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先生的为人和为学

奚兆永

本来，我对杜导正先生一点也不了解，这几年，由于《炎黄春秋》上刊载的一些文章过于离谱，才引起我对于这份刊物以及它的领导人杜导正先生的关注。

新近，在网上读到师马东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谓：“最近一期的《凤凰周刊》刊登了夏榆专访《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文章的文章。其中提到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邓小平跟他们说的话是露骨地劝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杜导正说：“我看过官方的记录，但是这个谈话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面去。这几句话我把他背过了。第一句，我劝过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于是，杜导正先生又一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从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杜导正先生的为人和为学。

一、为人：不择手段，知法犯法

杜先生说的是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这个所谓的邓小平谈话，另一个比杜导正先生更老的杜先生——杜潤生先生在2007年第6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理论思维的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的文章里曾提到过：“听说邓小平1987 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我曾在一篇批判谢韬和辛子陵的文章里对此提出过如下的批评：“一篇理论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竟然是‘听说’来的东西！邓小平究竟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杜先生既然把这句话公之于众，就应该提供出处，否则就有造谣之嫌。”现在杜导正先生再次提到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似有回应之意。与老杜先生的说法不同，杜导正先生提供的时间不是笼统的1987年，而是“1987年秋”；不是含糊的“据说”，而是“我看过官方的记录”；不是一般的说邓小平说，而是具体地说是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而且，新说讲邓小平不是只讲一句或两句话，而是讲了三句话。在这些方面，杜导正先生不愧曾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比那位老杜先生强多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质疑。根据新闻三要素，杜先生提供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什么时间？“1987年秋”，秋是一个季度，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日期；什么地点？是在哪里讲的？没有交代；什么人物？只说是“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这里没有具体说出青年领袖的国家和人名。为此，我仔细查阅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还查阅了1987年秋季即8月至11月的《人民日报》，根本就没有邓小平会见“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这一回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杜先生所说的东西是捏造的，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制造的谣言。

退一万步说，即使假定邓小平会见所谓“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是秘密进行的，——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实在没有这样作的必要，中央领导人也绝不会让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杜先生知道此秘密之事，怎么会把所谓“官方记录”给他看呢？而据杜先生自己说“这几句话我把他背过了”，他显然是偷看后背下的。人们要问：杜先生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去偷看并默背中央的机密文件呢？

还有，无论是那位年纪更长的杜潤生先生，还是这位现在还在担任《炎黄春秋》社长的杜导正先生，都不是邓小平作品的著作权人，又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授权，究竟有什么资格公开发布邓小平的所谓“谈话”？特别是杜导正先生，曾经担任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应该说是非常了解的，这样做是不是“知法犯法”的行为？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导正的为人：他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知法犯法，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

二、为学：不读书，不求甚解

杜导正先生在中央党校学习过两年，又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且担任过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工作，照理说，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是了解的，特别是对他常常放在嘴边的邓小平理论，更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从上面提到的情况来分析，事实远不是这样。

在我看来，杜先生其实大可不必捏造邓小平的谈话，也大可不必去偷看默背这个“三句话”，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地读一读《邓小平文选》，就不难找到类似的“谈话”。这里，不妨摘录几段在下面：

1980年4月1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兼赞比亚民族独立党主席肯尼斯·戴维·卡翁达时说，“‘四人帮’怎么说呢？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1980年4月21日，在会见拉赫达尔·布拉希米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同上，低12-313页）

1980年5月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艾哈默德·塞古·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同上，第313-314页）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些已经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杜先生偷看和默背的那三句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杜先生又何苦舍近求远、弃本逐末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不好读书，不知道《邓小平文选》里有这些论述。

不过，严格地说，邓小平对非洲执政党领导人如此强烈地宣传他本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此强烈地宣传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总结的对其他国家运动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恩格斯曾在一封信里说，“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47页）毛泽东也一再告诫说，“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他还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同上，第433页）

当然，对这个问题，邓小平自己后来也是有所认识的。就在上述讲话以后还不到一个月，他在1980年5月30日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就说到，“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这样的话，他后来又讲过多次。如他在1983年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代表团时说，“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4-905页）同年11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和夫人时又说“对兄弟党，不能指手画脚，否则是很危险的。”（同上，第944页）1984年5月20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再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对别的党指手画脚肯定要犯错误。我们不可能比铁托同志更了解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同样，中国人民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4-975页）

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习惯势力”使然吧，邓小平后来又多次用很重的口气向非洲一些国家领导人谈起了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并对这些国家现在是否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明确的看法。如他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又如他在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说，“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同上，第289-290页）显然，这样讲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外国革命所持的态度以及毛泽东所讲的“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邓小平自己一再宣称的“重要原则”的。不过，这也使我们看到，邓小平的这些公开发表的话与杜先生神秘兮兮地“发布的”所谓 “三句话”非常一致，根本无秘密可言，更加证明后者乃是不折不扣的捏造；而杜先生不引公开出版物，却捏造出什么“三句话”的谣言，除了证明其知法犯法和不择手段外，也可见其读书之太少也。

在历史上，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曾以“好读书，不求甚解”自况，但是人们对他说的“不求甚解”却理解不一：有人认为“甚”就是过分，“甚解”就是过于迂腐，咬文嚼字，“不求甚解”是一个褒义词；而有人则认为，“甚”就是很，“甚解”就是“很解”，就是深入、充分的理解，“不求甚解”就是一知半解、浅尝即止，没有真懂，是一个个贬义词。或许可以说，陶渊明当年是将“不求甚解”作为褒义词使用的；但是，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实际上都是将其作为贬义词来理解和使用的；“吾从众”，自然也是将它作为贬义词来理解和使用的。

联系杜导正先生，我想说的是，他应该属于那种“不读书，不求甚解”的类型。说一个文化人不读书，的确难于令人置信，但是，一个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且担任过新闻出版署领导工作的人，一个杂志社的社长，一个大讲邓小平如何如何的人，连一个《邓小平文选》都没有好好去读，更不用说他会认真地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了。由于杜先生不好读书，他的“不求甚解”也就理所当然了。实际上，所谓“甚解”，也就是人们说的完整地、准确地去理解，也就是要联系历史和现实，联系前人的论述，联系同一作者在其它地方的论述去理解，这样，如果不读书或不好读书能够做得到吗？

杜先生“不求甚解”，很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所谓“三句话”的过分看重上。其实，稍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根据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对一些过去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来说，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邓小平提出在非洲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是正确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会把它当作是什么独家新闻。但是，由于不熟悉或不懂得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杜先生（还有那位老杜先生）在理解时却出现了偏差，把邓小平针对一些非洲国家讲的话当成了普遍真理，似乎在已经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对于这个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前面引述的邓语“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证明）搞不搞社会主义都无所谓，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这和邓小平一再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杜导正先生曾经位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的高位，现在也还是一个颇受世人关注的人物，但是从一些事观其为人和为学，实不足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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