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韩云川的“认识误区”论

奚兆永

《炎黄春秋》第8期刊登了中央党校韩云川写的一篇题为《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的文章。《炎黄春秋》和韩云川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大谈所谓“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而在我看来，真正陷入“认识误区”的，不是别人，正是刊登此文的《炎黄春秋》杂志和作者韩云川自己。《炎黄春秋》和韩云川以其错误的认识，散布了不少谬论，很有加以批驳的必要。

一、政体≠政治体制

韩文的题目叫做《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我们当然可以将题目里的“政体改革”理解为“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简称为“政体改革”是不符合语言规范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可简称为“经体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就可简称为“文体改革”，有这样说的么？

问题还在于，把“政治体制改革”叫做“政体改革”还极易造成误解和混乱。我们知道，“政体”一般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比如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日本的政体是议会内阁制；美国的政体是总统制等。在我国，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简称为政体改革，就会使人以为是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当然是错误的。

既然政体≠政治体制，政体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韩文题目中的政体改革那么容易引起误会和造成混乱，作者韩云川和《炎黄春秋》使用这样的题目是完全不应该的。

二、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不可混为一谈

韩文首先将其矛头指向所谓“体制优越论”。文章说，“体制优越论者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好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在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总是强调坚持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而不是改革它。这种观点看不到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着根本缺陷和弊端。这是妨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认识上的障碍。”文章反问道：“既然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多优越性和优势，那还改它干什么？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无病呻吟么？”

在这里，韩文显然把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了。

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过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同上，第214-215页）

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某些不相适应的矛盾，使其逐步地完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并不是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在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应该说，正是这些根本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们被作为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改革只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能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改革只能根据宪法进行，而不能背离宪法的规定。这都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因此韩文把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三、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所谓“苏联模式”的“致命缺陷”、“严重偏差”

韩文说，“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是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主要是从领袖和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如果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

需要指出的是，韩文所说的“苏联模式”，过去也叫“斯大林模式”，而更早则被称作“斯大林主义”。这些说法，都是西方反共势力用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我们知道，1956年初，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做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一时间，世界上各种反共势力甚嚣尘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主义”一词出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多次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通过讨论，运用集体智慧，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雄文，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回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再论》中，关于所谓“斯大林主义”问题，讲了这样一番话：

西方资产阶级“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的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就是说，“斯大林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用来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用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采用这一说法的。事实上，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不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发明的这个说法。后来，西方又把“斯大林主义”改称“斯大林模式”，而在苏联解体前后，又进一步将其改称为“苏联模式”。对于这样一些具有明显贬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说法，本来我们应该持否定的批判的态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似乎就不大注意了。尽管如此，中央发布的正式文件对此还是十分注意的。作为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理应与之保持一致才是，但是在韩文里，人们却看不到这种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韩文说“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接着引用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来加以论证，其实，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里根本就没有提到所谓“苏联模式”，更没有说什么“致命的缺陷”，这不过是作者想拉大旗来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罢了。

当然，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说法”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的问题。

在《再论》一文里曾专门谈到了十月革命的经验问题。文章说：“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195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大会讲话中再次谈到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他说：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未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面前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 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公民视野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讲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

中国共产党极其庄重地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进自己向全世界发表的公开的文件里，而毛泽东在其向全世界公开发表的讲话里又极其明确地把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称为“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这些论断是不是依然正确呢？

韩文引用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是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应该说，这属于《再论所说的“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部分，并不属于基本经验的范畴。但是，韩文却对这个问题作了完全不恰当的“引申”。文章说，“如果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在我看来，韩文的这个“更深层次”的“引申”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韩文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解释。不过《共产党宣言》清楚地告诉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88年，恩格斯在《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后来，毛泽东也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要讲“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就是这条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大道。应该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背离这条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是将其大大推进了一步，因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为最后消灭阶级，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创造条件。

显然，韩文所指的并不是这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他所说的“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其实是另有所指的。韩文说，“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确切些说，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这是一种极大大误解，确切些说是误导。”

在这里，韩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列宁。因为正是列宁，在其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批判叛徒考茨基》里说了这样的话：“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他还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606页）列宁指出，“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所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如意’的东西。”（同上，第601页）本来，列宁所阐述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道理并不复杂，而且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是为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民主里就有许多限制穷人的规定。比如选举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就规定了财产、种族、身份、受教育的程度等的限制，剥夺了许多人的选举权。后来。经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这些限制虽然取消了，但是，由于竞选需要巨额的经费，真正能够参加竞选的仍然只是富人和富人支持的他们的代言人。穷人所能够做的，不过是在统治阶级中选择什么人来进行统治而已。说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有什么不对？

至于说什么“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这更是对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难道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吗？难道这两次在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伟大而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民主？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多数人的民主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的、骗人的少数人的民主不是更高级的民主？这显然不是事实。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曾于上世纪20年代访问过苏俄，他也不否认在那里普通人的地位已经被提高的事实。他说，“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凯恩斯：《预言和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至于中国劳动群众地位的提高，那也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人们的感受也确乎如此。当时有一首叫《社会主义好》的歌曾经风靡全国，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其开头唱道：“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唱这首歌没有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强迫，人民爱唱这首歌，完全是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韩文还说什么，“这些国家实际上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更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实际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首先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列宁曾明确地说，“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些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仪器文化发展和以前进步的障碍。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张清除工作比125年多年以前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他还说，“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里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立宪会议解散（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564页）在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通过“三大运动”（新区土改、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继续完成了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怎么可以说苏联和中国“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呢？

至于韩文把苏联肃反扩大化、反铁托和波匈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统统都归之于“这些被称为政治大厦中缺乏民主”，公然否认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公然否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认在这些国家中存在“民主”，并且说什么“最后都轰然倒塌了”，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轰然倒塌”了，这样一些完全不符合事实并且极具攻击性的言论竟然出自一个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之手，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如今的中央党校还像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吗？

四、要弄清“民主原则”和“基本民主原则”

韩文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是最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实行红色恐怖，取消了俄国人民二月革命后争得的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曾经被列宁称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自己的纲领时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

“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89页）

普列汉诺夫曾经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些话是讲得何等的好啊，但是，在十月革命后，他竟然“忘记”了这些话，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一道攻击布尔什维克。于是，列宁把他的这些话又重新拿出来，并对他们进行了批驳：“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现在，‘革命的利益’要求同怠工者、士官生暴动的组织者、靠银行家出钱维持的报纸进行严酷的斗争。当苏维埃政权开始进行这场斗争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阵营里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却到处大喊大叫不能容忍内战和恐怖。

“先生们，你们的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了死刑，这不是恐怖吗？

“先生们，你们的联合内阁因作战中士气不振而用科尔尼洛夫之流的手，枪杀了整团整团的士兵，这不是内战吗？

“先生们，你们的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以进行‘有益的鼓励’为罪名，仅在明斯克的一所监狱里就监禁了3000名士兵，这不是恐怖吗？

“先生们，你们扼杀了工人的报纸，这不是恐怖吗？

“区别仅仅在于：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李伯尔唐恩之流同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之流勾结起来对工人、士兵和农民实行恐怖，是为了一小撮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而苏维埃政权对地主、奸商及其奴仆采取坚决的手段，是为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利益。”（同上，第89-190页）

必须指出的是，韩文批评的所谓“红色恐怖”，其实这正是资产阶级实行白色恐怖所逼出来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脱离群众革命斗争的恐怖主义的策略，但是，对于一些人所进行的关于所谓“红色恐怖”的攻击却是坚决予以回击的。列宁说，“无论如何我们深信，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党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反对把恐怖主义当做策略，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这个斗争是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则始终主张在群众斗争中并配合这种斗争而使用暴力。”（《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90页）至于所谓红色恐怖，列宁则明确表示，“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所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3页）

韩文批评苏联十月革命后“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殊不知阶级斗争的残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抽象地看待所谓“民主原则”，其结果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普列汉诺夫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了“民主原则”和“基本民主原则”的概念。应该说，他的这个提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曾讲到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起义者的野蛮报复。他说，“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而恩格斯则在《论权威》一文中驳斥“反权威主义者”说，“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了吗？”（同上，第227页）显然，把所谓“民主原则”绝对化，不懂得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才是“基本民主原则”，乃是一种应该摈弃的庸人的观点。

值得一说的，是韩文提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似乎卢森堡也是把“民主原则”看得高于一切的。其实，这里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据我所知，韩文所引的那些话来自卢森堡在狱中写的《论俄国革命》，但这是一篇未完成稿，在她生前并未发表，只是在她被敌人杀害三年之后于1922年由德国共产党的叛徒保尔·莱维发表的。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对此，列宁曾讲了这样一段话：

“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的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为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644页）

作为中央党校的从事研究工作的教授，作者想必读过列宁的这些论述，但是却偏偏要跟在莱维之后宣扬卢森堡的错误的东西（而且是卢森堡本人已纠正了很大一部分的错误），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不想多说，相信人们是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五、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

韩文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就只有共产党一个，而是有多个。共产党只是众多工人政党中的一个政党。这说明，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有一个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问题。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其他的政党先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所消灭。”

这里显然存在着误解。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的标题是“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这一章是专讲“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的。显然，无产者的历史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远得多。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一样，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一个阶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也就是说，在出现共产党之前，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工人阶级为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当然需要自己的政党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其成立时就有一个处理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马恩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杜导正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而在《宣言》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还进一步指出，“看过第二章时候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同上，第305-306页)

毫无疑问，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工人政党，共同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目标。但是，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就非有几个政党同时存在不可，或者说共产党就不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而存在。《宣言》的有关论述表明，只有共产党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它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只有它才代表无产阶级的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并且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是任何其他工人政党所无法相比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内部也在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与之相适应，原来的一些工人政党也就改变了性质，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列宁在讲到英国工党时说，“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中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组织，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靠英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支流来有系统地对工人进行欺骗。”（《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6-247页）工党如此，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也都莫不如此。至于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前者是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后者也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后来又勾结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势力，本来就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有一个立宪民主党，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这些政党都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十月革命后被取消是很自然的。难道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为了所谓多党制还必须保存这些反革命的势力吗？

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列宁在《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市场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韩文对列宁的以上论述很有一些不以为然，它批评道：“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并没有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究竟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关键是这最后一句。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韩文批评列宁“没有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而为了“纠正”列宁，韩文加了一句“究竟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并且称它“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像这样的自吹自擂还很少见，真可谓是大言不惭！

在这里，韩文显然是把群众和阶级对立了起来。实际上，列宁讲得很清楚：“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进行区分，划分出不同的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那就有了不同的群众部分，也就有了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实际上，在历史上，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某个阶级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的政党就不仅能够率领本阶级的群众，而且能够影响其它阶级的群众向已经没落衰朽的阶级展开斗争，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使政党成为执政的党，阶级成为统治的阶级。资产阶级政党曾经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也曾经是这样。这不是哪个人的意志的产物，也不是通过民主政治的所谓选择来实现的；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先进的阶级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

韩文说，“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那么在和平年代如何检验呢？那就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

在这里，韩文又是“世界进步潮流”，又是“现代社会”，说穿了，不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么？应该说，搞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早已不再是“世界进步潮流”，而有了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不复是“现代社会”。当今的世界进步潮流应该是无产阶级引领的潮流；当今的现代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至于韩文讲的“实践检验”，我们看到，它一下子变成了“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又进而变成了“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我们知道，选举是要有巨大财富支撑的。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成为执政党，你能够因此就说它先进吗？显然不能。在我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否先进，其实是不难用实践来检验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第110页）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不是先进，就看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不是真正向前发展了？同时还要看是不是出现了两极分化和是不是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是检验共产党是不是先进的尺度，应该用这样的实践结果来进行检验，靠选举是检验不出来的。

六、关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

韩文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并不是强调民主，而是侧重强调集中。实行集中制是由俄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没有民主可言，当时成立的革命组织基本上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都强调集中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没有明确使用过民主集中制一词，但是，他们所建立的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等组织实际上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实，列宁也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说法，但是，他所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在历史上，最早把民主和集中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波兰流亡者。他们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了一个民主协会，这是一个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随后，该组织又在1836年成立了一个名为“集中”的组织，作为民主协会的领导执行机关。这样民主和集中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两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波兰对这个“民主协会”及其领导执行机关“集中”的活动曾经给予过关注，还写过一篇《波兰集会》的报导，其中就提到了“在文学协会和‘集中’即波兰民主协会之间正不断进行着顽强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页）

应该说，不仅是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重视集中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7页）恩格斯在《论权威》里也举过许多例证。当然，列宁也是非常重视集中制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之所以重视集中制并不像韩文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由俄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没有民主可言，当时成立的革命组织基本上都是秘密的。”在秘密条件下固然无法实行“广泛民主”，需要强调集中，即使在革命胜利后，民主也不可能是愈广泛愈好，它也还是只能在一定范围、一点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与之相联系，集中制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应用的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事实上，即使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是非常重视集中和严格的统一意志的。他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非常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501页）在1920和1921年，俄共（布）内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反对派”，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反对“一长制”，他们主张实行集体管理制，反对个人管理制。对此，列宁回答说：“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这个问题，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向你们报告：同志们，这种理论上的混乱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军事活动，我们的国内战争这一基本问题上发生一点点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早就被敌人打垮了，打垮也活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80页）写到这里，我想举一个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来加以说明：

1935年3月10日，毛泽东在贵州苟坝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当时敌人有一个师在打鼓新场，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拼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泽东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他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件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多人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这件事正好证明了列宁说的：“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军事活动，我们的国内战争这一基本问题上发生一点点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早就被敌人打垮了，打垮也活该。”

根据马恩、列宁和毛泽东的上述看法，不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需要有集中制，就是在经济方面，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需要强调集中制。在经济方面，不仅管理一个社会化的企业需要集中的指挥，从宏观上来说，为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也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制，这正是社会主义能够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

韩文说，“在民主制下，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其实，如果只强调民主而不强调集中，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恩格斯举例说，“能最清楚地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机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在这里，有的只是权威，没有任何民主可言，而这恰恰是最为需要的。

七、结论：两种对立的改革观和两种不同的后果

韩文批评各种所谓“妨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但是，如上分析，实际上，真正陷入各种“认识误区”的正是他自己。现在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就在于韩文的指导思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央党校（过去曾叫马列学院）的教授身上确实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不过，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人们似乎已经见惯了，但是，它应该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才是。由于指导思想错了，他的改革观和我们的改革观当然也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在韩文看来，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不民主的制度”，学习“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民主”，否则就“都会死亡”。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说穿了，也就是要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彻底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我们看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也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于上层建筑领域某些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或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显然，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观，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观和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必然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韩文批评“民主动乱论”和“民主分裂论”，在我看来，如果坚持正确的改革观，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政权自然会更加巩固，各民族的团结自然会进一步加强，当然不会有“动乱”和“分裂”的问题。但是，如果像韩文那样，坚持错误的改革观，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一切以资本主义为榜样，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阶级对立势必就会加剧，民族矛盾也会随之加深，境外反动势力也必然会插手，社会动乱和分裂活动也就必然会随之出现，中国又将成为一个受人宰割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近90年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落入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剥削阶级之手，广大劳动人民又将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旧社会去。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两种观点或两条道路，两种后果或两个前途，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某些人的真正企图，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