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治理方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有效克服任由市场调节的不良结果——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才能努力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周期性危机，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解放发展生产力”、“利用外资”一开始是有范围的、有控制的、适度的，即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坚持国际资本与民族资本只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经济开放原则。

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坦言：“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没有道德而倚重法制的资本主义如今面临严重危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甚或无道德底线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何裨益?

次贷危机以及紧随其后国际金融大危机，令自由市场声誉扫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坠落了。但是，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守陵人仍异常活跃，他们捧着弗里德曼的灵牌、扛着科斯的招魂幡四处游走，嘴里念念有辞“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在国有企业、农村土地“私有化”受挫后，他们又在关键的金融领域，发起了进攻，试图一举实现所谓金融市场化。

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积极反思甚或抨击自由资本主义，但并不代表彻底否认或抛弃整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向来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应对内外压力，由危机而预言资本主义消亡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恐怕为时尚早。不过，危机迁延与蔓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仍在持续。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一大亮点。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涌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标志，说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这是与原来不一样的。原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服务，以前我们总是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把国家安全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在我看来，安全也是硬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就今天来看应该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