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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拐点”的启示—俄国重评斯大林与“要问姓俄姓外”

俄罗斯“拐点”的启示

——俄国人重新评价斯大林与“要问姓俄姓外”  

   

在现代史上中俄两国有着戏剧性的奇缘,比较一下极有价值。

俄国两次做过中国的“老大哥”。

第一次是中国革命的“老大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历尽苦难坎坷才得出“以俄为师”的结论,孙先生的遗愿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予以实现了。

第二次是做了中国改革的“老大哥”。虽然毛泽东晚年因为俄国“改革”而分道扬镳,两国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历史性大论战,但其身后,这些都变成“都说了些过头话”而一风吹消。中国“以俄为师”的改革,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以两位伟大改革设计师的“历史性会见”为标志而达到顶峰。其后,俄国易帜,丢掉“姓社”公开打出“姓资” 旗号,关系又微妙起来;到本世纪,则在 “转型国家”的话语下重新统一。后来出现“普京新政”,在中国精英的话语中,俄国又“走回头路”了。

   

看来,有改革就会有“拐点”。中国的改革,按皇甫平精英的权威说法,是经历过三个“拐点”,虽有曲折,但依然高歌猛进 。

那么,俄国现在是处于第几“拐点”呢?

俄国目前之“拐”,有两个显著标志。

其一,是“重新评价斯大林”。

   

“《参考消息》驻莫斯科记者卢敬利报道:“2008年5月8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社会舆论基金会开始在网站上举办投票(投票人数高达240万),选举‘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截止到7月15日,斯大林位居第一,第二至第五位分别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列宁、演员诗人兼歌手维索茨基、彼得大帝和普希金。”(见《参考消息》2008年7月17日《周四特刊》) ”  

   

其二,是从俄国人高标民族主义,普京对内用铁腕整治金融买办寡头,对外变戈叶时代的投降卖国路线为挺起腰杆与美国霸权抗衡。

自然,俄国的“拐点”有点“超前”,它经历了戈氏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叶氏的“休克”两个“拐点”,这两点,我们还是空白。相形之下,我们还处于“前普京时代”。

其基本标志也是两点:  

其一,我们的妖魔化毛泽东运动在霸权媒体上还在不断“深化”,未见转机。  

其二,我们对外的“开放”中, “快卖卖光” 依然紧锣密鼓地“深化”着。“不问姓社姓资”既成定局,“不问性中姓外”正在向“不问姓实姓虚”进军——由放手让外资“战略并构” 产业,到勾结外资掏空中国金融——金融买办之丧心病狂远逾当年的叶利钦时代的寡头。  

基本方面无二致,如不在根本路线上改弦更张,企望靠一个“渐进”避免颠覆的灾难,不过幻想耳。

不过,中俄的不同也有二:

其一,历史给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有俄国先期代我们预付了这笔不可小视 的历史性的学费。

其二,中国有幸在毛泽东时代对此做过理论探讨和对付颠覆的先期预演。比如,与霸权话语背道而驰的民间久盛不衰的毛泽东热,这在俄罗斯转型妖魔化斯大林的过程中,就没有出现过。

   

难道我们中国就不能“超越”戈、叶的两个“拐点”,非得“补课”不成?明明是覆辙,难道非得一往之前?——但愿“居安思危”能够落到实处。

何况,我们的国情还有许多逊彼的劣势:比如,中国现在的GDP已经靠“吃子孙饭”,没有俄国那么多的资源可卖;比如,中国如果让“藏独”“疆独”“台独”等等得逞,其后果将远较联盟解体严重;又比如,中国人多地少,国民教育程度亦较彼为低,而且,在改革中大众的社会公共福利被剥夺得也远较人家厉害……有此数端,中国一旦彻底“转型”,则社会的灾难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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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1 关键字:俄罗斯  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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