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这也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地基。关于这一命题产生了无数的争议和辩论，但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统治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但任何统治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下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任何抵抗的运动也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上确认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正当性。这是一切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无法绕过的命题，也是我们仍然将一场失败的革命作为"短二十世纪"的伟大开端的原因。但我们同样无法绕过的是：这是一个创造了连续性的革命，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如何在平等政治与历史多样性之间形成创造性的关系或政治整合，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如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衰落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危机。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它的民主实践必须克服阶级分化，并创造一种不同于那种将剥削关系合法化的社会—政治形式、一种拒绝将劳动彻底抽象化的生产模式。所谓以人为本，应该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关系之后、在创造一种能够综合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组织形态之后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