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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毛泽东: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新青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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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我的担心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

【视频:原毛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说“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毛主席有次召开各大区书记会议。

这个会开得很热闹,时间也开得非常长,快到吃饭的时候了还没散会。

主席也该吃东西了,这个时候汪东兴同志请示主席:“是不是搞点东西给大家吃啊?”

主席说:“那好啊,不要搞多了,每人吃一碗面条就行了。”

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当时一听啊,觉得这主席真怪啊。

等到散会后,她看主席挺高兴的,就略带玩笑地问道:“主席,今天来开会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同志,到了你的家里,你才给他们一个人吃一碗面条,你真是太小气了。”

主席听了吴旭君的话,笑着说:

“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些是高级领导同志,平时啊,谁敢让他们饿肚子,总是吃的饱饱的,到了我这里,不准吃饱,要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说过多次,比如:1958520日,他在中共八大上说过有些人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他在晚年更是批评过:“部分党员不想继续革命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上面三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官脱离群众,当官摆架子,当官搞特权。

其实,这句话的内涵是:无论是谁,只要当“官”,即进入这个官僚(科层)体系并成为精英分子,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官”的规律支配,因此毛主席要求共产党人不要“当官”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人民公仆”。

首先,当官脱离群众。

比如说,某省委书记一个星期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

周一开党委会研究部属工作;

周二招商引资,接待某大老板;

周三去某大型国企调研;

周四听取经济工作汇报;

周五到北京开会。

周六接待上级领导

周日批阅文件。

不是明摆着吗?他的一周不是开会就是批阅文件,不是和老板觥筹交错就是听取汇报。白天待在办公室,晚上睡在省委大院,武警守卫森严,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不脱离百姓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领导也下乡啊,也去基层调研呢。你说的是外行话,殊不知,他们的下基层,无非是“访贫问苦”,更多是“走马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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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难怪毛主席曾望着天花板感叹:“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毛远新当时不太理解。

主席解释道:“在中央苏区,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把我关在中南海里憋得发慌。”

其次,当官摆架子。

只要当官,体制就会给他量身定制一副“架子”,吃穿住行都将享受相应的待遇,看似无可厚非,实则祸害无穷。

比如某部长,开会坐中间,吃饭坐中间,喝茶有人倒水,看病不用排队,坐车有人开门,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了“架子”,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

我们不客气地问一句,如果这些“标配”消失了,他还愿意下去当普通人?他是否还会当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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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当官搞特权。

科层体系的本质是“等级制”,这个等级制在私有制的作用下产生的负作用不容忽视。

前面讲到了不同的“等级”决定了不同的“待遇”。比如,正处级配的车,享受的医疗待遇,拿的工资绝不会与正科级一样。

那么,这个“等级”就决定了体制内的官员产生了“私利”——他们不是为“人民”工作,而是为“官帽子”工作,老想着这个东西,一旦将这个东西设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就会逐步沦为“等级”的奴隶。

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就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当官当到省部级,赚钱要过十个亿。”他骨子里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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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这些人热衷于找靠山、抱大腿、迷恋权位、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封官许愿、提拔亲信、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等等。

再往后发展就开始享受特权,放松自己、膨胀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甚至变本加厉迅速腐化堕落,盗粮款、玩女人、吸毒品、投机倒把,沦为了人民的罪人。

我们一般人理解,认为既然有上下级,就应该区别对待,不然不乱了套了?

还有人这么认为,就应该不平等,平等谁当官呀!

而毛主席恰恰不这么认为,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不要当“官”,而要当“人民的公仆”!不要搞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老爷威风、猫鼠关系、脱离群众那一套。

你以为毛主席不当“大元帅”仅仅是因为谦让?

从根本上讲,是毛泽东不愿意“当官”啊!

当时各位元老不理解,还是不断劝说主席接受“大元帅”这个军衔。

毛泽东略带生气地说:“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等级、牌牌、军衔,看似是小事,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大事。

他认为,红军没有这些东西也能大胜仗,有了这些东西,反而影响战斗力。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连长陈毅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还有些红军战士晚年回忆道:

长征时,班长因为我个子小,常常让我少背点粮食,他们背20斤、18斤,我只背10斤。我们班长是个大个子,可吃饭时班长没因为我人小个子矮,背的粮食少就少分给我吃,而是每次都是满满一鼎锅,而他自己只是一平鼎锅,我过意不去,要给班长一点,班长无论如何也不肯。

连队里不单单是班长这样,排长、连长都是如此,打仗、挖战壕、筹粮等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先。

有一次在贵州境内跟敌人交上火了,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排长一个箭步急忙跃起趴到我身上卧倒,那一次我只受了点轻伤,排长却伤了脚,好长时间都没能恢复,这让我永世难忘。

毛主席晚年回忆道:

当年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

现在,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

毛主席给的结论是: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为了不让共产党的干部“当官”,毛主席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第一,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第二,干部不能脱离生产,干部要参加劳动。

第三,发动群众监督干部。

这让我想起了六七十年代的干群关系。

那时,农村正处在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建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中,群众很忙,干部很忙,指挥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更忙。

他们要制订建设规划,要下乡调查,要亲自去作试验田,还要带头到工地参加劳动。

有的县委书记长期在农村蹲点,住在农村、吃在农村,和农民一块干活,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称得上是人民的好长工了。

某位老记者的镜头下的几位县委书记,足以说明问题。

——晒得最黑的是浏阳县的陈再仁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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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失地问陈书记:

“你为什么晒得这么黑?”

他说:

“我的脸比较宽,容易显胖,而老百姓最不喜欢肥头大耳的县委书记,尤其是我们浏阳县,是个革命老区,我们教育群众的最好方法,是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为了让自已缩短与群众的差别,我坚持参加劳动,使自已晒得黑一点,瘦一点,能更好地接近群众,为群众办事。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不少群众不叫我书记而叫陈老头了。”

他的一番富有风趣的话,弄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跑得最快的是汝城县的曾春桃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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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去汝城县龙虎洞水库配套工程的工地上采访,从车窗里看到一个很热烈的劳动场面,我要小车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拍些照片。

车停了,我们直奔工地了解情况,正好一对对担土民工朝我们前方跑来,听说他们在搞劳动竞赛,看谁担得重,跑得快,通过跳板不跌倒,就是优胜者。

我本能地拿着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瞬间,当我打听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时,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位小伙子对我说:

“那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怎么样,帅不帅?”

我连声说:

“帅极了!帅极了!有县委书记带头,难怪工地这样的活跃。”

——穿得最土气的是刘中心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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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去邵东县采访农业学大寨

走进这个县境内就听到巨大的爆破声,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到处写着“石山不炸平,坚决不收兵!”等标语横幅。

我准备先找县委书记刘中心了解情况,然后下去拍照,不料刘书记不在,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我。

他们开玩笑地说:

“记者要找我们的书记,可不容易,我们的书记叫刘中心,他基本上不坐办公,哪里搞中心工作,哪里最繁忙,他就在哪里现场办公,县委有台旧吉普车他不坐,说下农村还是单车好,车子留着接待客人。”

经打听,才知道他在火厂坪公社龙兴大队指挥改造乱石山。

我坐着县委的车子赶到了火厂坪公社,可公社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书记来来去去从不打招呼,都是直接上工地,你们去工地找他吧!”

后来,好不容易在去乱石山的田野里碰上了他。

他留着很深的头发和胡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肩上挂着一个黄色旧挎包,衣服和鞋子上还有很多黄泥浆,看得出他刚从工地下来。

在我的镜头中,他打扮得比当地干部和老百姓还土气。

再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的脑袋中除了“投资”就是“投资”,大笔一挥,这个项目多少亿,那个项目多牛逼,除了这些政绩,在他们心中,人民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还是仅仅把“人民”当做一种生产要素去配置,当人民老去的时候,仅仅说一句“人口红利”消失就完事了。

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话: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多岁呀!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我的担心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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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1-01-11 关键字:领袖风范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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