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秘书，志在总理?

——读周惠回忆试着理解李锐先生晚年行为

司马南/文

对照周惠先生的说法，评鉴这30年来李锐老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似乎有一条合乎逻辑的人格成长轨迹——

开始是对权威力量五体投地般地认同和狂热；

而后是首鼠两端狡黠地对权威力量有意识地借助，志在50岁之前问鼎总理；

其三是对权威的反叛和再次臣服，中间伴随着对叛逆者同盟（均为心理意义上）的叛逆；

其四，当洗心革面的忏悔没有换来期待的权威原谅时，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一段是最为难熬的心理焦虑、心理颓唐、理想幻灭阶段；

最后，随着权威力量现实威胁的消失，叛逆之心在众人的欢呼下遂呈极大值。

这就好比一个小男孩长成大人后，对着已经打不动自己的老父亲咆哮不已一样，他要让老父亲承认自己才是权威——而这种行为越是强烈，越是证明在他心里老父亲的权威感依然存在，老父亲居高临下凛凛威势依然不可侵犯，咆哮的反叛者在心理上仍旧是可怜的弱者。

————————————

 

自80年代至今，笔者有机会多次、于多种场合见到过李锐先生，有时是主题化活动，有时是有人买单的定期不定期的无主题聚会，多半活动结束会有饭局，有时活动本身就是吃饭说话。作为小字辈，须仰视方得见之的大人物就在眼前，李锐老的言谈举止，笔者自然十分留意，印象至为深刻。

“毛主席的秘书”身份备受瞩目。遇有李锐老说话，听者初多欣欣状，继而昭昭然。李锐老态度鲜明，长于表达，从不支支吾吾，他的观点绝无老态，一如他的名字，锐度十足。每当说到毛泽东，他的尖锐性、权威性似乎不容置疑，在一大群长者当中，包括比李锐老更老的老头都在的时候，某老某老们往往也只有听的份儿。

作为近二十年来媒体上公认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共党史专家”，李锐老不仅固具研究资质，而且许多大事乃为亲历，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归纳和提炼问题，能够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透过迷雾梳理成形，变作符合时代社会心理需要的条条和纲目。

这种能力早在延安时期，即在党内诸多秀才竞争中现出端倪，当年其为《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后续任报社社长，继之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据传李锐老还先后给高岗、陈云两位政治家当过秘书。其为毛泽东秘书并因庐山会议而在秦城蹲了8年的经历，更为其增添了令人敬慕的传奇色彩。

多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无奈，或主动接受命运的安排，伴着意志力、记忆力衰退，年轻时难以戒除的“色”、“斗”、“得”之心日颓日淡，最后变成一个慈眉善目，于外耳顺，所欲从心，德秩并茂的长者。李锐老不是这样的庸庸碌碌之辈，看他的代表作《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以及近年的一系列大文章小文章、大谈话小谈话，人们不难发现，李锐老意志力超顽强，他既耿耿於历史，又专注于现实，既环顾于世界，又愤俗于周边，既责上心切否字当头，又自甘国师上书不已……

坦白地说，很多事情，作为晚辈，初始听得云里雾里，并不解究竟，但是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傻子也会长个的，再愚笨的人也懂得从经验中观察学习，于是，明白了一些基本套路后，渐渐地，李锐老的“大家形象”、“权威形象”、“敢说敢为形象”也就打了折扣。不仅如此，通过对李锐老的观察，笔者对“老年政男”的心理世界也多了些悲悯与同情。

因为这一点，当有人对李锐老的某些说法，尤其是对主席的某些极端化评论（譬如“…盖世，…滔天”一类）表示不满的时候，笔者往往会选取心理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心理学的角度，比之政治的角度，与现实拉开了一点距离，正是由于这个距离的存在，有些事情往往更容易看清。

事实证明，学问家，也会产生“补偿心理”；老年人，也会钻起牛角尖来；年轻时的不如意、被压抑、受挫败，年老的时候获得应力释放，似乎有一定规律可循。更何况，不甘被边缘化，不愿意被忘记，努力撑到最后，志士暮年壮心不已，乃为人之常情，谁人不是如此呢？

感谢周惠先生接受采访的回忆录，为我们理解晚年李锐老的心理又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对照周惠先生的说法，品鉴这30年来李锐老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似乎有一条合乎逻辑的人格成长轨迹——开始是对权威力量五体投地般地认同和狂热；而后是首鼠两端狡黠地对权威力量有意识地借助；其三是对权威的反叛和再次臣服，中间伴随着对反叛者同盟（均为心理意义上）的反叛；其四，当洗心革面的忏悔没有换来期待的权威原谅时，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一段是最为难熬的心理焦虑、心理颓唐、理想幻灭阶段；最后，随着权威力量现实威胁的消失，反叛之心在众人的欢呼下自然遂呈极大值。这就好比一个小男孩长成大人后，对着已经打不动自己的老父亲咆哮不已一样，他要让老父亲承认自己是权威——而这种行为越是强烈，越是证明在他心里老父亲的权威感依然存在，老父亲居高临下凛凛威势依然不可侵犯，咆哮的反叛者在心理上仍旧是可怜的弱者。

由此推论，今天，那些靠辱骂毛泽东及其继承者的事业而获得美国某些机构奖学金、邀请函、人权奖的好汉们，那些在毛泽东时代痛哭流涕曾经下跪求情，今天铁嘴钢牙一副东方不败面孔的好汉们，大约算不得是真正的好汉，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正是这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弱者、人格不健全者、病态政论家。

印象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李锐老还是坚持某些老说法的，譬如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等等，但是，近几年，笔者见老人家的机会少了，而李锐老似乎越发士气高涨，在网络上，很容易检索到他老人家的一些令人不敢恭维的高论。毕竟年纪不饶人，老花眼是不可逆的过程，分辨力越发底下，看人看东西就容易含混不清。某次谈话中，李锐老连焦国标、余杰一类都视为知己，甚至称比尔盖茨是共产党员……但愿这虚拟的世界中，关于李锐老的言论悉为虚拟，表达的不是李锐老的本意。

老朋友赵君不同意笔者的说法，他认为这叫“妄自猜度”，“恰好说明司马脑子里有为尊者讳的思想，对李锐的蜕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问道：假如这一切就是李锐老的真实意愿又当如何？

笔者坚持认为，分析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就理论谈理论就主义谈主义而脱离开他躯壳——生理与心理，当一个90高龄的老人说的话有些不中听、不靠谱、不逻辑、不合乎事实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太较真。当年毛主席讲过，考察一个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能只看一时一事。

 希望李锐老在某日睡好午觉起身之后，当立冬的太阳暖洋洋地斜照进屋子时，于桌边花阴凉里，无燥无怒平和地读完这篇文章，敬请原谅晚辈不敬率陈一孔之见，不知前辈著文批判毛泽东时，是否有笔者对前辈这番体谅与理解。（2009年11月8日星期日）

   

  

附文：

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5592352

 

●张杰

 

人物介绍： 周惠， 1918 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 1937 年参加革命，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1 年初，调北方局工作。 1952 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 1959 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 1977 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78 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87 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 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 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 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 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 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 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 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 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 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 7 月 23 日上午 ，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 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 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 ）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 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 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 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 再一个就是 8 月 11 日 ，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 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 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 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 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 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 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 ），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 7 月 21 日 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1965 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 ）；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 7 月 23 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 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 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 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 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 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 ），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 ）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 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 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 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 为什么呢？

 

周惠： 李锐当年刚 42 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