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文革研究网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1976年《参考消息》)
美《大西洋》杂志先登赫·史密斯新著的《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一）

　　
　　【本刊讯】美国《大西洋》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刊登赫·史密斯的一篇书摘，题为《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在克里姆林宫庇荫下的表现》，摘要如下：（原编者按：赫·史密斯刚结束他《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的任职。他是行将出版的《俄国人》一书的作者，本文即取自这本书）
　　
　　俄国的上层看清了前途，明白前途美好。他们乘坐小轿车风驰电掣般从红场驶往老百姓不准入内的、供应精美食品的商店，驶往豪华的乡间别墅。
　　
　　随便哪天下午，只要你沿着离开克里姆林宫两个街区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漫步，就会看到两排闪闪发亮的黑色伏尔加牌小汽车停在那儿。汽车的发动机嗡嗡作响，司机警惕地注视着车上的反光镜。路边虽然有“不许停车”的牌子，他们却视若无睹，显然对警察毫不顾忌。他们所注意的是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二号的门口。这是一座米黄色的建筑物，窗户油漆一新，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在这所房子里向开赴（内战）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发表讲话。”
　　
　　门旁的另一块牌子写着：“身份证办理处”。但是我听说，这里涉及的不是任何身份证，而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人员及其家属的身份证。一个外人如不注意党的官员喜欢坐的伏尔加牌小汽车，认不出中央委员会的汽车所挂的牌照ＭＯＣ和ＭＯД，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从“身份证办理处”的门里不时走出男男女女，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或者挟着用牛皮纸包的整整齐齐的纸包。
　　
　　沿着这个街区，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扬声器把其他司机叫进一个门口有警卫站岗的有围墙的院子，来接把货送回家的电话命令。大门口一位白头发看门人把好奇的行人赶走。原来这是一家秘密商店，故意弄得不叫人注意，只有苏维埃新贵们和持有特殊证件的才准入内。
　　
　　有一个这样的商店的完整的网，为苏联社会的上层服务，即那些头头们，或者为一位苏联记者所不恭敬地称呼的“我们的共产党贵族”。这种商店使苏联贵族不受长期匮乏之苦，可以不排长队，不看售货员的冷眼，免除了每天都折磨普通公民的其他一切烦恼。在这里，政治权贵们可以买到俄国稀有的精美食品：如鱼子酱，熏鲑鱼，最好的罐头鲟鱼，出口的伏特加酒，不常见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上等肉类等等。而且冬天还有其他地方很难买到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有一次，一位苏联妇女和我开玩笑地谈到苏联的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富人一年到头吃西红柿，我们只能在夏季吃到西红柿。”）
　　
　　有一些商店还以低价和免除关税的价格，向新贵们出售无产阶级从未有过的外国货：法国白兰地酒、苏格兰威士忌酒、美国香烟、进口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毛里长统靴、英国毛织品、法国香水、德国短波收音机、日本磁带录音机和立体声收音机。更有甚者，有些商店还向这些权贵们提供克里姆林宫的厨师烹调的热饭菜，这些食品和一般国营商店的食品相比较，质量是很高的。一个出身名门的莫斯科人告诉我，她和朋友们常常光顾旧阿巴特区的一家饮食店，因为这里有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身份证办理处”的卖剩的食品。
　　
　　苏联的特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章：依职衔的高低决定特权的大小。他们每月享有“克里姆林宫津贴”，足可供使一家人免费大吃大喝，最高级的领导人享受送货上门或者可以直接在设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商店内领取货物。与别尔谢涅夫斯基环行路的“突击工作者影剧院”毗邻的政府宿舍，是一座庞大的灰色公寓建筑，有专门供副部长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的商店，供给的价值和质量按地位的高低而分若干等级。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卖减价食品的商店，可以到里面买东西的人有：苏联的元帅和海军将领、高级科学家、宇宙航行员、经济管理人员、获得高级勋章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列宁奖金的作家、演员、芭蕾舞明星、《真理报》、《消息报》或其他重要出版物的高级编辑以及莫斯科市的领导人。一个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工作的人告诉我，党中央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分三个等级，因而要在三个不同等级的商店里买东西。到设在党的总部里的食堂吃饭，饭菜也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供应的。党的机关和政府主要部委的中级干部、军队总参谋部人员以及秘密警察等，都在奢侈品少一些的中级商店里买东西，他们付的钱要比大头头多。
　　
　　许多政府机关还发给高级官员“特殊配给卡片”，凭卡可以到特殊商店买东西。一个官僚告诉我，在这种商店买东西的人，可以购买的钱数都按级别有一定的规定，并标明在卡片上。
　　
　　在苏联社会，还有另一种特权：莫斯科设有八家硬通货“小白桦树”商店，持有“卢布证券”的苏联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廉价的进口货或本国的稀有商品。“卢布证券”是一种特殊的货币，通常发给那些在国外挣了钱而把外汇换成卢布的苏联人，例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记者和诗人等。有特殊门道的政府官员，一部分薪金大概也用这种证券支付。在黑市上，一个“卢布证券”可以换八个普通卢布。几乎所有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苏联人，如旅游向导、政府译员、陪外宾的记者、教外国使馆人员俄文的教师等，也能得到若干“卢布证券”津贴，买条进口围巾、花衬衣或领带，或者一双厚底高跟鞋。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注意到一个跟踪着他的保安人员，也到一家“小白桦树”商店里买东西。另外，有些饭店还为偶尔招待外国人的苏联高级官员办宴席。（据一家英国《研究》季刊报道，勃列日涅夫的正式薪金为每月九百卢布，但他的额外所得使他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这个数目，可是又没法估算出来。其他有权势的新贵们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从表面看，勃列日涅夫似乎不如苏联元帅富有，元帅的最高工资为每月二千卢布，也没有重要的国防科研人员及行政官员富裕，这些人的工资也在二千卢布的水平，而且不如大作家，大作家的一本书要是改编成电视或电影，其版税可达十五万卢布。有权势的新贵们不仅享有金钱买不到的特权，而且据一些了解内幕的苏联人说，党的一些主要官员还领取特殊的秘密工资，可是外人无从推测其确切数目。）
　　
　　享有特权的新贵的人数有一百多万，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大概得有数百万。它的确切人数是苏联社会许多难以捉摸的事情之一，因为苏联不承认存在这么一批人。照官方的说法，苏联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农以及雇员“阶层”。后者包括职员和知识分子，但正是这个“知识界”的上层，构成了实际上的特权阶级。其核心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这些管理国家的官僚，再加之以高级经济管理人员、科学技术方面最有权势的行政官员、党报及宣传系统的主管人。
　　
　　苏联制度的神经中枢，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花名册”，就是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这种“花名册”存在于苏联生活中的所有各级，从乡村到克里姆林宫都是如此。最高一层，是政治局的“花名册”—由苏联的统治者亲自指定的职位，即内阁部长、科学院院长、《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各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最敏感的一些部的副部长、驻美大使和另外几个主要大使以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比美国白宫班子的权力还要大的这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又指定成千上万的人担任其他重要工作，这些工作虽然较低，但仍很重要。按照这个程序，一级指定一级，直到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各市、各区以及各个村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任意授予官职的庞大的系统。
　　
　　特殊商店以及其他设施的服务对象，正是这个被一层一层任命的统治集团。任意授予官职的制度遍布全国，所以连州的首府也有这种特殊商店和其他特权设施，为当地的上层人物服务，当然规模要小一些。
　　
　　在苏联，还有另外一条通向上层的途径，就是在增强苏联国力和为国增光上展示出个人的才能。大科学家、芭蕾舞的主要女演员、宇宙航行员、奥林匹克冠军、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有名望的指挥官等都能在上层占有地位，但是仅仅是地位，而不是权力。
　　
　　虽然文化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对展示苏联的力量和成就效力不小，但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还必须显示忠诚。党独揽奖赏大权，既可以给他们以大量奖金，又可以授予他们保证过舒适生活的勋章和头衔，或者决定发表他们的作品，使之有利可图。党还行使惩罚之权，如不许索尔仁尼琴获得列宁奖金就是一例；或者剥夺出国旅行以及在国内演出的权利。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说明所取得的成就和收买那些已经成名的人，党的官僚机构总是授予文化和科学界的名人以“人民艺术家”、或者列宁奖金获得者的桂冠，并且赐予他们享有很舒适的乡间住宅这样的特权。这种做法和当年俄国沙皇多少世纪以来的做法别无二致。对于那些勇于为沙皇效力的上流人士，沙皇赐予他们庄园和高贵的称号。
　　
　　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有个名称不显眼的部门，叫“总务部”，它有自己的秘密经费，专为权势集团管理和提供各种特权设施，如上等公寓、乡间别墅、政府招待所、特别疗养院、汽车队以及以安全为借口提供的仆役。一位莫斯科的记者告诉我，这些仆役事前都签署了保证书，决不议论新贵们的私生活。对他们的谨慎小心，付给了优厚的报酬：他们也有专门的商店和乡间别墅。
　　
　　头目们的地位和特权表现在，拥有配备司机的小汽车。这种小汽车一般在街道的中央开足马力飞驶而过，警察看到它们开来，马上就得示意其他车辆让路。上层的精华大约共有二十人——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书记——他们使用黑色的“吉尔牌”小轿车，配有专职司机，每辆约值七万五千美元。这种轿车貌似长形的“林肯大陆牌”轿车，里面非常豪华：软塑料扶手坐位，长毛绒地毯、装有空气调节器、无线电话以及其他装置。自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心怀不满的陆军中尉，从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茨基门向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的汽车开枪射击以来，勃列日涅夫出行时，通常就有四辆汽车。
　　
　　对于那些资格够不上坐“吉尔牌”汽车的二流人物来说，“海鸥牌”汽车算是牌子最好的。在一些主要街道上，专门划出了中间行车线，供要人的汽车行驶，人们常把这种行车线称做“海鸥牌行车线”，因为“海鸥牌”汽车经常突然冲进这条线。能坐“海鸥牌”汽车的人是：内阁部长、海军将领和陆军元帅以及来访的重要外宾和代表团。有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和企业用一万卢布（一万三千美元）的价钱购买了这种汽车。
　　
　　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公家汽车车队是如此的多（大多数是黑色的“伏尔加牌”），人们都已习以为常了。但我听见有人抱怨，这些小轿车的司机在狭窄的路口横冲直撞，结果行人被吓得四处逃散，象农村路边的小鸡一样，其他汽车也不得不向路边躲闪。一九七三年，一位出席苏联召开的“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大会”的美国黑人妇女，对于载着她的官方代表团的“海鸥牌”小轿车蛮横地把人群冲散感到很不舒服，说这使她联想到沙皇时代的贵族，在路中央驱车飞驶，溅得农民一身泥的情景。苏联官方的向导向她提醒道：“嘘！别这么说。”
　　
　　但是在讲排场和摆阔气方面，配有专职司机的小汽车还不能说明地位和特权的程度。一般地说，苏联的政界上层人士过着一种人民看不见的特权生活。一九七四年，苏联为欢迎尼克松总统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圣格奥尔基大厅举行了盛大宴会，我对其排场和奢华颇感惊讶。当两国领导人步入大厅，站成一排，倾听演奏两国国歌时，我和他们相隔只有几英尺。尼克松穿一身蓝色哔嘰西服，勃列日涅夫噘着嘴，系一条紫红色的西方格式的宽领带，波德戈尔内主席长着一个圆头鼻子，柯西金总理显出不耐烦的神情，眼珠直转，象小孩儿一样盼望着仪式赶快结束。大厅两边设置的长形宴会桌，每个足有一百码长，桌上摆满了精美食品：各种鱼子酱，熏鲑鱼，烤猪肉。在巨大的水晶吊灯下面，身着白衣的服务员穿梭往来，端上一份份热菜，管弦乐队为几百名出席宴会的苏联新贵演奏《南太平洋》里的乐曲。美国记者当然不会放过报道苏联的好客和奢侈，但是苏联报纸却只字未提，老百姓也许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特权生活略有所闻，但决不会知道详细情况。（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08

美《大西洋》杂志选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二） 

　　
　　克里姆林宫本身确实雄伟壮观。但是莫斯科没有能和白宫相媲美的官邸。苏联领导人喜欢乡间别墅，胜过市内的寓所。勃列日涅夫住在库图佐夫大街二十六号一座旧式的九层公寓大楼的后侧，占了一层楼；在他住房的上面住着秘密警察的头子尤·安德罗波夫，下面是内务部长尼·谢洛科夫。柯西金住在市内最受人羡慕的地方，建筑在列宁山上的一座现代化公寓里，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另一边的莫斯科商业区。波德戈尔内住在托尔斯泰大街一座高大而保养得很好的黄砖公寓里。市内还有其他几处重要地区供政治显要和莫斯科市委领导人居住。
　　
　　但使普通苏联人眼花缭乱的却是公寓的内部装饰。一位熟知莫斯科统治集团的女演员告诉我，她看见这些人物的厨房里有壁柜、塑料贴面的案子、西德屈佩斯布施公司的电灶及冰箱；起居室的陈设雅致，具有现代芬兰派的风格，这些家具都是以低价买进或是以免税价格买的进口货，这一切使她惊讶不已。她说，厨房里的一些装置非常新奇，在苏联市场上根本见不到，因而要派出技工到西德接受特殊训练，以便安装和维修这些新贵的厨房。
　　
　　给普通苏联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各种新式装置和陈设，而且还在于房间的宽敞：他们往往一个人有一间房，完全不必睡在起居室里。我认识一位研究生，他经常到老牌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颇有名望的儿子阿·米高扬将军家里作客。使他为之愕然的是他们住在政府住宅里的七间一套的房子里（不算厨房和洗澡间），他把它描绘得象美国纽约派克大街上的最好住宅：除家里每人一间房子外，还有一间书房，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放一架大钢琴也不显得挤的饭厅。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苏联人来说，这种宽敞的奢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房间的高度也使他为之侧目，正象西方人对大多数苏联房子的天花板矮得不舒服感到惊讶一样。他能看到特权阶级的生活情况是不容易的，因为冲破特权阶级的圈子，看到他们生活情况的苏联人并不多。
　　
　　一个年轻的政府外交政策专家说：“一切都给伪装起来了。”他是一个失宠的老党员的孙子。说这句话时，我和他正在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区散步，这里住着许多显赫人物的家庭，他因为以前在高级学院念书，所以在这儿有一些朋友。他说：“这些公寓是中央委员住的，你再看街那边的破房子，差得多远，简直没法比。再过去，在拐角那边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旅馆，门口没牌子，你没法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谁走过去，也不会注意。我有一个朋友被指派到奥地利工作，极度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知道这个旅馆是个什么样，想看看里面的家具。于是他走了进去，还没来得及瞧，一个接待员就走来问他进来做什么。经过一番争吵，才放他出去。这下可闯了祸，奥地利去不成了。他的前途就让这么个过失给断送了。在这里，你不要问这、问那，不关你的事儿，就不要打听。”
　　
　　我们向前走了四、五十米光景，看到前面有座摹拟古典式的旧建筑，样子很难看，有五层，四周围着高高的栅栏。建筑物的表面是发亮的红色花岗岩，并且有黑柱子的门廊。石头砌成的过去的两座警卫室由于太沉，地基下陷，而严重倾斜，以前使用的铁门给封死了，现在用左边的一个门。外面停着几辆配有ＭＯＣ和ＭＯД牌照的黑色伏尔加牌小汽车。有个司机，穿着克格勃便衣人员常穿的深蓝色雨衣，在车旁蹓跶。另一辆有着刺眼的红座套的小轿车的司机，正照看着后座上的一个小女孩。车道旁的一块牌子上写着“仅供医疗车辆行驶”。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位夫人，身穿时髦而合身的皮边外套，脚登一双齐膝的进口长统靴，钻进这辆红座套的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的朋友对我说：“这里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诊疗所。”
　　
　　人们常提到克里姆林宫诊疗所，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般人泛称的克里姆林宫诊疗所，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诊疗所，而是许多诊疗所和医院的组合。
　　
　　其中一个一度叫做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最为引人注意，在列宁图书馆正门大街的对过。它也没有什么标记，只是门旁有一个锤子和镰刀的图案。我有时看到政治局的“吉尔牌”小汽车停在门口，这时就有一些克格勃的特务在人行道上聊天消磨时间，司机在擦着挡泥板。但是苏联朋友们却认为，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人物不会到这里来看病。
　　
　　苏联的要人宁愿在僻静的地方看病，例如在新贵们的别墅区的昆采沃的医院，东欧的领导人诸如东德的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就在这里做过专门治疗。
　　
　　（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09

美《大西洋》杂志选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三）

　　
　　其他疗养院和诊疗所分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矿泉附近。这些医疗设施专供上了“花名册”的权贵们使用，人们提到这些医疗设施的管理机构时，只说：“四司”，意即卫生部第四司。有一次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我问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什么工作，她脱口说出在“四司”工作，说完马上垂下两眼，知道说漏了嘴，怕我追问。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主任医生在一旁忙把话题岔开。
　　
　　其他有名声的机构，例如科学院、芭蕾歌剧大剧院也有特殊的诊疗所和医院，医生远远高于一般水平。这些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赫赫大名使为他们看病的一些医生也抬高了身价，私下为人看病，收入颇丰。
　　
　　说到药物，苏联新贵们得到的无疑是最好的。在苏联，药物虽然很便宜，但长期供应不足，以致党报隔一段时间就得抱怨一番。有一个年轻的外交政策顾问经常向他的有权势的朋友借身份证，钻到克里姆林宫的药房或者配一付新眼镜或者买一些类似抗凝肝素的普通药。
　　
　　然而，高级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苏联领导人及其家属有许多僻静的别墅，就其单个来说，可能没有尼克松在棕榈海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疗养地那样豪华。但是这些别墅的地点不同，气候各异，实非他人所能比拟。拿勃列日涅夫作例，他既能享受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或皮聪大的温暖气候；又能象以前的德国男爵一样，同国务卿基辛格这样的外国客人一起在扎维多沃附近打猎，这里是俄罗斯中部的狩猎区，气候凉爽宜人；他和法国的蓬皮杜在明斯克郊外的松林疗养地休息，尽享幽雅宁静之乐；列宁格勒附近的用玻璃和柚木建造的国家宾馆，也是他常到之处，在这里可以领略现代化的芬兰式建筑的风趣。
　　
　　在苏联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地方和许多小地方都为新贵们设置了特殊的公家寓所。它们座落在道路的尽头、篱笆的后面、松树或白桦林的深处，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一次，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西部一个叫做苏尔古特的产石油的城镇，住在过去由柯西金使用过的一个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房间用松木板嵌镶，具有农村特色，非常舒适，而附近的工人住宅都是千篇一律的预制构件房屋，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招待所的双人房间既宽敞又亮堂，有很舒服的床和照明用的变阻器。虽然刚开春，但小饭厅的桌子上摆满了新鲜水果和蔬菜，这在普通商店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一次，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女儿露德米拉，她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家人正在拉脱维亚的政府休假地度假。当时同我一块儿旅行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迈。麦圭尔，我们和她的丈夫杰·格维希阿尼交谈起来。他是个东西方商业问题专家，在一次有关苏美贸易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他。我们就苏美贸易问题谈了一会，又扯到苏联的一些休假地。格维希阿尼是个漂亮的格鲁吉亚人，衣冠楚楚，爱穿合身的衣服，颈系（巴黎）迪奥尔公司的新式领带，象西方国家的企业经理一样，能够到处旅行。在谈话中，他说他们一家人喜欢波罗的海海滨的凉爽天气，黑海之滨的索契夏季炎热，对于他的背病不利。
　　
　　我们正谈着话，服务员一反苏联的惯例，从相隔六个车厢的餐车为格维希阿尼一家人端来了饭菜。我们俩忙起身告辞，然而服务员见我们俩是外国记者，而且把我们当成格维希阿尼一家的熟人，就让我们也在客车车厢里用餐，并且很有礼貌地解释说，拉脱维亚铁路一向是把饭菜送到乘客面前的。但在回来的火车上，当我们向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们要定饭时，她显出很惊奇的样子，说：“我们从不这样做。”
　　
　　在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沿岸等地方，有些政治局委员的别墅豪华异常，使得稍微廉洁一点的共产党官员也觉得看不过去。其中最出名的是乌克兰的前党魁彼·谢列斯特的别墅。由于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谢列斯特可以为所欲为地调配劳力和材料，在雅尔塔的草木茂盛的尼基茨基植物园附近，他让工人在一块半英里长的海滩上建起一座高大的四层宫殿。铺垫海滩的沙子以及各种家具和陈设都是专门运来的。修建的防波堤在热带树丛中蜿蜒伸展，横跨海滩，最后隐没在海浪之中。保安人员不让游泳或散步的人接近这些屋宇。
　　
　　不论苏联其他领导人对谢列斯特的挥霍无度感到多么不安，但直到他失掉政治局委员和在乌克兰的职务后，他才被迫交出别墅。在这方面，党的规矩常常是无情的：丧失地位意味着丧失公家别墅。不过谢列斯特作为一名级别颇高的副总理，在被降职以后，肯定会得到一所差一点的别墅。（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0

 
美《大西洋》杂志选登赫 ·史密斯新著《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四）

　　
　　一九七四年六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陪国务卿基辛格乘坐游艇沿着奥列安达游弋。葛罗米柯在基辛格面前炫耀他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在克里米亚半岛得到的新别墅。
　　
　　享受特权的规定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是米高扬。这个亚美尼亚老头是个搞党内阴谋诡计的老手，正如苏联人所说，他是个“从伊里奇到伊里奇”幸存下来的人物，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五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米高扬虽然作为赫鲁晓夫这条线上的人而被迫退休，但他设法在黑海的加格拉附近保留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这座别墅以有两个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而驰名，一为海水，一为淡水。不仅如此，他还在莫斯科郊外保留了一座有仆役的巨大的宅第和豪华的庄园，墙外绕有一道干涸了的深沟。革命以前，这里的主人是个高加索的巨商。
　　
　　党的领导人占有的别墅，一般占地面积达数英亩。一律是国家免费供给的。别墅的周围有高高的绿色栅栏。有个莫斯科人告诉我说，普通苏联人从小就知道，不能走得太靠近这些栅栏。莫斯科河的岸边，有个叫乌斯宾斯基的村庄，附近有一块河滩，专供外国使馆人员游乐。在通往这个村子的路旁建有许多这类别墅，凡是通往别墅的岔路上，都插着“禁止入内”的牌子，防止好奇的人闯进去。在最高级人物的别墅周围，不但树林深处有便衣警卫，而且为了防止汽车无意中开到里面，一些主要路口还有武装警察把守。
　　
　　莫斯科人感到整个这套生活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的讽刺，因而给勃列日涅夫编了个笑话：
　　
　　勃列日涅夫想让他母亲知道他干得多么成功，于是决定把她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老家接到莫斯科。他先领他的母亲看他在城里的宽敞公寓，但她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甚至还有点不自在。于是他叫来了他的“吉尔”，和母亲坐上车，飞速向他的在乌索沃附近的别墅驶去。他领着她到处看，一间一间的房子，漂亮的庭院，但她仍然没说什么。于是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叫来，带她飞到他在札维多沃的狩猎场。在这儿，他陪她看宴会厅，向她炫耀大壁炉，他的各种枪枝，以及所有的一切。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恳求似地问道：“告诉我，妈妈，你认为怎么样？”
　　
　　他母亲踌躇地说：“哦，很好，列昂尼德。但是，红军回来了怎么办？”
　　
　　莫斯科的西郊和西南郊，丘陵连绵起伏，一些重要的别墅区就座落在这里。其中闻名国外的要算彼列杰尔基诺的作家别墅区，鲍·帕斯捷尔纳克曾在这里居住；儿童作家科·丘科夫斯基也在这儿住过；《真理报》为它的高级编辑在这儿预备了许多别墅；被西方国家称为苏联特殊情报人员的维克托·路易斯在这里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两层住宅，里面有橡木大壁炉、蒸汽浴室，墙上挂着圣像，还有一个网球场，冬天泼水成冰就是滑冰场。
　　
　　这里还有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其色彩的鲜艳豪放及美观与红场的圣巴西尔大教堂不相上下。
　　
　　从克里姆林宫往西行二十五公里左右就到了尼科利纳戈拉，建筑在这里绿树荫中的许多夏季别墅专供科学院院士、记者、作家以及象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这样的政府官员使用。离这儿不多远，在乌斯宾斯科耶附近，就是高尔基六号，即军界最高人物的别墅区。所有这些别墅区都在彼此只相隔几英里的范围之内，离茹科夫卡很近。
　　
　　茹科夫卡是苏联政界、科学界及文化界的要人所居住的整个别墅区的心脏，集中体现了苏联社会顶端的圈子是何等狭小。在朋友们打开地图给我看茹科夫卡的地理位置以前，所说有些莫斯科的居民把莫斯科叫做“畸形发展的村子”，我总是不解其意。这么个熙熙攘攘的工业大城市，人口有八百多万，却把它叫做个村子，理由何在？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是说，如果你也在这个圈子里，是其中的一分子，就会看到圈子里的人们互相传递消息和干其他许多事情就象一个小镇上的人们的情况一样，人们彼此熟识，非亲即故。
　　
　　在苏联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莫斯科这个城市也确是小而又小了。
　　
　　（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1

美《大西洋》杂志选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五） 

　　
　　茹科夫卡是苏维埃社会的新贵们会合的地方。但是，它的外表给人以假象，一般人路过这儿，看到的只是一簇簇用圆木建造的苏联农民的典型小房子和菜园里看菜的小屋。唯一的标记是，这里有个低矮的但十分庞大的用水泥板建造的商店，店旁设有露天停车场。这座商店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专门为住在周围别墅里的新贵们盖的，甚至直到如今还被人们称做“赫鲁晓夫商店”。
　　
　　茹科夫卡之所以具有农村气息，而且看起来象个集体农庄的村子，原因之一是实际上它有三个而不是一个居住区。从莫斯科路过这儿的司机或旅行者，在路的右边看到的，是一般口头称呼的“茹科夫卡村”。但在目所不及的密林深处，越过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支线，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用整齐美观的路牌标明“茹科夫卡一号”和“茹科夫卡二号”。当地人把“茹科夫卡一号”叫做“部长村”，把“茹科夫卡二号”叫做“学者村”。部长村住的是内阁部长和他们的高级助理，四周围着砖墙和铁栅栏。当地农村的一些妇女被雇来充当警卫，以防止外人接近和进入它的高级商店买东西。进入部长村要凭特殊通行证，而且里面等级制度森严。部长村从它建立以后不断扩大，而今里面分成了两个居住区，一个靠公路稍近，里面住着地位较低但仍很重要的官员，另一个在铁路线的更加隐蔽的一边，住着更高级的人物。
　　
　　别墅是按照级别地位分配的。一位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曾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科学界的高级行政领导人，被提升为副部长，随后接到通知，他将在部长村得到一所公家别墅。但这之前，他已经在一个科学界的居住区购买了一所豪华的别墅，因而尽管分给他公家别墅是一种荣誉，他还是不想搬家，不愿意放弃他的宝贵财产。他企图婉言谢绝。上级严厉地告诫他：“你是不是想蔑视花名册制度？你一定得住和你的身份相称的公家别墅，把私人别墅卖掉。”他遵从了。
　　
　　学者村是个比较松散、不太正式的居住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把位于部长村附近的两层的乡村住宅奖给发明原子弹、氢弹以及第一座回旋加速器的科学家，这是学术村的开端。赫鲁晓夫时代，又住进了太空时代的科学家。现在这个居住区已有大约一百五十所别墅。
　　
　　在原先那个简朴的茹科夫卡村内，在那些圆木小屋和老旧乡村房屋的中间，最近几年一所所新别墅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专门负责监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克格勃的一名将军，在这里占有一所老式别墅。
　　
　　学者村的背后就是米高扬的巨大庄园以及位于波杜什金公路上的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再向莫斯科走一、二英里路，就是苏斯洛夫住的地方，他是党的最高理论家，是他组成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联盟。向相反的方向，从茹科夫卡出发经过两个小村庄，在乌索沃居住区的对面，是一些最高级和最隐蔽的官邸，住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马祖罗夫和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是在进入政治局以后才从他的部长级别墅搬到这个勃列日涅夫“飞地”来的。
　　
　　在茹科夫卡的松树林中，有时会碰到战壕的残痕，地面凹凸不平，行走艰难。一个和索尔仁尼琴志同道合的俄国作家列夫·科佩列夫，对我说：“这些都是战争的伤痕。”
　　
　　列夫指向西面三、四英里远的地方说：“在那儿，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水塔，看见了吗？那是专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马祖罗夫的别墅修的。别墅，你是看不到的。它们就在水塔的旁边。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叫做‘一号别墅’。一九五九年尼克松来时，赫鲁晓夫住在那里。从河上看得见这所别墅。我们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看到的，当赫鲁晓夫带尼克松乘他的游艇时，我们正在河上，真是数一数二的官邸，漂亮的庭院，惹人喜爱的河岸，大理石的台阶一直通到水边。但是现在禁止到那片河上去了，连我们俄国人也不让去。”
　　
　　我们沿着村舍间的羊肠小道返回村子时，谈起了苏维埃新贵们的别墅在地理上的紧密关系。
　　
　　列夫沉思着说：“若是在一九七二年秋或者一九七三年春的一天早晨，你站在赫鲁晓夫商店的旁边，就会见到所有的人。大概早上九点钟，萨哈罗夫和他的妻子会打这儿路过，到河边去游泳。随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马祖罗夫会坐着‘吉尔’打这儿急忙驶往克里姆林宫，逢到天气好的日子他们都住在别墅里。大约十点钟，索尔仁尼琴会到这个商店给儿子买牛奶。”（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2

美《大西洋》杂志选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六）

　　
　　“然后就是苏联原子弹的权威哈里顿，后面是从部长村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和肖斯塔科维奇。不论是科学界、文化界还是政界的大人物你都看得到，全都路过这个乡村小商店。”
　　
　　新贵们和普通俄国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之大，还在于特权阶级能够得到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杂志、书籍和电影，坐西方的汽车，到西方去旅行。据说，特权阶级可以看到禁止普通苏联人看的西方电影，放映这些禁片的秘密地点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各专业俱乐部或者电影界的俱乐部：电影之家。能看这些电影成了知识分子非常珍视的一种地位。在最高一层，苏联统治者的别墅里备有家庭电影放映机，既放苏联影片，也放西方影片。文化部有时秘密邀请来苏联访问的外国剧团演一些内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戏剧，专供艺术界和文化部的官员观看。
　　
　　在物质方面，苏维埃新贵们从西方学来的最时髦的地位象征，乃是西方昂贵的豪华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一边搞缓和，一边使西方小汽车在苏联时行起来。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酷爱豪华的西方小汽车，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投其所好，送给了他许多西方汽车。不过，不大为人所知道的是，苏联其他要人也喜欢西方汽车，波德戈尔内主席坐一辆梅塞德斯—６００；经济计划头子巴伊巴科夫有一辆雪佛莱—因帕拉牌；大剧院的主要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喜欢一辆哈尔曼—吉亚１５００牌……拥有西方汽车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长，因为离职回国的苏联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国演出的高薪演员，都神魂颠倒地迷恋西方汽车。到西方去满足自己的贪欲，就是这些人的平生第一大志愿。
　　
　　“在苏联的制度下，钱算不了什么。”一个工资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说，“有钱得有地方花才行。中央委员的工资并不太高，可是他一切都免费。可以送他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或学院，还可以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念书。”他停了一下挖苦地说：“他们现在都忙着把孩子往国外送，就象忙着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样。”
　　
　　苏联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形的关系，凭着这种关系，一位将军可以通过一位科学家，把他的儿子录取进大学。作为回报，这位科学家又可以弄到一张缓役证。凭着这种关系，一个有名的反特电影剧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机关为他的妻子和女儿搞到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许可证。在俄国的生活中，“走后门”是个非常重要的、经常的、渗透一切的因素。一个高级科学家告诉我：“我们这儿是种姓等级制度。军人子女跟军人子女结婚，科学家的子女跟科学家的子女结婚，党的高级干部、作家、演员的子女也是这样。儿子盼着父亲或岳父通过走后门使自己飞黄腾达，父亲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别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呢？”
　　
　　某些大专院校已被人们认为是党、政、军高级人物培养自己子女的领地。如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和法律系，因为这些主要是“政治”领域；又如外语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因为这里可通向到国外旅行和在国外发迹。这些就是某些高级领导人要把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孙女送进去的地方，他们经常通过走后门使入学考试时的不及格分数变成了“成绩优秀”。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师，是个党员，他由于不服从院长关于给新贵们的子女评最高分数的命令，结果被解职了。在一些俄国人当中，新贵们的子女被嘲笑为“苏维埃少爷小姐”。我的朋友说，有许多学生出生于名门望族，他们虽然功课非常差，但是在家庭关系的保护下，没有被开除出校。
　　
　　一天，有几个年轻朋友提议我夹在他们中间混进国际关系学院去见识见识。它是苏联的一所保密的学院，门口没挂牌子，有警卫站岗不让无关的人入内。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出示证件”。朋友们叮嘱我，走过警卫时，果断地点点头，好象和他们认识，就可以混进去。我发现他们说得对。陪我来的朋友指给我看贴在墙上的课程表，带我到图书馆，欣赏了一番它专门“储备”的西方报纸和书籍。虽然这是一所有特殊地位的学院，我没有看见一件新式的直观教具，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过，有个美国姑娘与几个东欧国家的朋友（这里也是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的乐园）参加了在这个学院里举行的一次舞会后说，国际关系学院里的私下聚会确实弥漫着道地的西方气氛。她的朋友指给她看在一对对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孙子孙女，在伴舞的学生爵士乐队中，外长葛罗米柯的孙子正在弹吉他。“他弹得不错”，这位美国姑娘说，“那天晚上这个乐队演奏的舞曲没有一个是俄国的，全是硬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一类的西方货色，是用英语唱的。”
　　
　　有些机构，诸如新闻社或“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尽人皆知的新贵们安插他们的子女的地方。通过走后门，这些年青的一代得以在新闻出版机构或外事研究单位获得轻松愉快的职位。（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3

美《大西洋》杂志选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国人》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完） 

　　
　　俄国人自己评论说，上层社会的气氛愈来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国。一个工程师对我说，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言的情况——经济大权越来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苏联发生。在许多方面，不论年龄的大小，新贵们都显示了一种阶级感。一个有钱的作家的妻子说，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以前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后来遇到了一个有名的陆军将领的儿子，才把他带到家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但他觉得可以带这个将领的儿子到家里来。”
　　
　　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同时，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当中表现愿意或者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
　　
　　这种对移交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继承公家别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权的做法，被一些苏联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引为证据，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一个科学家同我争论说：“一个阶级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在旧制度下，贵族感觉自己的地位很牢靠；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了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女。”
　　
　　但是新领导人通过使他们的儿孙辈上最有名望的大学，利用权势使他们在最好的机关单位获得工作和职业，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为他们的下两代提供长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学界和文化界，高级人物除了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外，确实把诸如别墅、公寓、汽车、金钱等私人财富和财产传给了子孙。
　　
　　谈不上什么不稳定和不牢靠。苏维埃新贵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们稳定地和长期地把持着职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员的更迭极其缓慢。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鲁晓夫的突然改革，使党和国家的最高官僚机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我的一个朋友抱怨说，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经理以上的人被降级”。他主张为提高效率，要经常变动。但是很显然，他并不代表这个新阶级。因而密洛凡·德热拉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的论点指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官僚机构，这个阶层独揽大权，独享特权，而且团结一致，因为个人的特权有赖于集体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国人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苏联的大官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守旧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惯于采取强硬路线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严厉的理论家；另一方面是工业界和科学界的强调效率第一的专家治国论者。文化界的上层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为了避免分歧、保持统一，只要磨擦公开化起来，领导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因此，尽管有种种磨擦，但苏维埃新贵们忠于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的花名册制，他们仍然是抱成一团的。
　　
　　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例如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都谴责特权制度，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冒风险的问题，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表示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泄。有一天夜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路过一家专为新贵们服务的乳品店时，忍不住对我的妻子抱怨说：“我们恨这些特权。在战时，在他们真是我们的领导人的时候还好说，可是，现在不行。”阿利卢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别墅内的青年新贵们与当地的农村少年发生争吵以至殴斗，使人嗅到一股阶级对立的气味。有个曾给高级军官的公寓安装空气调节器以及厨房装置的技工，对他的俄国朋友愤恨地说：“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难道我们为革命奋斗就是为了这个？”
　　
　　在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举行的宴会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的妻子爆发了她的不满。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宴会上，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的，诗人的妻子带着三分醉意，到女盥洗室去了。不一会儿，客人们就听到了吵闹的声音。原来诗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瓶，而且边摔边骂：“真是伪善透顶。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人人平等，睁眼瞧瞧这些法国香水吧！”
　　
　　但是，一般苏联人对要人们享受种种特权的反应只是摇摇头而已。俄国人说，俄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权，人们听天由命。一个在苏联呆过十个月的美国展览会的年轻解说员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4

苏联工人阶级的缓慢觉醒（原载1974年《参考消息》）

法《政治周刊》刊登资料：《苏联工人阶级的缓慢觉醒》（待续） 

　　
　　【本刊讯】法国《政治周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一期发表了伊凡诺夫整理的一份资料，题目是《苏联工人阶级的缓慢觉醒》，摘要如下：
　　
　　卢里，苏联装配工人；卢里夫人瓦莉亚，在一个轮胎厂做工；他们的同伴萨沙，机械工。他们都是真正的工人。但是，他们谈他们生活的方式，同官方报纸和法国《人道报》特派记者那种八股式的正统描述差得相当远……
　　
　　工人老板
　　
　　卢里：你不要以为，我们那里的工人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早就明白了。人家对他们说，工厂、房子、无轨电车、政府别墅……一切都属于他们，正如我们的理论家们说的那样，他们是老板，“领导者”。
　　
　　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付给工人尽可能少的钱而让他们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确实象你们那里一样。
　　
　　萨沙：是的，尤其是现在，提高生产率正提到日程上来了。
　　
　　你知道我们那里是怎么搞的吗？你有一定的生产定额。假如你超额了，你可得到百分之几的奖金。假如你在一定时间内超额太多，他们就提高定额，奖金也就抬高了。
　　
　　但是，当工长接到提高生产率的命令时，他就跟一个拍马屁的商定，让他带头。或者干脆把假的超额指标记在他的名上。典型领了奖金，他高兴了。然后工长便来看你：“喂，你还差着里！你看看某某，人家比你多百分之五十。你是搞破坏还是怎的？”就这样，小伙子们一个个地增加生产。过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又把指标提高，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卢里：是的，还有一个诡计。工长来看你，他对你说：“听着，你挣一百五十个卢布，我能让你挣到一百七十个。你对这感兴趣吗？”他没有给你说的是，这个增加带来了定额的更大增加。如果你接受了，你还是平平静静地按照你的速度工作，那么到月末，你就发现你得到的工资将是一百三十个卢布，而不是一百七十个卢布，因为你没有超过定额。如果你要重新挣到原来的一百五十个卢布，你就必须花更多的劳动。但是，这一点现在工人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们拒绝……
　　
　　瓦莉亚：有时，他们要减你的工资，根本就不搞这么多把戏。卢里，你记得吗？有一天发工资，我发现我少了一个卢布。其他的女工也一样。我说：“你们等着，我找会计去”。会计对我说：“你知道，原料的价格提高了……
　　
　　——那就减少工资吗？——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得用一个钟头来给你解释所有这一切……，这种涨价使国家预算出现了一些赤字，为了填补这些赤字，就得扣每人一个卢布……”
　　
　　我还假装天真地问：工会呢？它什么也不管吗？
　　
　　瓦莉亚：工会？它只管收会费。其他事情，它一概听从上面的决定。
　　
　　卢里：它从来不会在领导面前替工人说话。相反，这是又一个压迫工具。
　　
　　萨沙：工人们没有任何自卫的手段。他们什么都得听头头们摆布。
　　
　　卢里：我以前所在的那个车间是生产零件的。零件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有些很容易做，有些很难。活儿都由工长分配。最好的活儿都给他的好友做。你如果不迎合他，他给你的就会全是坏的活儿。这就是说，你的工资多寡全由他任意决定。甚至有些人，为了分配到称心的活儿，暗地里给他钱。事情并非总是这样，必须指出，有些时候，当工长太不象话的时候，他就被大家打得鼻青脸肿。
　　
　　一次造反！
　　
　　萨沙：只要是分裂工人的事，他们总是同意的。他们干的一切就是为的这个。我们的计件工资如此吃香，并不是偶然的。那个社会主义竞赛，斯达汉诺夫运动，你怎么看？这也是使工人彼此对立的一种手段。
　　
　　如果你对某件事有意见，你有申诉的权利。人们对你的回答是：“好！你写一封信吧！到区委会来找我们！”而你将一无所获。区委会，人家甚至不让你进去。
　　
　　卢里：显然，当权者不是白痴。他们很懂得，如果他们让工人们开始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那就完了。工人阶级，就象一包只缺雷管的炸药。因此，只要有一点点集体行动，就了不得了，把他们都吓得象疯了似的四处乱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件。
　　
　　在我们那里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件。有一天，人们向我们宣布将搞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象往常那样，工人们只好同意。说是打扫厂房，整理一下东西，种点花什么的。但是到时候，人们不要我们搞卫生，而要我们照常开机器，不同的是将不给钱。这一来工人们都不高兴了，他们商定一致拒绝干。
　　
　　领导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他们的工厂中有人造反了！看他们那副狼狈相！
　　
　　于是，所有头头都动起来，他们去向工人一个一个做工作，使用一切可能的压力手段压工人接受星期六义务劳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家伙也跑来调查，他们为弄清谁是“带头者”而对工人们大搞逼供。
　　
　　后来又开了一次会，这一次领导争取到了多数。但仍有些工人投反对票。领导让事情稍稍平静下来之后，就悄悄地把最危险的人开除了。总共有十来个人。（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2.05

 
法《政治周刊》刊登资料：《苏联工人阶级的缓慢觉醒》（完）

　　
　　从来没有罢工
　　
　　卢里：我个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罢工。我想这是相当少见的事。但是，我们不时地听到人家谈罢工的事。
　　
　　瓦莉亚：一九七一年十月顿巴斯发生了一次大罢工。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当时正在那里看她的一个亲戚。她说，矿里存在安全问题，坑道里通风不好，矿工们都抱怨。他们还要求增加休息时间，休息一个小时，而不是四十五分钟。当然，还有工资问题。他们建议矿领导要么增加工资要么减少工作时间。
　　
　　当局一听到谈这个，就断然拒绝。
　　
　　当时，矿工决定罢工。他们集合起来，他们自发的组织起来了。当然，是在工会之外。工会不能允许罢工。很快就宣布了戒严，禁止一切集会，并且叫来了军队。同罢工的人发生了冲突，军队开了枪，好象是没有死人。可是逮捕人，而且被逮捕的不止一个。但是，矿工们的要求还是得到了部分满足。
　　
　　萨沙：我也听说三、四年前在列宁格勒发生了一些罢工，反对物价上涨。工人走出工厂，朝市党委会进军。

　　老年人爱喝

　　酒萨沙：苏联工人确实爱喝酒。那么，你以为他们喝得大醉是幸福的吗？你以为他们喝酒是因为他们生活美好吗？
　　
　　卢里：喝酒的多是老年人。青年人喝的少。
　　
　　萨沙：我要说一句造反的话：苏联工厂里的劳动没有西方工厂那样紧张……
　　
　　卢里：在你们那里，毕竟比较好办。人家能够拿钱来引诱工人。在我们那里，钱不顶事。你到商店要买某种东西：没有。你去饭馆吃饭：没有座位。你所能买到的，就是伏特加。
　　
　　另外，在我们那里，工人们没有任何权利，所以什么也不管。他们象古代奴隶那样进行消极抵抗，与奴隶唯一不同之处是他们可以换工厂。
　　
　　瓦莉亚：工人们了解的东西一定很多，尽管他们说的不多。
　　
　　再说，愿意入党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入党的人得要人请……现在，在工人中征收党员产生了危机。然而象在其它方面那样，党有一个计划：工人占多大比例，知识分子占多大比例，等等。由于工人们不愿入党，工人的比例没达到。但是，原则上这是“工人阶级的党”。
　　
　　由于征收工人党员的计划未能完成，其它党员的征收工作实际上也停顿了。例如对知识分子，现在入党是很困难的。他们在排着长队。假如不人为地加以控制，这个党就会成为知识分子的党。
　　
　　卢里：知识分子和我们不是一回事。你知道，他们是比较有特权的。首先，一般他们工资比我们多得多，工作比我们少。我认识一位科学博士。他可能是一个星期才到他的研究所去一次。其他时间，他就躺在他的沙发上，他说他在思考……而每月拿四百个卢布。
　　
　　他们还享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便利：假期啦，专门的休养所啦，他们交际广，门路多……
　　
　　瓦莉亚：他们认为他们都是上等人。他们瞧不起我们。
　　
　　萨沙：他们嘴里也讲工人阶级，但他们并不了解它。他们以为它还是跟四十年前一样。但是从那时以来，工人阶级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有了高度熟练的一类工人，比如说，经过学习的和关心时事的工人。
　　
　　害怕群众
　　
　　卢里：知识分子在谈论民主和自由时特别是为他们自己着想的。他们要求有写文章写书的权利，他们可以在文章和书中自由地表示他们的意见。
　　
　　无论如何，他们是支持那种使我们处于服从地位的做法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政权始终是一致的。
　　
　　如果知识分子掌权的话，我们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也不应做。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自由化”还不够，还必须走得更远。为了走得更远，就不应该靠知识分子，而应该靠我们自己，必须由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就是三个苏联工人的想法。八千多万工人当中的三个。这里显然提出了他们的代表性的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三位谈话者的觉悟水平无疑的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他们代表一股仍属于极其少数的潮流。
　　
　　但是少数现象不意味着特殊现象。事实上，他们某些看法的成熟性，使人认为，人心的动摇比人们能够相信的还要厉害，至少在某些类别的苏联工人当中是如此。（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2.06

木村明生：在内部见到的苏联（原载《参考消息》1973年）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一）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社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了《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一书。作者是木村明生。
　　
　　木村明生曾任职于《朝日新闻》大阪总社社会部、整理部、国际部（负责苏联报道），也担任过该报社调查研究室研究员（研究苏联问题），一九六七年三月起任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被苏当局勒令离境。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一书由五章构成，各章的标题是：《从苏联归来》；《平民、知识分子与克里姆林宫》；《东部的景象与西部的景象——在苏联旅行》；《苏联社会的断面——由俄语的单词谈起》：《两种观点——代结论》。全书共约十三万字。
　　
　　木村在本书的《跋》中写道：“过去书籍里描绘的苏联的形象和我在莫斯科实际生活后得到的体验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虽然有差别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差别难道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实际的差别吗？而且，在我于莫斯科工作期间，接连发生了不妨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纪念活动，譬如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第三次世界共产党会议、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等等。这些事件和纪念活动使我重新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本书是一篇我试图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际’两方面去抓住我在莫斯科体验到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内侧面的报告。如果这本书哪怕稍许有助于认识苏联，我就感到幸运了。”
　　
　　现按该书章节的顺序部分摘要译载如下：

　　一、从苏联归来

　　美元和爵士音乐
　　
　　众所周知，在莫斯科有好几家叫做“白桦”的外汇商店，出售西方的食品、衣服和高质量的苏联货，价格比市价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店门口贴着“本店仅向外币持有者售货”的布告。我多次看到，有的俄国人没注意到这个布告，正要走进去，身材高大的看门人马上就挡住去路，问道：“有外币吗？拿出来看看！，没有外币的人只好扫兴地离开。苏联各地的一流饭店里都设有只通用外币的酒吧间。没有外币的俄国人想进去，就会遭到训斥：“没有外币？！给我滚出去！”这些地方就好象是苏联国内的“外外国人租界”。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这样的外汇商店在谋求给外国人方便的同时，还企图靠它取得外汇。但是，苏联市民中也有可以利用这种商店的特权阶层，就是出国工作后回国时外币还有富余的外交官、军人以及到外国演出赚到演出费的艺术家。
　　
　　对于和外币无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富丽堂皇的外汇商店里摆着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成了憧憬的目标。因此，千方百计接近外国人，设法弄到外币的风潮日趋高涨是理所当然的。我来莫斯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按理说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民众竟然如此渴望美元。
　　
　　苏联公开宣布它的世界战略是，通过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的胜利把世界人民拉到社会主义一边，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国家和民众现在都竞相拼命弄到美元。这个情况说明，和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对苏联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有的西方记者说：“如今有两样东西统治着苏联、东欧，这就是美元和爵士音乐。”这样说有点粗野，但是，这句话难道不象征着为经济的停滞不前和摆脱意识形态的风潮所苦恼的苏联和东欧的一个断面吗？

　　二、平民、知识分子
　　
　　与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叫我感到破旧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当时东京一莫斯科的直通航空路线还没有开辟，所以我绕道北极，经由哥本哈根，到了苏联。从哥本哈根来到莫斯科，第一个印象是大国苏联的首都同小国丹麦的首都相比，却是出乎想象地破旧。可能是因为积雪还很深，阳光比哥本哈根暗淡，一派萧瑟的景色。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机场内外干活的俄国人穿得想象不到的简陋。机场前停着少数几辆出租汽车；通往首都中心的公路沿途，农民的住房全是木头造的，油漆都已剥落，很多房屋东倒西歪，我不禁为之惊讶。
　　
　　大国苏联的消费生活，就是同小国丹麦相比，也是想象不到的贫苦——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在以后三年零七个月的莫斯科生活中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07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二）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进口货高级
　　
　　在莫斯科的一家餐厅里，我偶然和一位穿着雅致的姑娘同桌，在闲谈中顺便问了问。
　　
　　“你的衣服真不错，什么地方做的？”
　　
　　“比利时。”
　　
　　“提包也很漂亮啊。”
　　
　　“这是意大利的。”
　　
　　“那么鞋呢？”
　　
　　“捷克斯洛伐克的。”
　　
　　此外还有类似的体验。你一问：“这是苏联造的吗？”对方就很不高兴地说：“别开玩笑了！是法国制的。”看来，认为“进口货”高级而苏联货“蹩脚”的观念还非常强烈。苏联当局自己也完全承认服装质量不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曾经配上漫画，举出不能穿用的服装为例，严厉地申斥了制造工厂：洗了一次，黑色工作服褪色变成了灰色工作服，裤子缩短了十四厘米等等。

　　在莫斯科“搜寻枕头”
　　
　　我在莫斯科住下以后第九个月，决定把妻子和孩子接来。添置床、毛毯、褥子等用具以后，我委托保姆安娜买三个枕头。安娜中午过后就出去买，到天黑才回来，她说：“现在莫斯科没有枕头”。她说先到红场的国营百货公司，然后去中央百货公司，直到莫斯科河沿岸的日用品市场，腿都走僵了，可是哪里也没有枕头。
　　
　　最后，我托两个保姆买，她们从相识的俄国人家里，由每家让给我一个用旧的枕头。我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斗争竟先从“搜寻枕头”开始。

　　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抢购食品
　　
　　谈谈饮食方面吧。在莫斯科，主食面包和黄油，还有牛奶和牛肉是总有保证的。但是，猪肉和鸡肉就很少见。尤其到了冬季，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经常缺货。
　　
　　我和一位俄国妇女一道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时候，在休息时间到楼上的小吃厅去喝咖啡。可是这位妇女却马马虎虎地喝完咖啡，就在餐厅里到处乱串，买水果、糕点和巧克力糖。她完全不谈对刚才看的芭蕾舞剧的感想。她辩解说：“请原谅，因为有许多外头不卖的东西……。”
　　
　　铃响了，在回到座位去的路上，我探头看了看乐池。女演奏员们人人都带着网兜来。象是包着食品的报纸包装满了网兜。她们也不放过到大会堂演出的机会，抢购“特别配给品”；把提包放在座位旁边，边上放着网兜，不慌不忙地拿起小提琴来奏出《天鹅湖》的乐曲。

　　为喝一杯咖啡而排队
　　
　　六八年冬季，教育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东京来了。他想看看设在莫斯科的银座——高尔基大街上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营的“青年咖啡馆”，我们就抱着希望去了。暗沉沉的门外有二十来个青年排着队等开门。这是一个象要下雪的夜晚。我们试叩了一下从里面锁着的门，把外国记者证给出来的看门人看，请他“破例放我们进去”。他把门开了一条缝，摇摇头说：“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店。要破例进来，就得带中央委员会的许可证来。”我们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地回来了。
　　
　　“青年咖啡馆”不仅这一处，好几个地方都有。不过门口经常排成队，因为同顾客人数相比，座位非常少。

　　菜单上没几个菜
　　
　　我好容易搞到了一流餐厅的座位，一看菜单，品种很少，许多菜只开列了名字而没有价格，就是说没有这个菜。由此可以推测一般的莫斯科市民的饭桌上是不会那么丰富的。几次应邀到俄国人家里作客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到了冬季，蔬菜和水果就更加少了。
　　
　　六九年冬天，我和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在大剧院看了芭蕾舞后，到剧院对面首都饭店付美元的小吃厅去吃点心。吃过肉菜后，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想吃黄瓜”。订菜后，送来了一根圆圆的绿黄瓜，装在一只盘子里。我们用刀切成片撒点盐就吃开了，吃了一根黄瓜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她问：“够了吗？”我回答说：“我已经够了。”于是，她便动作敏捷地把吃剩的黄瓜装进了手提包。大概是带回家去让家里人都尝一口吧！

　　食品公害绝不存在
　　
　　在苏联的饮食生活方面不可忘怀的是，没有着色食品和有害食品。举例说，冰淇淋的价钱虽然要比日本的贵一点，但是用纯砂糖，味道正，而不象日本用化学甜料。苏联的牛奶，不管是纸袋装的还是瓶装的，不大好保存，三天一过，脂肪就会分离出来，我单身过日子时常常为牛奶容易馊而发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也许是因为没有多余地使用防腐剂的缘故。
　　
　　在日本，为了降低成本和促进销售，厂商用尽了化学甜味剂、着色剂、漂白剂和防腐剂，人就感到自己处于有害食品的包围之中。因此，我从这样的日本来到莫斯科，能够吃到可以放心地吃的一切食品，感到很高兴。和花色品种稍微少了一点相比较，每天能够吃到绝对安全的“天然食品”，这或许可以说是奢侈吧。（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08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三）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住房情况还很紧张
　　
　　据我所看到的，住房情况还远远不能说好。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九年，苏联在住宅方面累计投资达七百六十亿卢布，但是还远未修复战时遭到破坏的房屋。战后新建的公寓，暖汽设备虽然完善，但是厨房、大门、厕所大多是公用的，还不能说已经为全体苏联居民提供了舒适的住房。
　　
　　据统计，截止一九六七年，全国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为七平方米。
　　
　　在莫斯科，有些家庭依然住在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出现的那种半地下式的房屋里。这种石头造的老房子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莫斯科旧市区很多。而且在莫斯科内还留着相当多的室内面积狭小的厚木造房屋。

　　房子盖得慢
　　
　　我驾车在莫斯科近郊兜风，看到正在兴建几个大规模的新住宅区，但是建造速度似乎不能说快。苏联的公寓几乎全是预制结构式的，事前在工厂造好预制件，运到现场装配起来就行了，所以建造速度理应是很快的，但是速度决不是快的。一九六七年春我赴任到莫斯科时正在修建并不太大的十余层楼的公寓，到一九七○年我回国时还没有完工。再如我赴任时，苏联就大肆宣传俄罗斯饭店有六千个房间，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当时已开始营业。但是我回国时，这座饭店还在施工，没有全部落成。

　　对新房子也不满意
　　
　　也许因为一竿子到底方式、中央集权领导为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调整工作——这也是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做得不好，在莫斯科郊区虽然建起了新的住宅区，但是到市中心的交通非常不便，搭乘公共汽车或地下铁，尽管在一个市内，却要四、五十分钟。电话也经常等很久也不给接线。有些市民因此宁愿忍耐着小小的不便，也固执地住在离市中心近的旧公寓里。
　　
　　同时，市民评论说，新公寓外表虽然美观，造得却很单薄，住起来很不舒服。据说旧房屋墙厚四十到五十厘米，有防寒、隔音的效果；而如今的预制结构房屋，墙壁很薄，有点声响就左右上下互相干扰，暖气不暖。难怪单口相声演员在莫斯科的一家剧院弹着班卓琴演唱了这样一支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填词的歌：
　　
　　“首都造房真叫快，座座新楼盖起来。旧房胆敢碍新楼，炸药送你飞天外。紧挨新楼旧房里，装上炸药看厉害。轰隆一声新楼倒，旧房安稳依然在。”
　　
　　观众听了哄堂大笑。可见新建住房质量之差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为买卫生纸而费心
　　
　　开始在莫斯科生活，首先感到吃惊的是不容易买到卫生纸。
　　
　　请保姆给买卫生纸，却买来许多饭桌上使用的纸餐巾。她说：“目前市上没有卫生纸，暂时用这个代替吧。”但是看来，这还是供“客人使用”的。普通苏联人的家庭平常似乎是撕一块《真理报》等报纸或旧杂志的一页上厕所的。列宁山上雄伟地耸立着的莫斯科大学的厕所因报纸堵塞而不流水的场面，我也看到过。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郊区宏伟的科学院街访问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支部的大楼时，看到人们上厕所也是撕的地方报纸《苏维埃西伯利亚报》。周围一片大森林，是纸张纸浆原料取之不尽的地方，大楼又是走在现代科学的前列的“西伯利亚智慧”的根据地，所以怎么说也叫人感到是一种讽刺。

　　苦于买不到汽车零件
　　
　　记者在莫斯科活动，汽车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为没有汽车的零件而吃惊。在苏联，无论是出租汽车或自用汽车，天气好的时候，都把正面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拆下来。因为一被偷走就配不上。向首都饭店的服务部租用汽车的时候，管理员首先提醒注意的是，没有必要时，一定要把雨刷拆下来，藏在座位下面。管理员一本正经地说：“不拆下来，就会被偷走。”
　　
　　冬季，在每天都下雪的莫斯科，不装防雪轮胎，就有滑行的危险。但是在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带钉的轮胎。有一年冬天，俄国记者搭我的汽车在雪地行驶时，我问他：“苏联为什么不生产带钉轮胎？”这个记者傻笑着回答说：“普通轮胎也没有。”

　　“去年的日记”
　　
　　六八年一月起，在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风潮高涨，莫斯科和布拉格的关系紧张起来，大约是这年六月，我们都相当忙了。剪贴报纸用的浆糊用完了，我托秘书柳达去买。三、四个小时以后，她满头大汗地回来说：“百货公司、文具店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等一个时候吧。”这样，因为在莫斯科买不到浆糊，一个多月的剪报都不能整理，真没有办法。
　　
　　这年年底，我想买一本六九年的日记本，托柳达买。过了两三天也没有买来。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每天在找，可是找不到。”临近年关的一天，柳达拿来一本，说她手头有某外国航空公司今年作广告用分送的日记本，只写了两三页，把这本日记本的星期几改一下使用如何？（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09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四）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向苏联邮售
　　
　　苏联的消费品数量缺，品种少，质量差，式样坏，不胜枚举。
　　
　　我们这些中年日本人当然不会忘记战时物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但是战争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现在再把消费水平降低到拿报纸当卫生纸用的地步，就有点不合情理。在美元商店卖的西方商品也有限，说不上奢侈，然而要保持在日本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也必须从苏联国外“进口”。苏联周围的西方国家可能是看透了这一点，纷纷成立了以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为对象的邮售公司。而这些外国公司的商品目录单也在苏联市民中间成了注意的目标，特别成了年轻妇女互相争夺的对象。我看到有的姑娘捧着用旧了的几年前的商品目录单，当作一件装饰品，得意洋洋地走着。她们仅仅看一下西方丰富的消费物资就满足了呢，还是想要从认识的外国人那里去死乞百赖地索取呢？饭店的官僚主义西方普遍认为苏联的服务质量非常不好。甚至可以听到“谈不上服务”、“完全没有服务”之类的批评。的确有不能不承认它的一面。
　　
　　一九七○年初夏，有名的漫画家Ｓ从东京来，他是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被安排住在乌克兰饭店。从人到饭店起直到走进他住的四楼房间，总共用了一小时十分钟。而在西方的饭店，顶多用十分钟。Ｓ先生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开口说：“画漫画的素材真是俯拾皆是啊！这些人都一本正经地干这种麻烦噜嗦的事情，真叫可笑………。”几天以后，我和一位久居苏联的日本妇女一起吃饭时谈起这件事，说“从乌克兰饭店的门口到四楼的房间，用了一小时十分钟”，她听了笑着说：“嗨！这还是快的呀！一般要用两小时哩！要是集体……。”这家饭店还“没有”楼梯，上下楼非乘电梯不可。有时为要下一层楼，就得等上五、六分钟电梯。其实，楼梯是有的，只是饭店方面出于管理方面的理由不让客人用罢了，而这对客人实在太不方便了！

　　“卖主市场”
　　
　　到苏联旅行的人，谁都感到商店的服务态度恶劣。顾客问：“有××吗？”如果没有，售货员就简单生硬地说：“没有。”甚至有的年轻女售货员连“没有”都不说，只是摇摇头。“对不起，现在缺货”这种说法在现代俄语里似乎是没有的。
　　
　　搭乘出租汽车，在付车费的时候，最好别想我回零钱。尤其是最近，认为向外国人要小费是天经地义的风气正在扩大。
　　
　　有一次我搭了一点二卢布的距离，回到家门前。因为没有零钱，付了一张两卢布的纸币。司机默默把钱接过去就若无其事了。我说：“找我钱呀！”他却说：“没有零钱。”我说：“那么，我回家拿零钱来，把这钱还我。”他就显得很不高兴，慢吞吞地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找给我了。
　　
　　总之，在苏联，服务质量所以不好，是因为供不应求，成了“卖主市场”。而且企业都是国营，说来“国家是老板”，所以成绩不好也不会倒闭。
　　
　　商店的营业时间都留有“中午休息”的时间。营业时间也卡得很紧。例如俄罗斯饭店的美元商店营业到“下午八点为止”。有的七点四十五分赶到了，门口的守卫就来拦阻说“已经到下班时间了”，不让进去。所谓“营业到下午八点”好象就是说“营业员下午八点以前全部回家”。“顾客为主”这句话，目前在苏联好象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卖主为主”。（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0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五）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利润方式的功过
　　
　　也可以看到“追求利润有点过于露骨的场面。六八年初夏，同我们私人关系比较接近的一位俄罗斯妇女因为叔叔在莫斯科近郊的家乡去世，要回家乡参加葬礼。她想把出门穿的连衣裙改短一点，适应当时流行的样式。她拿到乌克兰饭店附近的一家缝纫店去改，说是“需要十天”。这就会赶不上葬礼，所以她把一个卢布的小费塞到对方手里，于是那人说：“明天中午以前做好”。修改尺寸的费用是半个卢布，所以小费是工钱的两倍。这位妇女说，不管怎样，总算赶上葬礼了。
　　
　　这样的例子使我感到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不以利润为目的，而以消费者的利益为直接目的的。一九六五年以来被导入苏联经济的以所谓利润方式为基础的经济改革似乎在提高经济效率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难道不也产生了“不做不赚钱的活儿”这种资本主义的风气吗？就拿修改裙子的尺寸这一件事来说，认为这是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开始模糊起来了，这样，社会主义的精神就将受到损害。那位为改一下裙子的尺寸而付了额外的小费的妇女发牢骚说：“从前可没有这种事。”

　　生了病也可以安心
　　
　　在苏联，医疗、教育、保育这些社会性服务项目是得到国家保障的，此外，各种津贴制度等社会保险在世界上水平是最高的。
　　
　　比方说，你生了病，只要给急救病院挂一个电话，医生和护士马上就乘了汽车来诊疗。而且看病不要钱。医疗服务彻底是苏联自豪的事情之一。据统计，苏联有医生六十四万五千人。苏联的总人口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七，而医生的数目据说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按每一万人居民平均计算的医生数目，美国是十九点二人，西德是十九点五人，苏联则是二十六人，绝对地多。

　　保青和教育顶呱呱
　　
　　托儿所、幼儿园十分普及，这也是世界第一。一九六九年，大约有九百万名幼儿和儿童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受到大约五十一万名保育员和教养员的照顾。此外还有四百五十多万儿童入了季节性的儿童设施（夏令营等）。大概可以说。国家为母亲和儿童进行了巨大的服务。
　　
　　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除书籍费、膳食费以外，一概不需要父母掏钱，而且高等教育机关的学生，还由国家根据其成绩、家庭和专业部门等情况每月发给三十五个卢布以上的费用。这同为学费昂贵并且还在涨价而苦恼的日本学生之间，差别是很大的。

　　老有所养
　　
　　在苏联，原则上男子满六十岁、工作二十五年以上，女子满五十五岁、工作二十年以上，都有权领取养老金。金额平均计算是每月最低三十卢布、最高一百二十卢布。
　　
　　许多老人到了领养老金的年龄，却仍然继续工作以为“生活乐趣”。这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老人一到“限年”便丧失工作和收入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这样，苏联的老人到死为止，一定保证可以得到某种收入，无须给儿子和女儿增添赡养长辈的负担。特别在差不多全是双职工的苏联家庭中，“老奶奶”是宝贝，因为她可以照料孙子孙女，而且她自己还有养老金。

　　男女平等
　　
　　就妇女广泛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活动而言，苏联恐怕是世界第一。据一九七○年统计，妇女在苏联全体就业人口中占百分之五十点五，超过了男子。妇女不仅参加经济活动，而且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一千三百万共产党员中女党员有三百多万，许多人已被选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事实上，不妨说苏联即使存在没有男子的工厂，却不存在没有妇女的工厂。不妨说，苏联现在一切领域如果没有妇女在工作就维持不下去。正因为这样，男女同工同酬。在男女平等这一点上，和妇女必须大声疾呼“妇女解放”的西方国家相比较，苏联在制度上显然是先进的，这是事实。尽管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是妇女的“天国”还留有疑问……。（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1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六）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离婚率非常高
　　
　　苏联最近离婚率节节上升，终于超过了美国。如今，苏联是举世无双的“离婚王国”。据统计，自一九六六年以来，苏联每年约有六十五万对夫妇离婚。这只是办过法律手续的离婚人数，此外还有事实上的离婚，所以实际离婚的人数当然就更加多。苏联社会学家自己承认事实上的离婚肯定也在增加。据说，在苏联，三对夫妇中有一对离婚。
　　
　　社会学家哈契夫对列宁格勒市法院处理的一千宗离婚案和一百二十名（其中男子五十二人）申请离婚的人进行了调查，了解到离婚的直接动机，男方主要是“性格不合”、“对妻子失掉爱情”、“妻子乱搞”、“另有新欢”，占百分之八十二。此外婆媳不和占百分之二点五，妻子不能生育占百分之二点二。女方主要是“丈夫酗酒”（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为首位）、“丈夫粗暴”、“丈夫乱搞”，“对丈夫失掉爱情”、“性格不合”等占百分之九十三。其中“丈夫酗酒”占很大比重是一个特点。丈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来，向妻子挥舞拳头，似乎是常见的现象。
　　
　　总之，世界上离婚最多的国家中，苏联、美国、匈牙利、东德、瑞典名列前五名，而社会主义国家就占了三个，这是值得注意的。

　　出生率低
　　
　　我在莫斯科生活三年零七个月期间，认识了很多苏联人，但没有一个人有三个孩子，大体只是夫妇两人，或者有一个孩子。苏联妇女好象不愿生孩子。
　　
　　据统计，每一千人的人口自然增长数，一九二六年是二十三点六人，五○年是十七人，六○年是十七点八八人，六六年是十点九人，六七年是九点八人，急转直下地减少了。而且这一增长率是包括生育率一贯最高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平均数，可知苏联欧洲部分的人口增长率低得可怜。西方人口学家中有人预料苏联人口的纯增率已小于千分之十，不久苏联人口将停止增长。
　　
　　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一贯采取奖励生育政策。一九四四年，决定给三个孩子的母亲发放抚养费，给四至十一个孩子的母亲发放累进抚养费，并对五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赠予“母亲奖章”，对七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赠予“母亲荣誉勋章”，对十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赠予“母亲英雄”的称号和金质奖章。直到第二次大战以后，这条基本路线没有改变。
　　
　　苏联虽然采取上述奖励生育的政策，但苏联的妇女仍然不生孩子。在一九五五年，政府规定禁止人工流产，据说，估计一年私下打胎的约有一百万起。私下打胎是由“医疗机关以外，没有医生资格的人”进行的。某中年俄罗斯妇女告诉我，有一个妇女在婚后十五年内打胎达二十次。

　　想生也不敢生？
　　
　　一言以蔽之，可能是因为苏联妇女一身三任——工作、主妇、母亲，工作、家务、育儿，再多就负担不起了。上班前送孩子，下班后买好东西再接孩子，实在是如牛负重。最近，由于儿童减少，出现了关闭保育院的倾向。狭窄的住房情况也一定对妇女生孩子产生影响。在厨房、厕所、浴室公用，象是两三家住在一起的那种公寓里，下班回来做饭、洗衣、洗澡等都不能爽快地干。加上食品、服装等消费品又供应不足，所以主妇买东西所耗费的时间和气力是不能小看的。苏联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可行的办法也许只有“不生孩子”。从经济、时间、精力三方面看来，恐怕也不想要两个以上的孩子了。

　　羡慕西方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来，逐渐积极地推行引诱外国游客来苏联以便获得外汇的政策，在全苏联已经有一百个城市向外国游客开放。此外，随着苏联和各国的贸易、外交关系的扩大，在莫斯科居住的外国人增多了，为此，美元商店也在扩充中。这样一来，苏联市民增加了亲眼目睹西方人的穿着用具，接触西方的食品、日用品的机会。于是，不管他们是否有意，也就把自己的生活和西方的生活加以比较了。
　　
　　（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2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七）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有人做美元黑市买卖
　　
　　风和日丽的天气，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散步是个乐趣，但也经常会叫人讨厌。有些年轻人死皮赖脸地央求“请把精工牌手表让给我吧！”有的则问：“有索尼公司制造的什么东西吗？”有的更是单刀直入地乞求“卢布换美元”。官方规定的兑换率是一美元换九十戈比，美元便宜，但是在这种场合一般都主动提出一美元换三到五卢布。
　　
　　“我想买一台美元商店出售的标价一百美元的收音机，现在已经积攒八十美元，还差二十美元，请你无论如何帮个忙。”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青年提出的要求。有一次，我刚从市中心的首都饭店出来，迎面就有两个青年围上来问：“做小买卖吗？”我立即回敬说：“不做小交易，咱们做诸如工厂设备和轮船这样的大交易怎样？”于是，他俩胆怯地溜走了。

　　“妓女”？
　　
　　女郎则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你。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餐厅为东京来的某著名作家洗尘，这时，一个身穿苏联罕见的超短裙的年轻姑娘满面笑容地走过来，若无其事地把一张纸条扔到桌上，纸条上用英文写道：“十一点在走廊等您，若对我感兴趣的话。”大家面面相觑，惊讶不已，“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卖淫的！”
　　
　　有一次全是男人在餐厅用饭，两名妙龄女郎结伴坐到旁边来，快关门时就来招引人。她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从外国人身上赚取外汇，好到美元商店购买西方衣料，化妆品等等。由此可见，苏联民众对于西方的商品已是何等普遍地地深为羡慕了。
　　
　　六九年春季，在莫斯科近郊，两名俄国青年凑过来闲谈，不断赞扬日本的照相机、钟表、收音机如何出色，其中一个看来象是质朴寡言的机械工说：“我们这里有全宇宙，但是此外却什么也没有。日本没有宇宙，此外的一切却都有。”虽然可能是恭维话，却叫我感到了平民对连厕所用纸都没有的日常生活的“叹息”，尽管他们的国家已经使探测机在月球着陆，开发宇宙，搞得很热闹。
　　
　　六七年十一月，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和一位有家小的俄罗斯妇女一起喝茶，随便闲聊，她抱怨说：“革命已经五十年了，我们的日子却还是过得这样穷。尽管说和德国打了仗，可是这个德国，还有日本，现在都在生产应有尽有的东西。而我们，别人的事情管得太多了，所以生活老是好不了。”

　　经济竞赛受挫折
　　
　　有迹象表明，生活尤其是消费生活的落后正在苏联极普通的民众中间引起了一种象是在和西方的经济竞赛中遭到“挫折”或“失败”一类的感觉。本来，和西方进行经济竞赛是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基石。苏联的一般人民当然是信任苏维埃制度，同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但是仅就物资不足这一点来说，他们认为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并且对于能不能真正克服这个局面不具备信心。
　　
　　就拿一件衣服、一双鞋来说，在质量和样式上，苏联制品和西方制品是有明显差距的。苏联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西方商品表示关注，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外国人开的外国汽车一开到饭店门前，随时都有成群的青年饶有兴趣地张头探脑看驾驶座。我的“青鸟”牌汽车也是青年们好奇的目标。我刚要上车，就有青年人和孩子抓住我，详细地询问车子功能：“排气量是多少？”“马力有多大？”“最高速度是多少？”不用说赛车，就是钢板顶棚式的小客车也是市上没有卖的，所以街上有“福特”、“野马”、“阿尔法—罗密欧”等样式好看的外国汽车停下来，立即就有人围上来。

　　时装展览
　　
　　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在莫斯科首次举办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国际时装展览会”。会场设在可容纳一万五千人的中央体育宫。带着观剧望远镜和速写本的年轻姑娘们不分昼夜来看，连日客满。而且，尽管陈列件数多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模特儿一个接一个地登台亮相，观众却毫无反应。但是场内一广播“……下一个是法国！”场内就立刻骚动起来，姑娘们个个精神振奋，准备一饱眼福。
　　
　　东道主苏联是展览会上模特儿出场最多的国家，一个接一个，连续登上台来的模特儿全都身材苗条，她们碎步行走，姿势完全和西方模特儿一模一样。
　　
　　一九七○年夏季，我看了莫斯科“全苏时装之家”举办的展览。拖到脚踝的长裙、只盖到大腿的短裙，紧身宽腿裤——许多模特儿穿着在莫斯科街上从未见到过的最新时装接踵登场。看到最后一种服装，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就是所谓透明的夜总会服装。（七）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3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八）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也为西方的情调所吸引
　　
　　苏联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不是只羡慕西方的“货物”，而且对西方的精神财产，说得深奥些，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看来也是深感兴趣的。
　　
　　青年人热中于西方的爵士音乐。因为唱片很难买到，所以利用录音带从一张唱片，一次又一次录音。这是盛行的做法。外国人从西方带来的高级录音带是青年最羡慕的东西。
　　
　　苏联的餐厅大体都有乐队演奏，在吃饭的同时可以跳舞。青年人非常得意地跳狂热舞、摇摆舞，等等。

　　爱看西方的影片、文学
　　
　　人们都喜欢看法国、英国的影片。那些“十六岁以下少年儿童不准看”的性电影，更是博得好评。据说，一九六八年初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前，莫斯科的书店少见地出售了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说（俄译本），两天功夫就卖光了。我要年轻的知识分子举出一个他所喜爱的作家，许多人都举出托尔斯泰，同时举出海明威。

　　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走
　　
　　据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生说，哲学系学生普遍感兴趣的讲座是引起新的求知欲“现代外国哲学”和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而且能够发挥高度思考力的“逻辑学”等。当局要求最努力学习的“科学共产主义”讲座却没有优秀的专业学生。
　　
　　我原以为在超过了资本主义而正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人们已经抛弃并克服了所谓资本主义民众的“爱好”，培养起了新的兴趣，但是在苏联民众中，所谓进步却原来就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观念意外地强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论中讲的是“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文化遗产，但我感到现在的苏联则是不加批判地吸收。
　　
　　以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博士为首，苏联知识分子集团打出要求“知识自由”的旗号，向当局要求“获得情报的自由”、“言论行动的自由”和“政治民主”。他们的主张也有以矛盾百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为理想并且加以崇拜的现象。而西方却已认为民主制度是有名无实，徒具形式的了。

　　消息不足
　　
　　作为新闻记者最头痛的事情莫过于苏联所报道的“消息”既少又慢。在这个国家，一切消息都置于国家（乃至党）的控制之下。那些被判断为报道无益的消息，我们也好，苏联市民也好，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举例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只是在第三版（国际版）的右下角位置，不加标题，仅用两行十个词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我们是这么认为的）的事件。至于卫星的重量、轨道角度、周期等一切资料则一概被删掉了。恰巧当天傍晚，中国驻苏使馆举行鸡尾酒会，我也接到了邀请。这种冷冰冰的报道遭到了大使馆人员，前来聚会的法国、英国、西德、东欧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取笑，成了增添酒兴的材料。
　　
　　西方记者之间开玩笑说：“最重大的新闻是《真理报》不登的新闻，次等重要的新闻是《真理报》登在报屁股上小得可怜的新闻……。”
　　
　　看来，苏联的宣传机关在报道消息时首先考虑它会给群众以什么影响并引起什么反应，然后再选择消息和加以编辑。它不是充分地提供素材本身，判断则由看消息的人自己去作出；一手垄断广泛的情报的国营新闻宣传机关向群众只发那些它判断“可发”的消息。
　　
　　最好的事例是一九六三年起中苏论战公开化以后苏联宣传机关对待中国的主张所采取的态度。有一个时候，《真理报》几乎每一天都刊登强调毛泽东路线出了偏差的大块文章。但是，记得苏联民众直接看到中国的“反苏文章”只有一篇，就是在中国再三再四的要求下，《真理报》刊载了（同一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除此之外的许许多多篇中国的“反苏文章”自不消说，连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也不准民众自己阅读，而后判断中国究竟是怎样“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宣传机关让民众光是读批判毛路线的文章。
　　
　　中国则把苏联的说法也当作“反面教员”，不断地在报纸上刊登，在论战开始以后特意陆续地出版发行了《赫鲁晓夫反华言论集》。
　　
　　中国的这种态度和苏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九年春季，在阿穆尔河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苏联和中国的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以后不久，对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时，一位参加示威游行的青年在队伍解散时抓住正在采访的日本记者问道：“我们今天进行了这样的示威游行。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外国记者，一定知道吧！”
　　
　　（八）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4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九）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三、东部的景象与西部的景象——在苏联旅行对旅行的限制
　　
　　在我的莫斯科生活行将结束的一九七○年六月底到八月中旬，我在苏联国内作了广泛的旅行，准备写通讯。
　　
　　旅行手续办好的时候，我请新闻社在采访方面给予协助。因为要在莫斯科以外地区进行记者工作，这种协助是不可缺少的。这里也是首先写信，说明这次采访旅行的宗旨，要求一位记者和我同行，并请安排在前往访问的地方的采访。两三天以后，他们决定给我协助，我就去新闻社总社拜访。曾经是日本科员，做过驻东京特派记者的Ⅰ先生把我的信放在桌上，笑着说：
　　
　　“木村先生，这种说法不行呀。”Ⅰ先生指着的地方是写着“报道苏联人民的喜悦和悲伤……”。
　　
　　“苏联的人民没有悲伤。”
　　
　　“？……”
　　
　　“哦，我是看了‘悲伤’这个词，作了上述说明的……”
　　
　　我输了一筹。的确，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按理是不会有悲伤的。这里应该写“喜悦和喜悦……”。我为自己对苏联的理解之肤浅而感到羞耻。
　　
　　以后去访问亚洲局长Ｐ先生。我想在这里也会在“喜悦和悲伤”这句话上受到批判吧。但是Ｐ先生对于这次通讯报道旅行只谈了“请客观地写”的希望。我也完全同意，所以向他保证说：“好的，我客观地写。”

　　革命家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西方九十公里静静的山谷里，茂密的白杨树掩映着一座小城市——哥里。这是斯大林的故乡。
　　
　　城市中心的市政府前面的广场，现在也还称为斯大林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穿军装的斯大林大铜像。我举起照相机要照，当时路过这里的公共汽车司机打开车窗不停地挥着手说：“照吧，照吧！”他的表情好象是在说：“好呀，好呀！”
　　
　　铜像的台座上没有刻着姓名。我问向导、一位格鲁吉亚姑娘丽莉亚这是为什么，她回答说：“没有必要刻嘛。难道有哪一个格鲁吉亚人不知道斯大林吗？！”
　　
　　一度遍布苏联全国的斯大林像，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强烈指责个人迷信之后，象退潮一般销声匿迹了。甚至在第比利斯，耸立在市背后达维德山顶上鸟瞰全市的斯大林像都被拉倒了。但是，唯独哥里的铜像却顶住了十年赫鲁晓夫时代中对斯大林再三再四的批判。因为哥里的民众在全体格鲁吉亚人的精神支持下，断然拒绝拆掉家乡的革命家的铜像。
　　
　　在哥里旧市区边缘附近有一所石造的二层楼房，建有高塔，这是斯大林博物馆。展出了叙述斯大林一生七十三年的图画、照片、雕刻和文件等大量资料。
　　
　　斯大林是农奴出身的鞋匠的独生子。他的母亲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妇女。斯大林按照她的希望进了哥里的神学校（六年制），似乎是一位很出色的秀才。我看到他毕业时的成绩册上，十三门功课中，除希腊语和算术是４分外，其余门门是５分。据向导说，斯大林的声音特别美，好象是神学校歌咏队的明星，唱得很好。另外，歌唱家乡清爽的黎明的、用格鲁吉亚文写的诗《晨》，自革命前就一直被小学教科书所采用，现在仍然受到格鲁吉亚儿童的喜爱。
　　
　　离开神学校后，斯大林去第比利斯，进一所寄宿制的教会附属学校，又学习了五年。这十一年的学习是斯大林所受到的全部学校教育。
　　
　　陈列的图画和雕刻反映出开始投身革命运动时的斯大林是一位漂亮的青年，瘦瘦的身材很是匀称，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蓄着薄薄的颚须。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长得象个艺术家呵。”他从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成为总书记、总理，在战争期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逐渐地增加了威严的色彩，战争结束后拍摄的穿大元帅服的照片使我感到他疲劳和老了。
　　
　　展览的最后一间房里，出乎意料地有轮廓很小的斯大林面型，陈列着葬礼那天在街道哭泣的苏联市民、人海淹没了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追悼会的照片。五三年三月六日，报道斯大林去世的《真理报》的消息是这样结尾的：“斯大林的不朽名字将永远活在苏联人民和一切进步人们的心中。”
　　
　　博物馆的前院里有斯大林的故居，它在巨大的大理石的覆盖下。这是一座砖砌木造的低矮的平房。有两间小小的房间。据说迎面左侧那间不到八张席子大的房间是斯大林一家租住的。我看了这间房里的陈设，不禁为它的简陋而吃惊。不妨说什么也没有。窗下放着一张木床，壁架上搁着一具水壶和一面镜子，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这就是全部陈设。我身边一位俄罗斯妇女十分感慨地说：“想不到那样一位天才住的竟是这样的房子！”（九）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5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完）
　　
日本《朝日新闻》前驻莫斯科
　　
作者:特派记者木村明生 

　　
　　大元帅
　　
　　参观了哥里的斯大林博物馆以后，我问向导——一位漂亮的格鲁吉亚姑娘：“资料总共有几百件吧？”她回答说：“正确的数字很难讲。因为每天都有增加……。昨天附近的农村还有送来肖像画的。”
　　
　　向导和我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她一次也没有简单地称“斯大林”，而总是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带着名字和父名来称呼的。这样的称呼法在俄语里表示说话的人对于说到的人充满着敬爱之心
　　
　　这个博物馆的参观者到七○年六月为止，有五十万人。我想到这一点，觉得人们对斯大林的关心是非同小可的。
　　
　　一位三十来岁的苏联记者说：“斯大林用民众的语言浅显易懂地阐述了列宁的深刻的思想。他是普及列宁主义的人，做了好的工作。”
　　
　　一九七○年四月，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上悬挂着十月革命领导人的照片。只有斯大林的照片有点脏，仔细一看，原来是用铅笔写着“光荣属于斯大林！”

　　旅行途中
　　
　　雨淅淅地下开了。这是在由莫斯科飞往列宁格勒的“图１０４”喷气式飞机里。我立刻戴上了帽子。坐在前面位子上的姑娘迅速地披上了雨衣。雨不是从外面吹进来的，而是从飞机的天花板那儿落下来的。原因好象是，起飞前机舱里的温度远远超过三十度，座无虚席，乘客们出的汗水升华为水蒸汽凝聚在天花板上，到飞机急速上升时，就一下子受到冷却而化成水滴落下来了。
　　
　　我想起了几天前在莫斯科遇到的剧作家Ｔ先生的话：在从哈巴罗夫斯克起飞的飞机中遇到“暴雨”，连内衣都被浇湿了。那些乘务员也许是习惯了吧，毫不在乎，在毛毛细雨中悠哉悠哉地向乘客分发糖块。
　　
　　人们常说苏联的客机密封性能差，空气调节不好。因此直到现在，起飞前，乘务员都要把一个口袋分给乘客，好装自来水笔，以便墨水漏出来也不要紧。起降时，耳朵总是要痛。
　　
　　我从伊尔库茨克到雅库茨克时乘坐的“安１０”型涡轮透平发动机飞机是可以搭乘一百人的新式飞机，但是前舱和后舱的隔舱门关不拢，一路上都在啪嗒啪嗒地响个不停。厕所的水根本放不出来。手巾乌黑贼亮，就和抹布一样。人们根本不想用它擦手。
　　
　　在基辅认识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阔气的美国妇女压低了声音说：“有没有方法和苏联的地下‘革命组织’联系？”她说是想要给与资金援助。我仔细地问了她，她说她是第一次到苏联旅行，感到苏联服务质量太坏，而她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孩子，受到种种冷淡的待遇，被搞得很气恼。因此不由得对批判现行制度的势力产生了同情心。
　　
　　面对国际范围的旅行时代，苏联当局今后也将不得不致力于改善服务质量。即使为了不使反革命（？）发生……。

　　四、苏联社会的断面——由俄语的单词谈起网袋
　　
　　买东西时用的网袋是苏联妇女外出时必带的物品。人们都把它作为“大概”、“或许”、“说不定”等插入词，或者作为“万一碰上”、“侥幸”等意思的名词来使用。
　　
　　苏联主妇们苦于长期的物资供应不足，上街偶尔碰上新鲜水果、蔬菜或其他好东西，如果不当即购买，就不知哪一天再能到手。所以主妇们总是怀着“说不定”的“侥幸”的心理。细心的妇女别说上班，就连到莫斯科大剧院或克里姆林宫剧场看芭蕾舞也带着网袋。因为这些场所有很多外国人去，出售别处买不到的非常可口的糕点、果子面包、新鲜水果，所以“万一”的期望是很大的。
　　
　　在莫斯科生活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不光是妇女，还有很多男人也提着网袋或者手提袋上街。其中工人最多，政府官员和白领阶层也不乏其人，甚至还有佩大肩章的威风凛凛的军官。诚然没有看到将军提网袋，但是校官提网袋则屡见不鲜。我还看到苹果或土豆从网眼里漏下来，军官慌忙赶上去拣的滑稽情景。

　　大将
　　
　　苏联到底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大国，因此军人的军衔也比旧日本军要多一些。“大将”这个生硬的译语，我想是象征着苏联军队的军衔制是多么地复杂。和西方的军衔制比较，“大将”当然就相当于元帅，而苏联军队是如此地庞大，因此元帅是另外单设的。“大将”一晋升就会成为苏联元帅——目前苏联军人的最高地位。总而言之，苏联军队有特殊的“大将”这个军衔，表明苏联军队是多么地庞大，而为了控制、指挥这支庞大的军队又是何等需要一个庞大的高级军官集团。
　　
　　此外，拥有一支直辖的军队的内务部和同内务部有着紧密关系的国家保安委员会，已经成了苏联国内一支巨大的社会势力。

　　流氓行为
　　
　　在苏联，杀人、抢劫、恫吓、盗窃、无故缺勤、逃学、不买票乘车等都被列入非法行为而加以取缔，但是在莫斯科居住期间，我们外国人最伤脑筋的则是小偷和扒手。
　　
　　我刚到莫斯科不久，就在公共汽车上被掏了零钱。在同一公共汽车上，我妻子放在手提包里的钱包也被掏了。不久，一位教弹钢琴的家庭教师来我家上课，一进门就潸潸泪下，哭诉在公共汽车上被掏去了四百卢布，据说也是和我们一样在一一六路汽车上被掏的。
　　
　　但是，更经常被盗窃的则是小轿车的外部附件。苏联小轿车一般没有后视镜，美观的外国车的后视镜就经常被盗。我的车被盗过两次。某日本特派记者三次被盗以后就只靠车内的后视镜，把装在外边的全都拆下了。一九七○年夏，一辆崭新的日本商社的轿车停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苏联国际旅行社门前。车上到处贴着用俄文写的“请不要再拆了”的纸条。仔细一瞧，侧视镜、天线、雨刷、甚至车头的“王冠”商标——凡是车外附件都统统被偷光了。俄国人见此纸条也报以苦笑。
　　
　　年轻人酗酒、打架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我还曾看到日本不堪想象的幼儿吸烟。青少年的胡作非为在社会主义苏联也仍是一个社会问题。

　　流亡者
　　
　　由于革命，帝俄时代的贵族、富商巨子及高级军官流亡海外的为数甚多。流亡地有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因为帝俄时代的上层分子强烈向往法国文化，也有日常使用法语的，一九二○年前后，大批白俄流亡者云集巴黎。他们组织各种团体，其中有的专门从事打倒本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治活动。流亡者们嫌恶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革命，逃亡到外国了，但是好象依然没有忘怀故国——俄国，不少人重新迁回俄国，有的则作为游客访问父辈生活过的旧地。尤其是赫鲁晓夫执政后，白俄流亡者就更容易得到公民权了，因此重返苏联和去旅行的人日益增多。十月革命时，曾率近卫团血腥镇压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朱立金公爵已回国安享天年。
　　
　　现在住在巴黎的艾里赛耶夫，十月革命前在彼得堡（现在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经营规模巨大的食品商店，一九六七年初夏也访问了阔别整整五十年的苏联。他童年时代熟悉的食品商店还是老样子，现在虽然改为国营食品商店，但在市民中间还是称“艾里赛耶夫商店”。

　　五、两种观点——代结论
　　
　　横的观点——西方的学者、新闻记者和旅行者参观苏联后写的报道，往往无意识地根据横的观点，和西方作比较，强调苏联消费生活贫乏，服务质量恶劣，并且因此而批判社会主义。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
　　
　　纵的观点——如果根据拿现在的苏联和旧俄相比这种纵的观点，那么大概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苏联的跃进。苏联的记者和采取亲苏的政治立场的人，评论时专门从这种纵的观点出发而申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认为，真实的苏联就存在于这两种观点交差的地方，在这里显出了它的真相。（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