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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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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抱有极大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

现在从大学课堂再到网络、微信上,对毛泽东的非议甚嚣尘上。但笔者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它们的历史和发展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他曾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位置。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了毛泽东,这之中经历了多任领导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陈独秀:被捕释放后被迫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当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对于到底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与共产国际相平等,产生了很大分歧。陈独秀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陈独秀所言极是。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在上海建党时,包惠僧被派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总书记并到上海就任。对于陈独秀5块钱的船费,都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出钱到上海就任。

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经费预算。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而张国焘提出的经费预算已是十分谨慎。但陈独秀知道后立即批评了张国焘,认为这么做等于是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维持我党工作的运转。是否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是我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然而经费问题很快令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陈以革命为职业后便失去了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也很短。陈独秀大部分时间埋头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其出版的《独秀文存》有陈一部分版费。陈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亚东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陈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窘迫至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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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源于陈独秀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时,被法租界当局逮捕。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陈出狱后才得知,马林为营救他们几人,聘请法国律师,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令陈独秀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的同志,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仅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就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其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一现实。这之后,陈独秀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

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最后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于1928年离开了党,并这样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2  李立三:试图号令莫斯科配合中国革命,自己下台革命受损

中国共产党追求独立自主,陈独秀是第一人,但没有成功。李立三是第二个,也是试图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成了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这触犯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利益。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其出发点和目的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

对此,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陈独秀和李立三都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而毛泽东则成功引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独立自主之路。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在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在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在笔者看来,第三条尤其重要。任何政党、国家、民族乃至个人,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毛泽东从来不使用共产国际的资金。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才能建立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制定自己的路线。而之前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明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寻到了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独立自主之路,才能走上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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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直至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图为井冈山的毛泽东故居——茅坪八角楼。

毛泽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犯过错误。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能在跌倒后再爬起来。毛泽东一生几经沉浮,但依然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他身上有着珍贵的品质——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何为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安于现状并要改变之。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成长为建立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毛泽东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者:金一南 少将 国防大学教授

原标题:抱有极大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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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6-10-02 关键字:领袖风范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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