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衰落最近的根源是政治阶级出现的激烈的向右转。过去人们以某种讽刺语调描写美国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这并非不确切，这个党就是分成所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两个派别的“企业党”。

多年来关于资本主义与民主是否可以共存曾经有过严肃的辩论。如果我们继续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确实存在的话，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它们是强烈地不能共存的。我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民主之下，文明能够幸存的可能性不大，资本主义民主极大地被削弱了。

每天早上，奥巴马总统都会见见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与这位曾经的牧师谈谈圣奥古斯丁和他的正义战争理论，然后他们开始决定今天要让谁从人间蒸发：一群也门成年男子聚集在卡车旁，我们干脆先下手弄死他们。今天美国的决策逻辑大抵如此，我们要将800年历史的正当法律程序置于何地？

研究显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间呈正相关性。在美国，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政治学研究调查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本质面目，所以近年来，美国已逐渐减少为政治学研究提供资金。

乔姆斯基认为伊朗的建议在西方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现在在全世界有许多拥护者。“对全球来说，伊朗和阿拉伯世界都不是危险，对地区和世界主要的危险是美国和以色列相勾结”。

选举的成本飙升，使美国两党更深地陷入财团的钱袋里。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进一步破坏，两党已转向拍卖国会的领导席位。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弗格森指出“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中间，惟一只有美国的国会党团在立法过程的关键时段明码标价。”那些资助党的立法者得到职位，几乎毫无疑问，即成为私人资本超乎寻常的仆人。

关于导弹危机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与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有关系。它由肯尼迪针对古巴的恐怖袭击和威胁1962年入侵开始。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拒绝苏联对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似乎是公正的建议，但是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损害美国有权单方面在任何地方部署部署核导弹的根本原则，指向中国或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它们的边界上部署;与此有联系的原则是古巴没有权利拥有用于自己防卫，反对他们看来一场迫在眉睫的美国的入侵的武器。

这种理论如今是官方反对伊朗的主要的指责。伊朗可能是一个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一次打击的说服的力量。这种话题在导弹危机期间也是考虑的一部分。在内部的谈话中，肯尼迪兄弟表示他们害怕在古巴的导弹可能成为对一次委内瑞拉的入侵的一股说服的力量，当时曾经考虑过这种情况。因此，“(入侵)猪湾是一项正确的决定”，这是肯尼迪的结论。

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决定接受肯尼迪霸权主义的要求，做到避免了战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类似的准则会永远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核战争几乎是一个奇迹。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理由听取60年前贝特兰•拉塞尔和阿尔伯特•埃因斯坦提出的警告：进退两难是“未成熟的、可怕的和无法回避的”：“人类种族行将结束吗;或是人类应当放弃战争?”

乔姆斯基在演讲中严厉批评了美国的政策，称以色列和美国是流氓国家，不遵守国际规范——就因为他们足够强大，不在乎规范。“西方对民主的态度是这样的：只有结果是我们想要的民主才行。”“对西方来说，最重要的是石油独裁政权。他们的民主起义在西方的帮助下遭到镇压。”“美国不希望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反映公众意见。”当被问到叙利亚的情况时，乔姆斯基说：“那里的武装力量正在让那个国家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