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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陶:略谈《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及有关创作思想问题

略谈《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及有关创作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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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以史为镜,忧深思远,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一幅醒神益世的艺术图鉴, 其思想价值值得重视,值得高扬。《李自成》创作伊始,受到毛主席重视,并给予支持,并非无因。茅盾先生评价《李自成》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靡文坛,第二卷随即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自成》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是融为一体的。文学的艺术性,无论中外有何不同,流派有何不同,作为意识形态,它是与作家的思想倾向紧密相联的,也就是说,它是服从于作家的思想需要的。举例来说,在中国文学中,体现最显明的莫过于《水浒传》与《荡寇志》。这两部小说,所写的历史背景与故事,完全相同,而两书人物的命运、结局却完全相反——《水浒传》里的梁山农民起义将领,人人都是英雄好汉,杀富济贫,显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之举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而《荡寇志》却把梁山英雄写成十恶不赦的“贼寇”,最后将他们杀尽斩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作者的思想倾向不同,阶级立场不同,于是便出现了“黑白颠倒”。像这样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按照它的“艺术性”来决定它的价值的。《荡寇志》的“艺术性”再高,也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在阶级社会中,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不能离开作品的思想倾向的。

由于姚雪垠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李自成》的,便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文学的阶级属性。“超阶级论”者不愿意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似乎一提“阶级性”与“阶级斗争”,就是亵渎了文学的“圣洁”与“纯粹”;而只有高谈文学写“人性”,这才是文学的“高明”。需要明确的是,“文学写人性”是不错的,不写人性,如何刻画塑造人物?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本身是包含了“阶级性”在内的(人的某些“动物性”除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什么值得戒备与争议呢?在这个问题上,《李自成》与“超阶级论”者截然不同。姚雪垠是无产阶级革命论者,《李自成》是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阶级斗争”的小说

《李自成》如同《水浒传》那样,作者站在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寄于笔下,如波涛汹涌,一泻千里,成就了一部三百万字的革命英雄史诗。在当代某些文学史著作中,将其列为“红色经典”,是名副其实的。(见阎浩岗著《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李自成》的艺术思想价值,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方面,最为显要。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在建国前就开始酝酿创作《李自成》,俩位文学家以不同的体裁写作同一个故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相同的思想导向使然。这思想导向是什么?就是希望用历史这面“镜子”,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江山永固”作鉴戒!这种出自革命意识的家国情怀,首先体现的是作家与文学的思想禀赋。古人有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 写文章要有益于国家,身负重担要想到那栋梁的作用。这是古人对于文学家的要求,也是对于文学思想的阐扬。当今文学,以小说最为繁荣,尤以长篇小说为重镇。“纬军国”,“任栋梁”这样的“定义”,看似期许过高,却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大文学家,如屈原、贾谊、范仲淹、王安石等等,无不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文学作品,传之千秋而不朽,其原因盖在于此。

《李自成》与当下某些谈“情”说“性”的小说不同,也与某些人崇尚的所谓“人性”书写不同。姚雪垠是将手中笔的锋芒投入到社会政治的大潮中,希图为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点什么,心中想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康太平。与那些淫声浪气或者以挖掘“黑暗”为文学“使命”的作品,不仅大异其趣,简直就是两股道上的车,是不可同语的!进步的中国文学艺术家,有一个宝贵的思想传统,就是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当代作家,不少人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在建国前后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堪称“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李自成》是其中之一。《李自成》既是一部大义凛然的农民革命的颂歌,也是一部慷慨悲壮的英雄失路的祭曲。它描写农民起义军,坚持革命战争十余年,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横扫大半个中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明王朝首都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在政权建立之后,却犯了战略性错误。一是政权内部居功自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享乐思想与腐败行为;二是放松了对内、外敌对势力的警惕和重视,于是,北京“大顺政权”仅仅维持了四十二天,便在外敌入侵下,败如秋风落叶,一蹶不振,遂成千古恨!

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自成》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怕牺牲、勇于开创历史新天地的奋斗精神;同时也在作品营造的悲剧氛围中提供了沉痛的历史借鉴,足以启迪来者。

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能被淡化的,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事,不能含糊,不能模棱两端。更不能以“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观念来误导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当今有的作家宣称:“作家必须站在高点,超越政治、阶级的偏见”,这种典型的“文学超阶级论”,其实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种荒谬的文学观念出现时,鲁迅便当即予以严正批判,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36页)然而,令人遗憾与费解的是,时至今日,“文学超阶级论”,仍然存活在某些作家的头脑中并加以畅行无阻地宣扬!更有一种谬论,网上名曰“作家归零论”,什么意思?发明者没有详细解释,但顾名思义,就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把自己归为“零”,把什么“政治”、什么“阶级”,统统“清零”,让自己高踞云端,俯察人世,这样,“才能写出人与社会的完整、真实面貌。” 这种“超阶级论”的极致状态,已经把作家从人民的范围中移了出去,变成了绝尘脱俗的“超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种自欺欺人的“理论”,可以在文坛“通过”吗?可以在文学思想界报以掌声吗?能够被“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接受吗?这是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社会主义文学的江山,也是人民的江山。“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否能赢得人民的心,这是一个衡量作品优劣的最根本的标志。如果民众不满意,訾议纷纷;只有少数同行人赞美,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认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作品,倘若以“民众不懂艺术”为借端,自以为“阳春白雪”,我行我素,这样脱离了人民感情的作家,要写出“为人民服务”的作品也难。 我们可以想一想,建国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等那些反映时代进步,描绘工人、农民心灵之美的作品,人们在农场、车间,田头、街巷,人人谈说的那种融洽的情景,与当下某些被民众纷纷质疑的作品比较一下,难道不觉得其中的差异与诧异吗?

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入发展,回首前尘,重读《李自成》,重读诸多“红色经典”,依然令人获益良多,也令人感慨系之。抚今思昔,以史为镜, 它给现实的人们留下的,都是弥足珍贵的走向光辉前程的路标。

中国文学“红色经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独特“江山”。在中国文学艺术史的长廊中,“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恢弘篇章,必将奕世长存,永放光华。

(作者:山东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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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1-07-11 关键字:纪实文学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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