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伴随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从“启蒙”到“救亡”，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工农兵服务”，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与苦难，可以说“新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也为我们奉献出了最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与中国文学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期待青年作家可以讲出新的中国故事。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的“新文学”伴随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从启蒙到救亡，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工农兵服务”，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与苦难，可以说“新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也为我们奉献出了最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而今，“新文学”自诞生尚不到100年，已经处于逐渐瓦解之中

你走在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上，你一个人在挑战这帝国；你也在对整个世界发问，在这之后，人类要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活着；六月的阳光洒在你清瘦的脸上，你表情平静，选择了最艰难的选择

在最近上映的影片《中国合伙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中，都有关于美国的想象，在这些作品中，美国或者被视为“个人奋斗”的榜样，或者被视为寄托理想的地方，或者被视为可以安稳栖居之地。这样的美国想象可以说已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而在大众文化中得到彰显。真实的美国当然并非如此，在最近的现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华尔街运动中1%和99%的对立，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普世价值”的打击，等等。

在我看来，查韦斯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于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仅改变了委内瑞拉的面目，而且改变了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而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整体格局;其次在于他是一位革命者，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甚嚣尘上的1990年代，查韦斯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不仅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迷梦，而且让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再次则在于查韦斯所具有的个人魅力，不畏强权的个性，桀骜不逊的语言，以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都使查韦斯突破了一个政治领袖的简单形象，而具备一种super star的气质。这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查韦斯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政治形象。

2005年以来，围绕曹征路的《那儿》及其他作品展开的“底层文学”讨论中，不少人对“底层文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

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

一个美国人，一个20多岁的青年女性，一个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美国到中国，从北京到延安，到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去采访一批陌生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战乱频仍、局势复杂的1937年，就更加充满风险了。只有意识到海伦·斯诺与当时中国的差异，我们才能看到她跨越了多么巨大的鸿沟。

“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症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那么，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我们该如何突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