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评“江湖术士”蒋正华副委员长

齐景润

齐景润按语：下面我们转载几篇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我国人口学工作者梁中堂、马瀛通、何亚福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对号称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蒋正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用事实指出：蒋正华是一个“江湖术士”。

二十五年以前1986年，就是这个根本不懂得数学的“江湖术士”蒋正华，建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用所谓的数学方法制造出了一个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巨大谣言，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欺骗了历史，成为我国“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主要来源。蒋正华在公布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时，既没有公布原始数据，也没有公布他的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最近几个月以来，数学工作者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揭穿了蒋正华制造的这一巨大的谣言。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已经发表几个月了。蒋正华却装聋作哑，根本不敢对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做出任何回应。这恰恰说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击中了蒋正华的要害。

依靠着这个谣言，蒋正华骗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但是他的“江湖术士”的本性依然不改，继续在其他重大问题上进行学术欺骗。

下面转载的几篇文章，是几个人口学工作者写的，他们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了蒋正华“江湖术士”的本来面目。

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作者简介：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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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

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又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启动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

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是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巨大谣言时，就不公布原始数据，不公布计算过程。这里蒋正华在承担另一个重大课题时，故伎重演。】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谣言时，也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

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

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

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就是利用江湖术士的手段，迎合极少数人的需要，制造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谣言，“骗取功名利禄”，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宝座的。】

再议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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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张贴出去以后，有人暴跳如雷，以为是对贤者的不敬。其实，大凡江湖术士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特别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被称之为方士者即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堪称为当时的科学家。

上篇文章把宋健蒋正华喻为江湖术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无法使用的数据预测了人口。即使不像宋健蒋正华那样装模做样地搞测算，一个人根据自己周围有了不少的人生了二胎、三胎，从而感慨地说“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国家就会达到20亿”；或者，依据自己不少的同事懒得结婚，结婚后又都不愿意生孩子从而感叹“用不了几年我国人口会下降的只剩下2亿人口”，那也无须我们去批判或者评论人家。

如果宋健蒋正华都是在那里做学术研究，我同样不会评论他们。但是，宋健蒋正华要把他们的测算当作公共政策的依据，要把自己的玩意说成是科学的，从而论证说现行的生育政策給广大人民群众的伤害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那就不一样了。

同样没有条件做测算，蒋正华不仅主持做测算了，而且测算的结果还能证明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有成效的，从而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仅凭空知道现在的生育率是1.8，而且要求未来3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8。

更有甚者，蒋正华宋健二人最近联名上书中央，谏言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抨击当前日渐高涨的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进而批评计划生育部门中个别干部有动摇之心和调整政策之意。

宋健蒋正华要用他们的测算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那就超出了个人发表意见和学术研究的范围，必须揭露他们如江湖术士一般可以用无生产出有、从根本不具备测算条件出发制造出一切维护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依据的伎俩。

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

何亚福

作者简介：何亚福（1967~），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自主生育倡导者。写过几百篇有关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周刊》、《领导者》、《人力资源》等报刊上。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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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梁中堂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谈到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的草率出台经过，并说：“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梁教授把中国人口学家比喻为“江湖术士”，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不但中国有，前苏联也有，因为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点：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被捧为“基本国策”，因此有关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讨论长期被视为传统媒体的禁区，只是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情况才有所改观。我在《计划生育的挡箭牌》一文中已说过：某些人企图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来打压质疑计划生育的人。这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理论已经破产，只能靠“基本国策”这个挡箭牌来苟延残喘。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

何亚福

原文见

 http://heyafu67.blog.163.com/blog/static/107334342201118729551/

2007年1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齐景润按：这是蒋正华主持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可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阵容非常庞大，共有300多位专家，其中还有十多位两院院士。这样看起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是不容质疑的。

那么，由300多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究竟获得了什么巨大的成果呢？其中一个主要成果是：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刚才有一位小学生来我家玩，于是我就想出两道数学题考考他：

　　第一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0年净增人口957万，2001年净增人口884万人，2002年净增人口826万人，2003年净增人口774万人，2004年净增人口761万人，2005年净增人口768万人，2006年净增人口692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净增人口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从2007年到2010年每年净增人口不超过800万，并且已知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求：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多少人？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2006年末13.14亿，2007年末13.22亿，2008年末13.30亿，2009年末13.38亿，2010年末13.46亿。答：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13.46亿人。

　　第二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1年出生人口1702万人，2002年出生人口1647万人，2003年出生人口1599万人，2004年出生人口1593万人，2005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2006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的基本趋势也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2023年的出生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均寿命按73岁计算，并且已知1950年~1955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900万。我们知道，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增加；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减少。求：2023年中国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1950年出生的人口，到2023年已是73岁，那时每年死亡人口为1900万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为1500万左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得数是-400万。答：2023年中国人口减少400万。

　　上面第二道题没有考虑到多种复杂的因素，例如1950年出生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活不到73岁，他们可能在60岁、50岁甚至在童年时就死亡了；也有一部分人寿命超过73岁；另外还有一部分1948年、1949年、1951年、195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死亡，也就是说，2023年的死亡人口并不全是1950年出生的。另外，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400万或1300万。因此，2023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具体数值可能不是-400万，而可能是-600万、-500万或-300万，但人口负增长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齐景润按：由“江湖术士”蒋正华主持的】由300多位专家花了两年多时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被一位小学生经过几分钟的运算就推翻了：300多位专家认为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2010年总人口不超过13.46亿人；300多位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3年之前不会负增长，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在2023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不论是小学生还是300多位专家，都是以官方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我认为官方的数据是有水分的，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点：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这是因为：小学生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可以自圆其说；300多位专家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却自相矛盾。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

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马瀛通 

作者简介：1985至今历任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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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

【齐景润按：下面这一段评论的是蒋正华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所谓研究。】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齐景润按：附件指的是孙经先等人的文章】），那就更是如此。   

三 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把学术问题与人混同来裁决他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学术”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四 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以下作者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