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历史？
文 /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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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庸讳言--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60年代中和70年代末（甚至还包括50 年代中期）的历史，存在着广泛的解释的困境--人们经常说的当代知识的"失语" 状态，其历史根源往往表现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的沉默或者众口一词。
　　 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历史事件本身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相反，它十分重要 ，在人类历史上，它甚至属于那种空前重要的历史阶段，由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构成。但是，也许恰恰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解释方式远不成熟，所以这些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起来--在绝大多数教科书上，这些历史要么被轻描淡写，要么被写得枯燥乏味，遵循一种老生常谈；甚至是，被完全删除--例如，在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60年代中期~70 年代末的历史就被"隔过去" 了，成为一种"不值得书写"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并不等于"时间"或者"事件"（空间）的编织和排列组合，历史是对何种时间，何种事件"有意义"的判定，或者说，是对那些"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的判定和组合--由于在特定的"历史分期"背后，无可避免的体现着的是福柯所说的"特定的认识论"，或者库恩所说的"解释的范式"，由于这种特定认识论和解释范式的作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断裂和冲突以及相互替代），所有的历史都不能不是断断续续的。这使"历史的空白"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愿意--按照本书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不妨说，这种历史观背后体现着鲜明的"现代性态度"。
　　这种态度在文学中表现的尤为鲜明，例如，在谌容发表于80年代的一篇叫《减去10岁》的著名小说里，作家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广为传播的一种消息- -那就是中共中央决定在所有人们的"档案"里"减去10岁"--这个有些"超现实主义"意味的小说表明了对待60~70 年代历史的一种一般性态度，这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态度，在这种历史态度中，这段时间及其中发生的事件被判定是毫无意义的。"耽误了青春"的意思不是说那段"时间"不存在，而是说那段"历史"不存在，--即说那段时间"无意义"。 在那里，某种统治造成的并非简单的"时间停滞"而是历史的断裂和"历史的空白"。[1]
　　 80年代以来的编史学，或者历史编年史的看法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作为"拨乱反正"这种儒家"春秋笔法"的自然运用，这种"颠倒"却是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历史解释框架里的"颠倒"，它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回归现代化论的理论纯洁性。尽管如此，它还是遇到了某些解释的困境，因为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这种"颠倒"就是把"颠倒了"的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为核心，颠倒为以"生产力"为核心，用通行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由以政治为核心，颠倒为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这种解释的困境无可避免的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难局甚至混乱，套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就是，从生产力的标准来看，人们当年曾经普遍认为，这个时代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现在却倾向于认为那个年代一事无成，是灾难，倒退和非理性的代名词。--然而，困境远远还不仅是这些，更主要的，恰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
　　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因素是"基础"的看法经常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这个原则适合于向 "自由王国"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和人的自由是基础，经济只是社会的"附属物"。而且，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并不简单的等于经济活动，在这方面说的最清楚的是恩格斯，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的，无稽的空话。" [2] 笼统的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认为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不但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删除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展望，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被庸俗的理解成一种追随现实的经济决定论。特别是，由于不加分析的，过分的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时代"造成的失误和失败，并将这种"失败"归结为追求"平等"的乌托邦的破产和拒绝"走向世界"以及对抗"现代化"潮流，在今天，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即使不是灾难和恐怖的代名词，也意味着想入非非或天方夜谈--实际上，一个事实是：今天即使作为"理想"--社会主义也已经淡出了"历史的地平线"。而且，对"社会主义"的抽象批判，被引向的，实际上是对如下主要的现代价值的批判甚至否定：平等、革命、人民民主、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抗官僚科层制度的斗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平等、革命和人民民主在理论上成为可疑的词汇，而殖民主义甚至官僚政治反倒成为一种"进步"的现代价值--这的确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惊心动魄" 的历史事实。
　　我尽可能简短的分析这个事实发生的过程。虽然我的分析是从知识的历史入手的，但是--这样的过程并非一个知识的过程，而是整个社会运动通过知识合法化的过程，这决定了我的方法是知识的考古学的。
　　例如：一种肇始于80年代，今天仍然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观认为，那个时代存在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回潮，甚至复辟，它导致了现代化运动的倒退乃至停滞。这是传统的"现代化论"的历史观；它强化了传统社会/ 现代化社会的对立。特别是，在80年代的以"文化热"为主要代表的知识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被导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反思，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被导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以"文化热"为代表的知识运动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激烈的批判，其作用恰好在于为当时的政治建设提供积极的建设性支持和寻找历史的合法性，比如，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将80年代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就是在整个"20世纪大历史"的历史观中，为当时的时代政治追寻"历史的合法性"。 --一个显而易见，但是却很少有人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如此强调 "20世纪"这种基督教的时间概念--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乃至"民国"）而是"20世纪"这样的基督教"纪元"单位--成为描述中国历史的"现代"概念？20世纪作为总体概念化解了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不同阶段的区分：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进程，"现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和"当代革命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而且，这样的"总体性概念" 也没有力量去分析这些进程对全球资本主义进程的反抗影响。毫无疑问，我认为 "20世纪"这个概念未加详察的蕴含着对西方现代性和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全面认同的80年代态度。
　　在这个时间观念背后是中国"走向世界"的80年代历史，而1949--1976年的 30年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与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的历史。而这其实是一种不顾常识的错误--这一错误不可饶恕的原因是，一个最不应该忘记的事实被"空缺" 了，这个事实是：是在1971年，而不是在"20世纪"的任何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被任何人--既不是被美国，也不是被日本，而是被第三世界的"穷兄弟"抬进了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重复和强调是因为历史学家总是要强调什么而对其余的轻描淡写--这个决定性的"走向世界"的事实是：1971年10月18日开始，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周的紧张辩论，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否定了美国和日本联合炮制的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30几个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力的提案。--我认为这是无法被轻描淡写的事实。
　　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它意味着第三世界人民如何出现在"世界"讲坛上，如何为获得"发言权"和参与共同制定世界"规则"而取得的、为数不多的伟大胜利。 --没有人反对"走向世界"，但是，在现代各民族构成的世界历史上，"走向世界"从来就不是平坦的路程。日本的学者柄古行人在《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一文中，论述了许多在我看来是十分成问题的观点--其中突出的是，柄古严重的混淆了本质上是保守的、复古的和传统主义的现代日本的"大东亚主义的""反西方运动"，与现代革命中国面向未来世界的、现代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区别，而把二者说成一回事。但是，他对不加分析的运用基督教的 "20世纪"的时间观念的反省是深刻的。这样的不加分析的运用就很容易把那些无条件的认同西方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设定的世界规则的行为视为"走向世界"，而把第三世界人民和民族坚持有制造、和参与这些规则制造的要求视为"闭关自守"。把现代历史和现代性看作没有斗争，没有反抗而制定的单一的历史。把这种可疑的单一的历史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柄古在批评这样一种把"历史"当成"既成事实"的"历史话语"时说到：
　　当然，基督日历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使事物遵循公制系统（metric system）秩序，而且必然从中引申出某些基督教的含义。它之所以不可或缺，是为了造就既成事实，这个"既成事实"就是：每个民族的"时代/ 世界"只是一个部落的、幻觉的空间，它是那些近似的世界（世界/ 时间）的复合体，保持着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因此，所有的分期都是主观随意性的，只有"世界性"的那个世界，才能说明这些繁复多重的世界的内部结构。[3]
　　因此，我也许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这样一部在总体上以"20世纪"命名的历史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排除在"走向世界"之外，或者以传统乃至封建复辟的名义排除在"20世纪之外"，因为那个历史观在我看来甚至错误的认为，传统/ 现代的对立就是东方/ 西方的对立，凡是反对或者不同于"西方"的必然是"传统"或者"封建"的，这样的"世界观"无法准确地描述"五四"乃至50-70年代的"世界图景"，因为例如在鲁迅那里，被压迫民族和俄罗斯文学构成了他的"世界文学"的主要部分，而在80年代，欧美文学则成为 "世界文学"的代名词，同为"走向世界"，--但是，这里的"世界"并非同一个世界。而通过80年代这种特定的"世界视野"，"世界"在50-70年代"消失" 了也许并不奇怪。尽管那个时代在文化上存在着对俄罗斯文学的空前规模的翻译介绍，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关注，同时，也出版了（以公开和内部的形式）包括J M 凯恩斯（英国）、让-保罗 萨特（法国）、悉尼胡克（美国）以及热纳斯（南斯拉夫）和法兰克福学派等当代西方杰出学者的著作。其次，这种历史观显而易见的无法解释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总体特征是对封建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批判--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运动本身，特别是在其各个历史阶段，没有与它所要反对的东西--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实际上，说现代社会主义与特定的传统文化有某种联系，正象说现代资本主义与特定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一样，并没有纯粹知识上的对错，"文化热"的真正价值的确立，在于这样的知识取向与当时通过"历史的排它性重建"进行政治重建的方向是一致的，或者说，与抛弃原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面向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政策是一致的。对"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联系（或者是"互相勾结"）的双重批判和指控，自然导致了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纯洁无辜"的社会形式的暗示和认同，这不仅仅涉及历史学关于"资本主义"极其 "萌芽"在中国消失的历史追问--这种追问恰好是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要分"两步走"的"迟发展"理论中，已经蕴含了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充分肯定。由于这样的理解，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其实已经蕴含着这种趋向：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一种"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的理论方式。
　　毫无疑问的是，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目标，而且"批判传统"和"彻底的反传统"其实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以激烈的批判姿态出现的80年代"文化热"运动对于当时政治重建的积极的，合法的论证，它激烈的批判态度里蕴含的特定的认同取向，它声称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学术立场，与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之间的这种自相矛盾，也为它的自我瓦解准备了条件，显而易见的是：它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预设了经济进步与社会民主在现代化的目的论解释框架中的完美统一，按照这样的历史目的论，凡是经济进步的时刻自然也就是民主进步的时刻，反之亦然：凡是现代化出问题的时刻，也就是民主失败的时刻。于是，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式的批判，自然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失败的诊断。在讨论这一特定知识运动的"政治建设意义"，讨论特定的文化和历史重建态度与政治秩序重建之间的关系时，正如有论者已经指出的，"汉语知识界的一个流行误识是，仅把资本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视为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则被视为封建复辟。这种论断尽管非常流行，却很成问题。"[4] 这深刻的表明，80年代的知识运动和文化运动，是如何通过一种排它的方式，提供一种唯一正确的现代化模式，从而为当时政治制度重建提供了基础。
　　另一种观点也差不多，只是它更注意专制主义与"国家计划"的关系，因而认为那个时代的问题是"国家计划的专制主义"，是它导致了现代化运动的停滞和倒退。这是一种新"现代化论"的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略有区别的是：前者在历史进化论或者历史阶段论的线索上，一般的，普遍的肯定现代化，而后者并不这么简单，它在现代化内部区分出对立的模式：例如"计划经济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化"。 而对那段历史的批评和否定基于今天一种普遍的政治方向："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但是，这种观点恰恰得到了经济学者最为迷信的统计数字的否定，根据这些统计，恰恰是以现代化的速度来衡量，会发现50~70 年代的人民中国属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全国工业产值增长了30倍--由人均工业产量不足欧洲小工业国比利时的1/15，一跃成为世界第4 工业大国。"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 ，而到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 ，农业仅占28%。"以水压机为代表，人民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成就可谓辉煌，铁路为国内的市场的形成交换奠定了基础（此前国民党所修铁路的总长还不及日本人在东北所为）， "两弹一星"显示了中国在军事工业和高科技水准方面在世界上的地位--抛开教育的普及不谈--一个基本的福利统计经常被引用：中国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 35岁，增长为70年代中期的65岁。[5] --经济学大师保罗 萨缪尔森已经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标准，仅从"现代化的效率"来看，计划经济总是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 相信这些在学术史的经济学卷中将得到更深入的讨论，故我在这里只是稍稍论及。[6]
　　本卷必须提到的也许是，不但是在物质生产方面，特别是在文化生产方面，那个时代达到的规模是空前的。文学刊物的数量之多，是"现代文学"的30年无法相比的，--甚至达到了每个省和直辖市都有自己的创作刊物和"评论刊物"，尽管这些刊物属于"公家"，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与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官僚机构一起覆灭了，但是，在70年代末期，大部分又相继"复刊"。50年代"长篇小说繁荣"时节，这些小说的发行量简直达到了天文数字，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戏剧和电影，这种非阅读的，"可视性"强和特别带有"群众性"的文艺形式格外受到青睐，在这种文化生产中，国家投入的资金和观众的数量在历史上从来是空前的-- 甚至在文革中的"样板戏"运动中也是如此。
　　 --而且无庸讳言，恰恰是根据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不但在现代化的生产力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特别是社会动员方式方面也是充分"现代"的，它"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极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程度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达到了一定的现代化水平"。[7]这些标准正是通行于现代化论中的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确定身份资格方面所采用的"普遍主义" 标准，的确是不同的，这些不同根源于所有制形式上的差异。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都坚持一种合理化的形式标准，并且，都认为这些标准是"普遍的"。
　　那么，为什么关于这些历史的解释会遇到如此困境呢？为什么在表面的一致性背后自相矛盾甚至混乱会如此地不可避免呢？可能的解释有很多--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不能一般的运用现代化论的简单范畴来解释那段历史。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今天我们把现代化和"市场"看作"完美的"，"正确的"和不包含任何矛盾的东西去对待，用这样的"理想模型"去套用历史，删定现实。根据一种说法，那个时代不仅仅是闭关自守，反对"走向世界"，而且也为了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顽固的反对"现代化"。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想模型却同样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现代化"作为描述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关键辞"包含着诸多复杂的方面。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化"社会主要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相关的；私有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及其扩张形式，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动力。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现代化"社会意味着一种以国家科层官僚制度为标志的特殊的管理和监控制度和企业生产制度，意味着一种官僚科层化的组织管理形式。而在更多的所谓"现代化"论者（例如帕森斯）那里，"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特别的与征服和改造自然（与之相关的就是改造社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讨论"现代化"这个概念时，或者考察某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时，必须完整的考虑上述诸方面，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面。
　　80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与"现代化"概念的合法性的最终建立密切相关的。而它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能否被看作"现代化"的时代。如果仅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看，把这个时代看作"现代化"时代的确不无争议，但是，即使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制问题也并非唯一的问题，马克思对现代化社会的描述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正象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包括更多的内容一样。而如果从工业化进程和庞大的科层管理机构的建立这两个指标来看（帕森斯和韦伯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讨论现代化问题），那么，毫无疑问，这30年正是重要的、甚至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剧烈的现代化阶段。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剧烈的现代化遗留的后果--庞大的工业结构和更为庞大的官僚科层制度，为80年代的改革者们提供了改革的对象，最令当代中国改革者们头疼的那些问题：官僚的腐败与工业企业的亏损，最令当代经济学家头疼的那些问题：与官僚制度配套的盲目的大量的生产，无不与这种剧烈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后果密切相关。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显而易见地取决于如下问题的回答：那个时代造成的诸多问题是"现代化"造成的，是一种"剧烈现代化"进程的后果，还是妨碍-- 或者为了"社会主义理想"而"牺牲现代化"造成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的问题是由于追求诸如民主、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的目标造成的，还是由于实际上是违背和牺牲这些目标造成的？我们必须回答在我看来是十分关键的上述问题，这是因为这种回答决定了，在今天，我们实际上应该如何认识那个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所犯下的"严重的失误"，而不仅仅是在名义和实质上为那个时代开脱，而且通过编织历史为我们自己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开脱。
　　我认为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在对那个时代进行评说时，曾经十分深刻的指出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他说那个时代不能被看成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时代，恰恰相反，它主要是一个剧烈的现代化时代；那个时代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无论他自己多么执著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这种执著成为后来者经常抱怨他 "浪漫主义"的主要原因--他在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实际上要比在社会主义方面所作的多，他的"失误"必须主要与现代化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而不是简单的与社会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也一定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有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 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但是，实际的历史记录却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 -
　　--正如苏联的情况一样，伴随着中国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是强化的工业化运动，而工业化当然就是所有现代化概念的实质。--
　　--但是，毛泽东要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却终于被毛泽东的现代化目标与他那些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所淹没。在中国，如同在苏联和其他国家一样，迅速工业化必然带来它自己的一些后果，引起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产生了新官僚和新技术精英；开发农村地区以便使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城市获益；倾向于使经济合理化的工业价值以及官僚主义的职业化作风成为社会的主要准则，这种倾向使社会主义目标屈居从属地位，而工业化本来是旨在服务于这些目标的。即使毛泽东政权使上述那些非平均主义的倾向趋于缓和（至少与苏联相比是这样），但是这个政权也并没有阻止住这些倾向。不管是毛泽东主义的工业化或者是其他工业化，都要求劳动分工日益专业化，而且在中国，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工业化有助于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尽管缩小这三大差别是毛泽东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倡导和主张。虽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也许是毛泽东派诸目标中最尽人皆知的一个，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城乡之间的经济鸿沟却既相对的，又绝对的拉大了。
　　 --当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家们赞美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越来越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机器越来越脱离它治理的那个社会，国家的科层结构越来越膨胀，越来越成为异己的力量，而且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在这个官僚主义国家的权力面前，社会终于俯首贴耳了。--虽然毛泽东的确把他引起的官僚主义看成一大弊病，但是，他为限制他自己引起的这种弊病而能够构思出来的唯一办法，却是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尽管毛泽东本人为此作了悲剧性的斗争，毛泽东留给后继者的依旧是含糊和矛盾的遗产，毛泽东主义保留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政治的统治方法；产生了个人迷信、正统观念和教条；并且压制学术和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的遗产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不包括制度上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措施。[8]
　　迈斯纳的上述著名论段实际上不仅仅是对过去时代问题和困境的揭示，而且也是对当前时代的质询。毫无疑问，8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被当作一个纯洁无暇的"神圣化"概念来对待。但是，正象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一样，80年代的成就完全不是简单的"现代化"可以概括的--实际上，离开农村改革造成的相对平等的城乡关系，离开了社会民主化方面的改革，这种成就将被大打折扣。同时，正象离开对现代化造成的负面问题的理解，离开对高度工业化，科层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后果的分析，我们实际上无法认识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严重问题及其成就究竟在哪里一样，我们时代的问题与这些现代化的负面效果其实也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官僚统治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实践方式上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与迈斯纳不同，我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上未必就是没有建树。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追求目标不仅仅是富国强兵，而且是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新社会，毛泽东认为保持这种理想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看法起码比纯粹的现代化论者要高明，尽管这种理想仅仅停留在 "理想"的阶段，经常与中国的"国情"相冲突，以至于经常被毛泽东本人所压抑甚至牺牲--而正是这种"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成为我们反思那个支离破碎的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的基础。
　　首先，这种现代化论的，或者"市场乌托邦"的看法与实际上的历史严重不符。现代化的社会或资本主义市场中，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存在着韦伯所说的管理社会和生产的官僚制度与整个社会的矛盾。而且，由于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意味着"工业化"，它使工业化及其后果，严重困扰着现代社会--特别是加速进行工业化进程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其次，这样的模型不能用于简单的描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展望包含着与现代化论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如果说，的确存在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形态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恰恰在于，社会主义更关注社会关系的民主和公正的方面，而不是把经济和"生产力"看成唯一的和具有决定作用的。
　　还有，现代文化的"性质"是什么呢？或者说，文化"现代性"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矛盾的历史存在，而不是一个理想的抽象模型。现代性的这种特性，是由现代文化的最初担承者--资产阶级的性质决定的，用马克思的话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现代资产阶级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因为资产阶级是个自相矛盾的阶级。马克思在论述这种现代性的辩证法时，运用资产阶级的现实与它的理想，其特殊的历史作用与历史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来描述现代社会的运动说：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的保持旧的生产关系，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普遍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和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都被消解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裂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也在它的脚下被挖掉了。[9]
　　马克思在这些著名的论断里说，现代社会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现代社会也蕴含着否定这种制度的深刻力量。现代文化就是这种在矛盾中生存，不断改变自身的文化。由于马克思的革命论断，现代性作为一个"矛盾"的存在已经被现代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但是，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看起来是五花八门的解释中，却蕴含着一种无矛盾的看待现代性问题的态度，或者"同质化"的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这样的僵化的解释造成的代价，不但使我们的叙述总是陷入自相矛盾，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依据这样的解释范式我们就不会看到现代化运动包含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和这些矛盾困境在那个时代的尖锐体现和爆发。我们的解释方面的自相矛盾不过是最终无可回避的现代性矛盾暴露，我们不承认自己的解释困境不过是为了回避一个更大的困境：现代性的困境。在"走向世界"和"现代化"这种貌似 "抽象"、"庄严"的宏大词汇下，存在着实际上远不平等公正的国内和国际关系状况，官僚政治和各种社会等级制度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包含着支离破碎、彼此冲突的历史和社会斗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回避现代化内含的矛盾困境，如果我们把现代化内含的矛盾困境"搁置"起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把这些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的那段时间和历史"搁置"起来--要么干脆闭口不谈，要么我们采用别的什么方式把问题绕过去：比如把这些矛盾论述为现代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现代化/ 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一种正确的现代化方式与错误的现代化方式（市场/ 计划）的矛盾--正象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努力不过是通过排它的方式论证我们自己内在的统一性的形而上学之举。我们在"文学史"方面所表明的僵化态度，不过是这种形而上学病毒的一种无意识表达罢了。
　　本书要采用的立场有些不同。简单说，我认为，仔细的研究会发现：我们不能通过将一段历史"搁置"起来的方式把现代化运动的困境和内在矛盾"搁置"起来，反过来一样--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依旧处在现代社会的困境中，也就很难解释那段历史，很难理解那段历史，更难对其进行"同情的了解"--因为我们可以声称与那段历史无关，但是，却很难声称与困扰我们的现代性困境无关--但是，如果承认这些曾经困扰我们前人的矛盾也困扰着我们的话，那么也就很难说那段历史就与我们无关。--在我看来，不仅现代化/ 封建主义，计划/ 市场的对立不能解释这些问题，而且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对立也不能解释和摆脱这些困境。--实际上，当代知识的种种对立的基础，往往就在这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对立。
　　我认为，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说明：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怎样发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怎样发生的？虽然一部学术分科的历史，也许不必承担这样沉重的题目，但是，事实上却是，这个学科的历史深刻的内在于这个总体的历史。如果不触及对总体历史的思考，我们关于单一学科的思考的价值将大为逊色。今天，孤立的看待事物，孤立的看待学术和学科的"自由主义"形而上学猖獗，拒绝辩证的，联系的看待世界就是这种猖獗的结果。因为我深切的感到："这种传统的反思偏见，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中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研究探索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此，对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内的我们这些人来说，学会辩证的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10]
[1] Alessandro Russo认为，这的确也是一种"官方态度"。参见： The
probable defeat ：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itions ，spring 1998 [2] 恩格斯 《致约·布洛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45 页，人民出版社，1969

[3] 柄古行人 《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8年，388 页

[5] 莫里斯 迈斯纳 《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

[6] Joseph Stiglitz 指出：15年前的逸事使许多教科书的作者（包括保罗 萨缪尔森）提出在自由和增长间不可兼得，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市场经济的增长速度。--那些寄希望于高增长的国家可能不得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见《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4 页

[7]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8]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28 、490 -492 页

[9]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60页，63页，68页

[10] 菲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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