特勒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了。他把中国人民群众（包括学生）看成是“乌合之众”，“大学毕业生有98%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的废物，博士毕业生有98%的废物。”因而他把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青年学生也作为极少数精英得到“治国”“自由”的人质。

       　　7.“89”动乱期间，刘晓波竭力与其同伙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颠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猖狂活动。

       　　刘晓波1955年12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1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8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讲师。

       　　1986年9月初，刘晓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作了“语惊四座”的即席发言，由在场的他一位女同学整理，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在《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发表，因而获得“文坛黑马”和“东北虎”绰号。

       　　1988年8月，他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系讲学3个月。其后未经北京师大校方同意，他擅自决定接受夏威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讲学。在美期间，他与反共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勾结在一起，曾下榻胡平家。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刘晓波，又以“民主斗士”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1989年4月27日，刘晓波受“中国民联”派遣提前回到北京，立即与“高自联”的骨干友吾尔开希、王丹等人接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中国民联”主席、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捐赠”的数千美元和人民币万余元，作为学潮活动经费。他还与方励之、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等一起直接插手学潮，煽动学生等酿造动乱和暴乱。除了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和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

　　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关头，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的《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就是刘晓波起草、由胡平、陈军、刘晓波等10人署名的。《公开信》为学潮组织者出谋划策，要求他们“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 “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 ”等。

　　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我们的建议》反动传单，又是出之刘晓波之手。它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煽动“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等。

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后，刘晓波从后台跳到前台，亲自出马纠集四通公司两名职工和某词曲作家到天安门广场实行48～72小时的绝食。他在散发的《“六.二”绝食宣言》中，.一方面宣称，要“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另一方面，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呼喊“行动”起来。“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原载《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9期）

       　　8.2010年2月，刘晓波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指出，西方有些传媒所谓“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的误读。他说，刘晓波此次获罪主要原因是依据他近年来反共、反政府的严重行为：

       　　其一，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等多篇文章，多次煽动推翻中国的现政权。

       　　其二，2008年9月至12月，刘晓波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伙同他人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

（http://www.sina.com.cn新华网2010年10月25日15:16）

       　　如此嚣张的现身表演，这个反共、反社会主义、蛊噪卖国、灭绝中华民族的刘晓波，他竟是如此疯狂地、一贯地既动口又动手的国际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的狗奴才的咀脸和恶行，已经充分暴露于大众之中了。

      

（二）德国学者撰文指出：《零八宪章》是“颠覆纲领”

　　【德国《青年世界报》2010年12月10日文章】题：颠覆纲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背景（作者：塞巴斯迪安·卡伦斯）。

　　《零八宪章》与普通的人权呼吁有着本质区别，它既不是抗议信，也不是人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一部全面的政治纲领。如同1977年捷克异己分子撰写的《七七宪章》呼吁推翻苏联政权一样，刘晓波及其追随者起草《零八宪章》的实质是要求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解散现有国家体制，尔后完全按照西方标准重建政府。该文的要害有三：一是通过“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放弃中央集权制；二是通过“分权制衡”全盘西化；三是通过“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行全面私有化。它不仅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颠覆。

　　颠覆核心理念。“大一统”与中央集权制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是中国人至今拥有共同民族情感的根本保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第三大领土面积、56个民族、众多方言的国家来说，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权利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1911年建政的国民党政府也未敢打破这一传统，反而始终在极力将四分五裂多时的中国重归统一。刘晓波宣扬“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违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必将导致社会离心和领土分崩。

　　颠覆历史潮流。历史上，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在中国的尝试已经失败。刘不但回避了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遭遇失败，国民党政府转向独裁的惨痛教训；也回避了中国在全盘西化的尝试中成为外国势力弱肉强食牺牲品的残酷事实；更回避了30年内战后唯有共产党提出了切实拯救中华民族纲领的历史。刘刻意隐瞒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将政治民主化简化为改变“政府形式”的技术问题，是对中国历史潮流的反动，无疑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动荡，方便西方侵入。

　　颠覆民族产业。刘全面私有化的主张同样极端。尽管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私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产业的重要支柱，且法律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进行了明确界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刘仍提出所谓“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其背后指向明显针对国有企业和外国资本。因为外国资本一直对进入中国国有的关键性工业、基础设施和通信行业蠢蠢欲动，刘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开放的主张显然符合西方大财团的利益，它们的最终愿望就是对中国经济全面控制，在中国市场自由进出，保持中国产业技能低下。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同时维护领土完整，即便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对此也无异议。刘利用西方那套理论，完全颠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在中国根本得不到支持。

　　　　　　　　　（转载于新华社《参考消息》2010年12月24日第8版）　　

      

（三）刘晓波获诺奖乃是针对否认政治挂帅者的当头棒喝

       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会声称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保持中立，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屠杀和奴役非西方世界人民服务的利器，具有迎合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需的政治挂帅特质。

　　1.诺贝尔的遗嘱是要求和平奖和文学奖的评委保持独立、中立的立场，而实际上诺奖的评委会是由挪威国家政府和议会所制约的，是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为取向的。

       　　现有诺委会5名具有表决权的委员中，诺委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来自工党，担任过挪威外交大臣、首相和议长，还是欧洲委员会现职秘书长。副主席卡西·库尔曼·菲弗曾担任保守党主席，内阁贸易、海运和欧洲事务大臣。委员西塞尔·玛丽亚·伦贝克来自基民党，曾担任挪威基民党青年团主席、议员和内阁大臣。奥戈特·瓦勒是社会主义左翼党党员，曾担任挪威议会下院议长。英厄一玛丽·于特霍恩是进步党议会党团高级顾问，曾担任议员和选举法特别委员会委员。工党、保守党、基民党、社会主义左翼党和进步党是挪威议会中拥有前5位议席的大党。2009年诺委会主席亚格兰宣布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已经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挪威进步党主席西芙·延森就说过，鉴于亚格兰同时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有损其独立性，他应当辞去挪威诺委会主席一职。

       　　挪威律师弗雷德里克·赫弗梅尔，仔细地研究了诺贝尔遗嘱和100多年来的和平奖得主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诺委会在和平奖的评奖过程中已经背离了诺贝尔遗嘱。赫弗梅尔在其新书《诺贝尔和平奖》中指出，自1946年以来，诺委会颁发的和平奖，一多半都是无视诺贝尔的初衷的。尽管挪威诺委会和官方一直声称，诺委会独立于政府和议会，政府和议会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其运作，即使施加压力，诺委会也会自行作出决定。然而，这些政客不管属于哪个政党，他们都主张在军事上依靠北约，外交上与美国步调一致。因此在和平奖的评选中，绝无“独立”和“中立”的可能性。这正是解释了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和平奖的评选经常会跟随美国全球战略亦步亦趋的根本原因。

　　2.诺贝尔和平奖早已变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屠杀和奴役非西方世界人民服务的利器。

　　俄新社10月8日发表该社政治观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的署名文章，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现摘要如下：

　　1975年10月9日，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10月15日，苏联首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授予同样奖项。尽管主客观情况各有差别，而实际上却反映了西方某种势力仍在遵循一个既定的方针。

       　　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委会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是公开的西化分子，而戈尔巴乔夫任总统的苏联，已经从冷战时西方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的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导致柏林墙倒塌，于是就成为诺奖的对象。

　　诺贝尔遗嘱中写到，和平奖应该授予为各国人民的团结、消灭奴隶制、减少军队数量和促进达成和平协议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然而，这些抽象的范畴经受不住严峻现实的碰撞。诺贝尔和平奖习惯地被政治化到极致。该个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都是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

　　获诺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制定可能加以防止的措施”而获奖。研究气候变化是重要和有益的事情，但这属于学术领域，它离争取和平要远一些。

　　获诺奖的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则是按照北约和欧盟的模式强硬地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他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之一。显然，这个因素与其说导致了和解，不如说导致了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奥巴马在获诺奖时还什么都没干。实际上他是因为基于良好意愿的竞选承诺而被预支了这个奖项。诺委会所奖励的与其说是和平奖，还不如说是对“正在指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总统”进行了嘉奖。所以有人撰文说，应当把和平奖改称为战争奖，这才更加名副其实些。

       　　挪威诺委会对美国这个世界大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从而导致议论纷纷。

将2010年的和平奖授予与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相对立的刘晓波，完全符合这种“欧洲大西洋战略”。在冷战正酣的时候，诺委会多半也是这样周期性地奖励给苏联政权最不妥协和最凶恶的敌人。当时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种人。而索尔仁尼琴却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他是因“遵循俄罗斯文学传统”而获奖，而实际上这种说法却令人无法不报以嘲讽。当1975年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时，西方已不再掩饰其政治动机了。

　　3.把达赖、刘晓波、热那娅、胡隹和魏京生等列入诺奖候选人并使达赖、刘晓波获诺奖，足以证明诺委会是多么鲜明地坚持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怡挂帅了。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0月15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认为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诺委会“选择性失聪”，导致该奖项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诺委会把中国等抗议说成是对其“施加压力”，而“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人为中国罪犯争取奖项时，诺委会却洗耳恭听。”由此可见，并非诺委会“选择性失聪”，而是诺委会在西方意识形态下必然的排他性的政治选择；就是说，诺委会必然要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挑选获奖的对象。

　　评论文章说，印度民权斗士、圣雄甘地曾5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却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因为“甘地领导印度人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抗争、争取国家独立的对象，是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然而，当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诺奖时，诺委会主席竟然说，这一决定是“在某种程度上纪念圣雄甘地所作的贡献”。“这简直是对甘地的侮辱，因为达赖是因涉及1959年的西藏武装叛乱才被迫逃亡的。而且当年颁发给达赖，是为了配合西方国家在‘六四’事件之后孤立中国。”

　　南非的曼德拉被白人政权长期关押，诺委会并没有在此期间把和平奖给他。直到1993年，他才与释放他的白人政权领袖德克勒克共同获得和平奖，“也就是说，‘受害者’必须与‘加害者’分享和平奖”。

       　　美国在1961年介入侵略越南的战争，直到1973年才被迫停火、撤军。美国对越南全境狂轰烂炸，造成300万越南人死亡，诺贝尔委员会并未作出让美国停止屠杀越南人的努力。而在美越停火后，诺贝尔和平奖却被颁发给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黎德寿拒绝了和平奖，因为他不愿与造成大量越南平民死伤的基辛格“分享”和平奖。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代表人物都是坚持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来实施和维护政治挂帅的。

       　　西班牙《起义报》10月14日刊登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多梅尼科•洛苏尔的文章。其中说，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杀死无辜平民之后，还要将其肢解，并带走尸体的某一部分作为纪念。而美国政府却立即下令封锁消息，尤其是照片。受到震动的美国及国际媒体本应该就此对美国施压，要求停止阿富汗战争。而为了能让战争继续，“和平奖得主”奥巴马则选择了打击新闻自由的举措。我们还可以总结一些普遍特点。20世纪，美国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多的国家：

       　　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亨利•基辛格：智利政变和越南战争的策划者；詹姆斯•卡特：主张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禁止向苏联出口小麦；贝拉克•奥巴马：利用可怕的战争机器继续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

       　　此外，奥斯陆的先生们还把和平奖送给不断挑起武装叛乱和搔乱的“异见人士”、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1989年）和参加天安门民运、扬言要武装夺取人民政权的刘晓波（2010年）。所以，“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先生们的行为，在今天只配得到“诺贝尔战争奖”。

　　2010年10月9日，中国《环球时报》刊登《诺贝尔和平奖又砸自己的牌子》的文章中指出，把热比娅、胡佳、魏京生等“异见人士”都列入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名单，这只能加剧中国人对这个奖项的反感。评定及操纵这个奖项的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和平、团结，而希望中国社会因政治分歧而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直至走向苏联式的分裂。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和平奖给中国社会撕开个口子。

　　10月12日，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

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须输送到所有其他国家去。要么直接通过武力和战争（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通过支持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价值和理念的人。我认为，诺委会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更像西方世界的国家。诺贝尔奖就被用于此目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2010年10月14日，凤凰网刊登益多的文章《从达赖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说明了什么》。其中说，刘晓波获奖消息公布不到两个小时，达赖就发表声明：“恭喜刘晓波先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此殊荣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刘晓波的表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先生和其它因言获罪的所有良心犯。”

　　1989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六.四”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当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就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政治工具。

　　挪威诺委会负责人声称，给达赖颁奖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争取解放西藏的斗争中始终反对使用暴力，主张采用和平的解决办法”。而史实是，“非暴力”、“和平”从来都与达赖不沾边。达赖以无比残酷的方式压榨、迫害西藏农奴，1959年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失败后逃到国外，此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长期豢养一支4000多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对中国边境进行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袭扰。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的解密档案也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达赖本人完全明白他凭什么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很激动地说：“诺贝尔奖对藏人是一件大事。受奖后我要更加坚信，在坚持英勇战斗和不懈的斗争后，西藏一定会独立”。原来，达赖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和平”，而是“英勇战斗和不懈斗争”，是“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桑东也曾露骨地说，这个奖是“对每天进行战斗的境内外藏人的勇气进行了褒奖”。1990年9月，达赖在荷兰对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1991年4月对“美国之音”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特别是2008年，达赖又煽动、策划了拉萨“3·14”事件，半天之中打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烧毁商铺1300多个。达赖还污蔑被烧死的人是“妓女”，被烧毁的商店是“妓院”，公然声称“无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达赖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他在必要时准备重新打出“西藏独立”和暴力的旗帜，并大肆赞扬杀人魔王希特勒是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义下进行的。聪明的挪威诺委会不会预见不到这些情况，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需要树立一个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标志性人物。

　　正是在这个政治目标指引下，挪威议会一些人策划设立了“西藏小组”，从事支持达赖分裂主义的活动，联合达赖集团在奥斯陆开设“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对中国西藏公开进行煽动、污蔑、攻击性宣传。达赖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而刘晓波则鼓动抵制中国现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论是分裂中国，还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都是符合西方帝国主义战略目标的。达赖与刘晓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颁奖可以给那些主张分裂中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撑腰打气，依靠这些人继续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因此，刘晓波获奖后，海外动乱分子心领神会，大叫“海内外的反对派力量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向中共专制政权发起新的冲锋”。

       2010年10月14日，新华网转载《环球时报》的文章：《对华思想战，西方既着迷又耐心》。其中说，花140万美元发动一次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攻，在一些西方人眼里，用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来干这件事，性价比是最高的了。选刘晓波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向中国进攻则是一定要做的。除了刘晓波，这两年的诺奖候选名单上还有热比娅、胡佳、魏京生等。这意味着西方在释放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他们绝不会在意识形态上“放过中国”。世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西方的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最大的安全就是把西方精神的边界扩展到整个世界。只要中国不在精神上臣服于西方，无论中国怎么发展，都是必须教化的异类。

      

（四）要重温毛主席的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百多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在维护中华民族和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战斗中，在坚持以人民革命战争对抗反人民反革命卖国求荣的战争中，涌现出那么多闻名出杰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被列入诺奖候选人，而唯有卖国者、坚持民族分裂主义、坚持反革命反人民的异端分子才能被列入诺奖候选人呢？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和震惊。

　　其实，上面所引述的系列史实论证，再清楚不过地验证了宣扬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超阶级、超历史、超时空的普世价值观点，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在阶级社会中，无论属于哪个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必然要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一定的阶级烙印。他们无论从事哪项社会事业，都必然自觉半自觉地为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必然要竖持或维护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政治挂帅，而决不可能以个人的喜好厌恶为转移。刘晓波获诺奖，显然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民的羞辱。可是对于那些对其感到意外者却是一剂清醒药，而对那些反对、否定政治挂帅者更是当头棒喝。

　　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人们就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后达赖、刘晓波获诺奖，如同苏联中后期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和戈尔巴乔夫获诺奖一样，乃是西方对东方战略总棋局中所必然要实施的战略步骤，是与系列思想战争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环节。刘晓波获诺奖，显然是西方向东方扔出的一颗极具挑衅性的政治炸弹。但是，它又与中共高层一些领导人迎合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贯彻不坚决、不一贯、不得力，甚至放松、放弃和屡屡不接受历史教训，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导致大批大批的年轻人政治思想意识迷惘堕落密切相关。

　　刘晓波获诺奖，意味着西方向东方发出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信号，即21世纪头10年的世界政治局势，与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政治局势一样，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改良交替并存的时代。实质上，它体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顽固地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东方无产阶级仍然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彼此相互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16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日趋激化的必然产物和表现。

       人们应当从达赖、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汲取什么历史教训呢？那就是要求人们重温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雄文，既便是过去60多年的今天，它仍然是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切中小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要害的不朽雄文。凡是真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中华民族和国家统一者，都应当进行深刻的反省，切实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只讲“和”，不讲“斗”，既不可能为世界增添和平，也决不会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什么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当然，并不是说只应讲“斗”，不要讲“和”，不要与魔鬼打交道，而是要求人们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决不容许拿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原则作交易。关键是要切实把握好“和”与“斗”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度，坚持着眼于“和”而立足于“斗”的方针。如果不是依靠全体人民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而单靠国家元首之间的“和谈”，那就难免会成为一种缺乏底气的“伪和”，甚至会使国家和人民处于更加危险之中。

　　　　　　　　　　　　　　　　　　　　　　（2011年1月20日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