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再度强调党对企业的领导，这极其可贵，也大有必要。但对党在企业的主责只是定位于把握政治方向和抓好廉政建设，而忽视了党在企业还能作出更大作为，即在全面发展人与打造文化软实力上党能起到任何组织都难以替代的作用。打个比方，“把握政治方向”只能使党在企业起着舵手作用，“抓好廉政建设”只能使党在企业起着保健师的作用，而发挥党在“全面发展人与打造文化软实力”上的作用，则能为企业创造出最核心的竞争力和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

       何谓全面发展人？它是马克思发现人具有“社会人”属性后提出的概念，有孟子所望的用“仁智勇”三德培养人产生大丈夫人格之意，也有彼得·圣吉所望的用“学习型组织”实现“人的发展和提高人性修养”之意。包括实现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也包括实现人的品行、能力和志趣的提高。可谓是旨在提高人的素质并增强人的劳动技能与合作愿望，亦可谓是为了开发人力资源。

      何谓文化软实力？它是潜藏在人们心里的行为准则与精神追求，是要靠正确思想引领、弘扬真善美并能够合理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才会迸发的。是向心力的纽带，是产生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对人的发展能起着催化作用，对社会和谐能起着滋润作用，对硬实力效用能起着激增作用。如今每个现代化国家都把文化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每一个现代企业更是把文化软实力看得比物质硬实力还重要、并视之为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党就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故党重视全面发展人。毛泽东主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故党又重视文化。

      至于全面发展人，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和绝对分工都会有碍人全面发展的，甚至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我们的党没有教条，没有畏难而退。或许是更坚信“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乃至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故更注重在全面发展人上找突破。或许还因为很看重“心之力”，并深以为“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故又很重视文化。因此使得党，不论在军队、还是企业都认为，“人”比“资产”更宝贵，“心力”比“物力”更重要。故要求：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把“人”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时，把群众放在第一位；在处理任务与人心的关系时，把抓人心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引导人与控制人的关系时，把引导人放在第一位。还主张政治平等、经济公平、管理民主，并以集体主义为主线索打造团体文化。

     回想人民军队，为确保这“四个第一位”的落实，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以使管理能人性化；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领导体制，以维护人权高于物权、民权高于官权、并能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此外，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让“员工参与”；把先进分子发展为党员，要求其成为共同事业的宣传者、发动者、先锋队、作战队；废除了“雇佣制”而“合伙制”，以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管理民主为原则改进人际关系，也可谓是在改进生产关系；还废除了旧军队以“胡萝卜加大棒”治人的粗放管理模式，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约之以法。1949年底至1956年、1962年底至1966年初，我们的企业也是照这样做的，故也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也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乃至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是能创造出的。如今，大凡以人为本且重视文化的企业，或按照现代管理思想创新制度的企业，莫不是照这般与时俱进的。

      党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人，可谓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并注重德治而实现的。党所以又能够打造出文化软实力，可谓是通过“党建”与生产关系的改进、并在此之上结构出比“学习型组织”还能够以文化人的管理模式而收获的。正是如此，党能够把奴隶培养成将军，在硬实力远不及敌人时能造就天下无敌的人民军队。正是如此，党在企业也得以全面发展人，也能出一个个王进喜式传奇人物，能产生“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或许有人已不以为然，甚至要说，我们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在处理人与资产关系时，把资产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时，把干部放在第一位；在处理任务和人心的关系时，把抓任务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引导与控制人的关系时，把控制人放在第一位。乃至只关重资产增值而从不关重人全面发展，只就经济论经济而不抓文化，甚至不让党进入企业管理核心层，不是也得以发展了？诚然如此，这何尝不是有赖硬实力和“胡萝卜加大棒”出生产力的？何尝不是得益于出现潮涌般的未来怕不会再有的人口红利？何尝没造成一代人用掉N代人资源的浪用？据2013年IMD国际竞争力排行榜得知，我国“雇员生产率、创新力与称职度”已由1995年初次参评在全球居中降至如今倒数；还据笔者所知，我国建筑业的百元工资含量已由1990年代不到9%升至如今35%。这何尝不是由于我们的企业不重视全面发展人与文化所致？

      “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说：“管理职能只有通过组织才能贯彻，只对人起作用”。那么通过何种组织才能使管理对人起作用？现代管理奠基人巴纳德就此说：“‘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与一贯性所不可或缺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即巴纳德认为，只有这两种组织并肩合作，才能使管理对人起作用。为此，日本企业将从前视若“仇敌”的工会变成“朋友”，以求“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携手合作，进而望管理能对人起作用。然而日本工会怎具有把出资人、管理者、劳动者捏合成一家人的能力？怎具有把先进分子培塑成为“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队”的能力？还怎具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能力？

      美国有人研究“集体行动困境”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有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为数少于1%。一个群体或社会中若有3%的利他主义者，这个社会中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我们企业依靠党组织“修身律己、齐家暖人”，何止能产生3%的利他主义者？

       与马克思同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法学家、思想大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故此被美国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说：“对管理的适当定义只有一种，那就是让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这也将日渐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那么除了我们党，还有谁更有能力让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德鲁克在美国企业“泰罗制”“科层制”而发展难以为继时还说过，只有将文化与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那么除了我们党，还有谁更能够把文化与管理结合起来？

       了解中国现代史者皆信，办好中国的事关键靠党。而办好我们企业的事，何尝不也要靠党，但有人还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由排斥党对企业的领导。那么何以才堪为内行？再看德鲁克的见解：“企业是一种人的组织，一种社会的组织，作为一门学科和实践方法的管理，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价值”“管理者付诸实践的是管理学，而非经济学”。由此，还能说党领导企业、特别在管人方面是外行？其管理上所攒的学问还不及刚兴起的管理学？

       德鲁克还说过。当今企业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管理模式的竞争。而我们党基于“党建”与生产关系改进，就曾创建过他国企业无以能创建的管理模式。德鲁克生前还预言：“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那么是学“泰罗制”“科层制”而现代企业制度得以让世界能分享到中国的管理奥秘?还是在既往经验之上与时俱进得以让世界能分享到中国的管理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