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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用干部”

时间:2017-08-11 00:15:31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者:    点击:

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用干部”

 

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毛泽东和邓小平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如何“出主意”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包括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毛泽东视为“从谏如流”的一个历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属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只能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此计等待时机,果然夺取了郓州。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梁朝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想办法。结果大家都提出退兵求和的主张,李存勖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取胜。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从李存勖灭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玩味: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胸中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之处,是不被表面困难所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属大智大谋。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有“审机独断”之举,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怎样“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度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上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斩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道: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变化。一时英武有成的南朝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施行领导行为,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武帝由盛而衰,根本上是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晚年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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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7-08-11 00:15:31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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