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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漫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

时间:2015-01-23 11:20:48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陈晋    点击:

 [摘要]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边区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这种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来。它还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第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奠定的优良传统。第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我们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识分子投身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物质待遇;稿费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 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说:“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泽东特以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5页。)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 1939年 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边区的政制和组织,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边区的统一战线,边区的抗战动员,边区的群众团体等。这大概是较早出版的对外全面介绍边区情况的读物,很有些像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白皮书”,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不难想见。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点破了写作宗旨:“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这本书的署名,只有总编“齐礼”一人,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体会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费。全书 10万字左右,算下来 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 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 0.2元,鸡蛋每个 0.01元。至于 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 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 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 ; 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 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 5.医院是一角。”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 1939年版,第 14页。)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 0.2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 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 600天左右的生活费。

  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 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

  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杨作材:《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84页。)。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万余人。这当中,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延安吸引他们的,当然不是物质生活。但作为东道主,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后创办的 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学会,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会,等等。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剧社、俱乐部、协会和自办刊物,就搞得更为热闹了。

  关于物质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延安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等方面体现出相应差别。

  例如,就在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到每千字 1.5元稿费标准的 1939年 1月,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的《各级津贴之规定》。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也只 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 1元。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在后方机关, 1939年还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把津贴标准分为五级。一级 5元,发给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最低的五级,是 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

  在同一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的待遇呢?

  著名学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何干之文集》第 2卷,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页。)。音乐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他很快就习惯了延安的生活,在 1940年 3月 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 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在“鲁艺”的艺术教员一律 12元,助教 6元。此外, 1938至 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 10元。(参见《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页。)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 4.5元。(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页。)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 15元津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2页。)1940年 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贴费 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 1名、翻译 1名、马 l匹。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

  1940年 10月,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92页。)的地步。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 1941年 2月,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发行之初,边币和法币的比价是1元换1元的。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到1942年6月达到边币3.2元换法币1元,到 10月间,便稳定到了边币2.1元换法币1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央书记处于 1942年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 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同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各类技术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其中规定,医药卫生技术干部也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元至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至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又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尽管文化技术人才的待遇已经优于党政军机关干部,但如果是发表文字作品,他们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

  关于稿酬制,其实在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即已实行了。 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编辑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的征稿信里,便申明“备有薄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页。)。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里也说要“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红军故事〉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11月 3日,转引自《关于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组历史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 3期。)。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还明确讲,“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0页。)。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征稿时基本上都讲明有稿酬,有的还标出具体标准。如 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的《大众习作》,登出的“约稿”里就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大众习作》属基层刊物,影响力自然比不上当时中央指导办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标准,不会是高的。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实录》开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 1941年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认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4页。)。可见,无论是实行稿酬制,还是对知识分子的高额津贴,都是为了鼓励有益于革命实际工作的精神劳动。

  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例。 1941年7月,萧军想离开延安,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张闻天回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据萧军 7月20日日记载,7月18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他表示,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并把向张闻天借一万元路费的事说了,毛泽东的回答是:“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不到一个月,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周扬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也只有一万元。也就是说,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便相当于一个工作机构的开办费。

  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李耀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取名“胜利食堂”的饭馆学厨,有时也跑堂。他回忆道: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他们来吃饭,都引进里屋的“雅间”。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不久,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当时的菜价是: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有天晚上,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要了两碗汤面。临走结账,花了25元。

  考述延安这段往事,不觉唏嘘。历史学家钱穆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求答案”。的确,人们追根索源地思考问题以至列举曾经发生的事例,经常都是寻找理由的过程,所反映的其实是对现实的评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应该找最好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来,但事情似乎也不只这样简单。它还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第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奠定的优良传统。第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我们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识分子投身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原载:《党的文献》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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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Q 更新时间:2015-01-23 11:20:48 关键字:知识分子  时代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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