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炎黄春秋》是否“党刊”　　

——鑫森们“拉大旗作虎皮”，云淡水暖胶柱鼓瑟　　

《炎黄春秋》是海内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刊物，近日关于其是否“党刊”问题引起争论。双方观点，可用云淡水暖的一段话概括：

“鑫森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炎黄春秋》捧上“党刊”的位置，还赞叹道“它编委级别据我所知是最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炎黄春秋》铁定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刊，那么，非要给它冠以“党刊”的名头，草民小声问一句：是哪个党？”　　

我对“炎黄”的看法固然与鑫森异趣，但觉得云淡的文章似也意犹未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窃以为：

鑫森将《炎黄春秋》定位为“党刊”，是“拉大旗作虎皮”，云淡不认可《炎黄春秋》为“党刊”，未能“与时俱进”，有点胶柱鼓瑟。　　

有必要议论吗？是的。

《炎黄春秋》乃右翼的一面大纛，一贯标榜“自由思想”，虽有国内居统治地位的强势“三角”与海外跨国垄断资本的强力支持，但与“体制”若即若离。若定位“党刊”，则除了欺骗性之外，更可借光“体制”， “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软硬两手兼得也。

云淡网友质问其“是哪个党的‘党刊’”，是问到了点子上。

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学习时报》不是“党刊”吗？　　

《学习时报》不光是“党刊”，而且是重头党刊。然而，该报的许多重头文章，与《炎黄春秋》、与香港《明报》、与《美国之音》，难道有区别吗？它对前30年也即毛泽东时代的否定污蔑，极尽卑鄙之能事，难道较之《炎黄》逊色吗？

其实，《南方》报系，何尝不是广东省委管下的“党刊”吗？

“党刊”与否，其实并不重要。

事物间区别，极为复杂微妙。量与质，名与实，今与往，俱须细细考较。或云泥天渊、肝胆楚越，或似是而非、貌合神离，或大同小异、彼此彼此，很难简单论定。

 “转型”时代，世相光怪陆离，认识事物，犹要考辩其名实也。

中共的著名笔杆有所谓“二乔”“两胡”，“两胡”者，胡乔木与胡绳也，乔木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称，胡绳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名。然胡绳晚年反省，主流话语称之“回归自我”，较之乔木，他更像是向胡适“回归”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同一胡绳，同一中共的理论权威，前后则肝胆楚越判若两人也。纪念改革开放，看主流媒体文章，论前30年与后30年，是很难同日而语的。故纵向比较若不能与时俱进，固执于某一定义，难免胶柱鼓瑟。

横向比较，老人家有句名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李锐与魏巍，同处一个共产党组织，《炎黄春秋》与《中流》，同为共产党员所办，二者能够同日而语吗？

一个高举“普世”“自由”旗帜，不遗余力丑化声讨毛泽东，以美国是非为是非；一个固守马列，力挺毛泽东为大众呐喊，高扬爱国声讨买办。以定义论，都不算“党刊”，都与“体制”有一定距离。然而，《炎黄》可以肆言无忌，而《中流》则难于见容。而同为中共精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大佬的李锐，可以同为华府与十七大会堂的座上客，其自由潇洒令人羡煞；而“思想僵化”如魏巍，则只能在监护中体验“自由”。已故的赵ziyang先生也曾贵为总书记，其引退结论还是小平和中央所做，观其后来言论，竟无一丝一毫马列共产气息，也惟其如此，其人不独为海外各种右翼“敌对势力”力挺，而且在党内，在位政要和已退大佬，为之招魂鼓吹，唱和“普世”者亦不乏其人， “炎黄”即其阵地之一。——是否“党刊”云云，固不足道也。

区别事物，用老人家的话，首先要分清“延安还是西安”？

精英则不然，他们讲究“到天津”还是“到通州”抑或“杨柳青”，察彼所为，非“与时俱进”不可。

《炎黄春秋》不是“党刊”，其作用，远非《求是》等可以望其项背。《学习时报》倒是重头“党报”，但与《炎黄春秋》不过彼此彼此——虽然它不像《炎黄》那样清一色。

前苏联“转型”中有个名人叫雅可福列夫，乃党内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此公专以无所不用其极地作践共产党为能事。如果没有他的“一手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决不可能实现得那样顺利。雅氏其为“党刊”乎，“非党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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