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彦伟 （北京）

　　我不是音乐界中人，只是一个年轻的听众。可是王昆奶奶的离去，却让我感到了深深的难过。王昆奶奶是在丈夫周巍峙先生走后的70天追随而去的。是啊，写曲的人都不在了，歌者枉留在人世间，该是多么孤寂。

　　像我这样出生于1985年以后的人群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说“我是听着王昆的歌长大的”呢？光阴到了这一代人手中，说出这样的话怕是要惹人笑话了。然而就在那个广播和电视已抛弃老歌的年代，在我的小学同学满口都是“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她上花轿”时，我已转回了幼小的身子，躲在寂静的角落里，播放着那满是划痕的磁带，听着那么脆亮清澈的声音从老式录音机里跳跃地流出：

　　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在根本讲不明白音乐的章法与意境之时，这首《夫妻识字》就让我觉得那么好听，那么有味。稀奇古怪的陕北唱词，就这么会了；不那么顺当的调子，也都熟烂在心里了。懵懂无知的印象也开始坚固地定了格：民歌，就该是这么唱的！

　　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曾那么热爱的民歌已不再让我的心为之沸腾。各种歌唱比赛涌现出了新生代民歌手，所谓的学院派、专业歌手，他们的嘴张得一样大，眼睛瞪得一样大，该皱眉头的时候那一定是会皱起眉头的，该笑的时候也一定是笑得火红灿烂。他们喜欢把所有歌都唱成一首歌，把音色、气息、位置、方法举到一个高大上的殿堂里去。他们一身金亮，华贵地挤满各种舞台，那完美的头腔共鸣恨不得要把房顶掀开——可偏偏就是没有哪一句唱进我的心里来。

　　忽如一夜春风来。民族声乐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教授、导师，有了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可是山歌死了，信天游死了，花儿死了，长调死了，船工号子死了，贵比千金的真性情死了。他们愈是高亢，我愈想沉默。我的老录音机和老磁带早已无处可寻。我虔诚地热爱着的那些声音，那些像山花一样娇嫩，像泉水一样澄澈，像风马旗一样苍凉，像森林一样深邃的声音，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们的王昆、郭兰英，我们那温厚慈祥、峥嵘一生的老祖母们，若听到由她们那一代所开创的中国民族声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王昆语），她们苍老的心又会怎样地黯然悲伤呢？

　　万般没有想到，我真能见上王昆奶奶一面！那是2009年，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教学音乐会上。尽管不参加演出，84岁的王昆奶奶仍然把头发染得乌黑乌黑的，一件赭石色的竖纹衬衫，一袭宽松的黑色长裙，时尚而端庄。她一直在台下静静地听，只是在音乐会的尾声之际，讲起了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从艺生涯，说她的歌唱就是在抗战这个“文艺与群众结合得最好的时期”摸索着开始的。她一再强调“百花齐放”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应该能适应知识分子，也能适应普通群众，演唱中不能囿于西洋理论，而是要知道自己的观众在哪里。兴之所至，王昆奶奶还唱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调，那简单粗粝的歌调中所埋藏的一份深重的情怀，使我感到一个时代的记忆就这样走到了最让人不舍的门槛。

　　再次见到王昆，是她在舞台上的幻影。

　　在延安，在老鲁艺，在那个召开了指明中国革命航向的七大会址，他们说，这里就是《白毛女》首演的地方。腐旧的气味从泥土房、茅草堆里钻了出来，走累了的同伴们在破损的长板凳上坐了一会儿，懒洋洋地举起手机，拍下那个早已无人在意的舞台，便赶场一样奔向下一个景点。空空荡荡的旧礼堂，只剩了一个孤独的朝拜者，凝视着那在阳光里斜斜漂浮着的尘埃。是的，我满心对它留恋，只因这里是王昆唱出第一声“北风吹”的地方。北风从这里吹过，雪花从这里飘过，中国歌剧从这里流向了无边无际的未来，一个19岁的女孩在这里缔造了一个伟大而苍凉的精神故国。

　　王昆不仅仅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民族歌剧，奠定了中国民族声乐的基调与品格，在流行音乐尚受歧视的年代，她未以祖母的高雅凌人，而是引领着那么多无名晚辈走向舞台中央，缔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我一直固执地想，王昆的一生有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那么多人敬她爱她，可是她若知道在电脑前面的这个角落里，还有我这么一个不靠音乐吃饭，年纪比她孙子还小的人，在她离开的日子也能这样地想她，还给她写下一些动情的文字，她一定会笑得很满足吧。

　　（作者为80后作家，已出版散文集《面朝活水》《雕花的门》，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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