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1．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孔子到周公庙去，看到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嘲笑他：谁说鄹的儿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当过鲁国一个叫鄹(zōu)的地方的大夫，故当地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编者注)懂得礼节呀，他在周公庙什么都不懂，遇到事情总是问。孔子听后说：我“每事问”是为了谨守礼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既表明他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态度，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的思想。毛泽东这里阐发的主要是后面这层意思，并认为“每事问”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强调“凡事尽量搞明白”之后才能解决问题。

2．裴度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出以亲身”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173《裴度传》时，写下这样的批语：“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裴度(公元765—839)，唐朝宪宗时期有名的大臣，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曾任御史中丞。《新唐书·裴度传》记载，裴度受宪宗之命巡视诸军，此番巡视，使裴度掌握了敌我双方大量的信息。毛泽东写的批语，赞赏裴度深入前线了解情况，由此提倡搞调查研究要“出以亲身”。

3．徐霞客通过调查，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

徐霞客(公元1587—1641)，明代地理学家，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从22岁到56岁病逝前，他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遍及当时中国16个省区。晚年有计划地考察地理形貌，将其观察所得，及时记录。后人将其记录整理成富有极高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之前的地理书上都说岷山是长江的源流。徐霞客亲自到长江上游考察后，否定了“岷山导江”，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得出“金沙江导江”的正确结论。毛泽东推崇徐霞客“没有官气”，亲自“跑路”的调查方式，认为这是徐霞客能够创立新见的重要原因。

4．郦道元的《水经注》，是通过调查研究写出来的“科学作品”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郦道元(约公元470—527)，南北朝时期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水经注》是郦道元为前人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所作的注释。由于他在各地“访渎搜渠”，留心考索水道变迁和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积累了大量现实素材，使其注文的文字超过原书20倍。《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和考求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成为我国六世纪前最全面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之所以能增补这么多材料，并成为“科学作品”，在毛泽东看来，主要也是因为他能“到处跑”，和徐霞客一样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

5．宋江三打祝家庄，第三次正是由于“从调查情形入手”才“打了胜仗”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矛盾。从前讲过《水浒传》的‘三打祝家庄’。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这个戏就是解决几个矛盾。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先解决第一个矛盾，由石秀化装去探庄，弄清了盘陀路，解决道路问题。解决第二个矛盾，就是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结成统一战线，扈三娘、李应都是很厉害的。结果是各个击破，先把李应拉过来，扈家庄是用武力解决的。解决第三个矛盾，就是对祝家庄这个内部堡垒情况不了解，这才有孙立的假投降，里应外合，最后打进去了。”

“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里很有名的故事。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是从哲学角度说明要解决矛盾，克服难题，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去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和运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它。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6．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坐在集市上”请人讲流行的鬼、狐故事

1939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蒲松龄(公元1640—1715)，清代小说家，山东淄川(今淄博)人。长期设帐教学，一生清寒，对社会世态和百姓疾苦感触很深。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和精力，写成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共收491个短篇故事。关于《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蒲松龄在该书《自》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邹?|《三借庐笔谈》载，蒲松龄在写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无论是请同人邮寄见闻，还是请人搜奇说异，都说明蒲松龄的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很注意调查研究”。这是《聊斋志异》借写鬼狐妖魅，能深刻揭示人情世态的原因。

7．法捷耶夫在《毁灭》中描写调马之术很内行，说明“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法捷耶夫(公元1901—1956)，苏联著名作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在远东地区参加游击战争。《毁灭》是他1927年出版的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远东一支游击队战斗和成长经历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对游击队传令兵莫罗兹卡“调马之术”的描写特别细腻生动。鲁迅曾据日译本译成中文，后又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了一遍，于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单行本。在该书《后记》里，鲁迅写道：书中“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也都是得益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举了“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等例子，说明“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强调亲身经历和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讲话中提到的《红楼梦》中的“认镫”一例，也是为了说明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就不可能写出形象逼真的细节。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高尔基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