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 。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的。

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提出的这条民主新路，就一定会获得人心。这里关键是党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宗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人执政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个人当官、聚财、敛财;要始终保持两个“务必”重要思想，不为个人谋取政绩，拒绝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广开言路，接受群众监督。如果不是这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灵魂，失去了根本。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警惕的。

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特点，是产生形式主义的重要根源；官僚主义以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为特征，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重要源头。重温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深刻理解他为防止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提出的许多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思想，有重要现实意义。

邓小平紧密地从我国农业的实际出发，既旗帜鲜明地拒绝那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向，又要求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并根据农民的意愿逐步推进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防止急躁冒进。邓小平指明的农业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在现实中有像华西、刘庄、南街等的典型，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的经验，显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农民一定会像当年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在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中再创辉煌。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是清朝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过去日本在东北沦陷区就是这么干的，今天也是这么干。中国社科院一个学部委员写蒋介石，他在美国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就宣称历史书上的蒋介石不真实，这个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仅仅根据个人的日记，就敢于做出这样的结论。现在这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的学者，连严肃的唯心史观的人都不如。

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建设和教育，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并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毛泽东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互相借鉴、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完善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充分发挥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针对西方把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提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他指明领导人很重要，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强调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总结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指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被演变的社会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能够提升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认识紧密相关联的。我们知道，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先进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包括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都同这个带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的。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唯物史观，他不仅指出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是在经济之中，而且着重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种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甚至通过玩弄概念游戏，比如，不说阶级，只说阶层；不说剥削，只说生产要素参加分配；不说私营经济，只说民营经济，等等，企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样做，欺骗不了别人，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自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私营企业从1989年的9万户发展到967.6万户；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已将近2亿人，非公经济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超过60%；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这表明，新时期我国的私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对待的阶级力量。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严重的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个事实，这样就会使我们失去正确应对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鼓吹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编造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的神话，使私有化的浪潮甚嚣尘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

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他们这些经济政治主张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