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瑞金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读过周瑞金在《炎黄春秋》6期发表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后，感到有些文不对题，我认为标题应改为《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家的强势》。因为作者在文章里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替民营企业家歌功颂德、替民营企业家造势、呼吁、鸣不平，替民营企业家争取“公平的待遇和权利”。

文章开头有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句：

“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那么，所谓“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说，但只要读过全文就会明白，所谓“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就是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　　

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对政府4万亿投资进行质疑：

“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　　

同时引用了两篇外国评论：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　　

上述质疑和评论我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作者又引用了国内的两篇“类似评论“。　　

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只要把两篇国外评论和这两篇国内评论认真对比一下，就会知道，很难认为它们之间是类似的。那两篇国外评论共同的观点是：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解决中国个人消费比重过低的问题，而张维迎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这是类似的吗？至于许小年的观点，与刺激个人消费更是不沾边了：“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不过张、许二位的观点倒是类似的，那就是私有化。但侧重点不同，一个强调私有化的深度，另一个强调私有化的广度。　　

至此，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高明“。首先光面堂皇地提出提出一个大家比较公认观点并引用外国评论以壮声势。然后似乎漫不经意地依靠“类似评论“这四个字就把自己真正要推销的观点塞了进来。高！实在是高！　　

作者第一步计划完成了。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已经不是解决中国个人消费比重过低的问题而是提高私有化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了。进一步，作者论述了所谓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并暗示这就是中国个人消费比重过低的原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总之，只有继续加强私有化的深度和广度才能挽救中国的经济。　　

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也很自然，民营企业家群体在经济上功成名就后，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往都是以呼吁、请求等比较温和的形式出现的，这一次有些特别，它是以警告的形式出现的：“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这就是说，尽管你已经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进和改善，但你的统治还是有可能被推翻，而且被推翻的可能性比不进行改进和改善还大。要想避免相当程度上的社会动乱，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至于“彻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　　

纵观全文，我发现作者的思路脉络大致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保持下层阶层通向上层阶层的流动通道，从而实现所谓的大众资本主义，增大每一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而彻底的私有化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途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值一驳的。　　

我认为，民营企业家群体顶多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作者打着人民的旗号为企业家群体争取利益，有点不太合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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