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效地阻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

    

    布什宣布增派军队到伊拉克是可以预见到的，尽管美国的公民坚决反对这类措施，完全处于反抗侵略的伊拉克人更是强烈反对美国增兵。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和巴格达都宣称伊朗如何干涉伊拉克是想在扰乱美国实现它的胜利，这是很可恶的，而美国确定那是它的“高尚的目标”。接下来是郑重地辩论那些临时制作的爆炸物是否运到了伊朗，在这种情况下是运给了伊朗的革命卫队或是最高当局。
    这种辩论的特点鲜明地显示美国正在进行的宣传的一条根本原则。在最残暴和进行镇压的社会，党的路线就是公共要求的目标，是应当服从的……或者是接受它的后果。至于一个人想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绝对无关紧要。在国家通过武力失去控制的社会，党的路线只是简单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引起对一场行动进行辩论，但被限制在一种并不清楚的传统理论的范围之内。两种制度中最残暴的一种自然导致缺乏信誉，最诡辩的参数给人一种开放和自由的印象，在传达党的路线时更加有效。这是没有问题的，它超过了思想本身，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
    关于伊朗在伊拉克进行“干涉”的辩论有进展，还没有出现任何类型的尴尬处境，那是从美国是世界的所有者的基本假设出发的。在美国并没有进行类似的辩论，比如在1980年关于这个国家正在干涉苏联人占领下的阿富汗时，我怀疑《真理报》可能承认形势的荒谬之处，以至表明它对这件事情的愤怒—美国的官员和我们的媒体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隐藏它。也许当年纳粹的官方报纸也没有支持类似的庄严的关于它的盟国是否在干涉有主权的法国的辩论，如果那样做了，无疑会使那些明智的人们感到很尴尬。
    但是在美国情况是很尴尬的，因为对伊朗的指控是连续的声明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动员人们接受在伊拉克的战争的升级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被美国认为是“问题的根源”。面对这种可能性世界感到恐怖。甚至在逊尼派的邻国，伊朗在那里朋友很少，接受调查的多数人都倾向于一个有核能的伊朗去对付任何类型针对这个国家的军事行动。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多，但是也让我们知道美国军队和情报机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与几乎全世界一起，反对对伊朗的攻击，这种反对声浪比当年布什和布莱尔的政府侵略伊拉克，公开挑战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还更激烈。
    伊朗效应
    攻击伊朗的后果可能是很可怕的。总之，根据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彼得•贝当尔和保罗•克鲁克山克最近以政府和兰德公司的资料为基础提出的研究报告，对伊拉克的侵略已经使（世界的）恐怖事件增加了六倍。伊朗的效应将可能更严重和更持久。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的说法反映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说，“一次对伊朗的攻击将相当于实际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美国把持权力越来越绝望的这个集团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了解。出于安全的原因这项计划是保密的。对一些解密的文件的分析表明这个断言是非常真实的，唯一可能的是如果我们理解政府反对本国的敌人的安全，就是反对它统治的居民。
    在白宫的集团如果不是在策划战争，那它的海军的部署，支持分裂主义的运动，针对伊朗的恐怖行动，和其他的挑衅一起就可能导致一场战争，对于这种战争美国国会的决议不会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一般来说，这样的决议总是没有变化地包括在特殊的例外之列，以利于“国家的安全”，通过这种决议打开足够宽的渠道让拥有航空母舰的海军的一些战斗部队通过，将其部署在波斯湾，紧接着那些缺乏谨慎的某些领导人就会发表灾难性的声明，例如国务卿贡多莱萨•赖斯就说“伞状的黑云”已笼罩在美国的上空。此外，对事件类型的筹划也说明这种攻击绝对是一种很熟悉的实践。甚至最坏的魔鬼也出面为这种攻击辩解和采用这一机制,比如，当希特勒在1939年说要保卫“无辜的德国”防备波兰人“野蛮的恐怖”，在此之前波兰人拒绝了希特勒“明智和慷慨的和平建议”。
    对白宫发动一场战争最有效的障碍是民众有组织的反对，如在1968年曾使政治-军事领导人害怕，以至使白宫不再派更多的军队去越南，正如我们从五角大楼的文件知道的，那时白宫需要这些军队控制国内社会的混乱。
    无疑伊朗的一些做法也使危机加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伊朗“侵略和占领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以“抵抗美国的占领”（即美国人所说的“解放”）为根据在这些国家逮捕美国政府的代表，美国会怎么行动呢？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伊朗在加勒比海大规模部署它的海军力量，对美国大量的核设施和其他类型的设施发出开展一个攻击的浪潮的令人置信的威胁，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接受立即取消它所有的核能计划（自然也拆除所有的核武器），美国会怎么行动呢？
    我们设想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伊朗打败了美国和安置了一个卑鄙的暴君（如同美国1953年在伊朗所做的那样）之后，然后支持俄罗斯入侵美国能够杀害数百万人（如同美国在1980年支持伊朗入侵萨达姆的伊拉克那样，造成数十万伊朗人的死亡，一个可以和数百万美国人比较的数字），难道美国能够平心静气地看着这一切吗？
    以色列主要的军事历史学家之一马丁•V•克雷维德做出的观察是容易理解的。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他知道这个国家没有防务，他说，“如果伊朗人不试图生产核武器，他们可能是疯子”。
    很明显，任何有健全的判断力的人都不希望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发展核武器。解决现在的危机的一项合理的决议将允许伊朗发展核能，其根据是它作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签字国的权利，但是不发展核武器。这种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吗？只有一个条件它才是可行的：美国和伊朗都是正确发挥职能的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在确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公众舆论发挥巨大的反响。
    实际上，这种解决办法得到多数伊朗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一般来说他们同意处理这些核问题。以色列-美国人的一致意见包括在所有的地方完全消灭核武器（美国占82%）;如果这不能实现，是因为精英们的反对，那么，至少是在中东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地区”，既包括伊斯兰国家也包括以色列（71%的核武器来自美国）。
    75%的美国人宁愿改善与伊朗的关系，而不是对伊朗进行武力威胁。简单地说，如果公众舆论在美国或伊朗能对国家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那危机将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同样对全球的核无序也可能得到广泛的解决。
    推动民主……在我们的国家
    这些因素说明了一种可能阻止当前的危机爆发的方式，危机爆发也许产生某种版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人们熟悉的一项建议：推动民主，这一次是在美国本土推动民主，因为美国是那么缺乏民主。在美国推动民主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不能将这种计划直接搬到伊朗去。那里有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勇敢的改良派和反对派。要在伊朗推动民主最好的办法是在使美国国家的政策急剧转向让国家的政策反映人民的意见。这包括停止对伊朗发出连续的威胁，这只能是给最不妥协的伊朗的阶层的“礼物”。美国的威胁受到伊朗人的谴责，实际上他们对推动民主是有兴趣的，但是对西方的民主是仇视的。
    在美国推动民主可能有结果。比如在伊拉克应当开始撤军的日程，立即撤军或短期内撤军，这是绝大多数伊朗人的愿望，也是多数美国人的愿望。美国的联邦预算应当发生180度的变化，在那些不断地增加支出的领域，如最近用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的军事开支应当减少;在那些支出稳定或减少的领域（卫生、教育、职业培训、推动能源的保护、对老战士的补贴、对联合国的资助和联合国的和平行动等）支出应当大幅度增加。现在布什总统的减税有利于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以上的人，这种减税应当立即取消。有了更多的民主，美国很久以来就应当有一套全国性的医疗救助服务取代现私有化的医疗系统，现在的卫生人均成本是类似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的两倍多，是工业化国家中最糟糕的。美国应当签署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保护环境。同时使联合国在国际危机中采取措施，包括伊拉克的危机。从2003年以来所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由联合国负责伊拉克的政治改革、经济的重建和恢复民间的秩序。
    如果公众舆论起作用，美国就应当接受联合国的宪章中关于限制使用武力和反对两党认为美国有权用暴力回答潜在的威胁（现实的和想象的）的一致意见。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接受多数的意见，甚至是对它不利的意见。联合国被授权控制武器的出售，如果美国减少武器的出售，并要求其他国家也这样做，那将是对世界范围内减少暴力做出重要贡献。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应当由外交的渠道和经济的措施去处理，而不是动用武力。根据多数专家的意见，他们是完全反对美国现在实行的政策的。
    此外，如果公众舆论对政策有影响。美国就应当恢复与古巴的关系，除了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工业和能源企业有利以外，这对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有利的，而不是继续是世界上实际上唯一一个对古巴进行封锁的国家。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华盛顿应当与国际社会一致，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达成协议，解决它们的冲突。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封锁了巴勒斯坦20年，只有很少临时的例外，现在仍继续封锁巴勒斯坦，尽管在外交上也做出一些说谎的承诺。美国援助以色列，拒绝国际的一致意见。还有很多证据表明，在对外政策以及可能国内政策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公众舆论是一致和始终如一的。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应当被谨慎地采纳，基中有些方面是很有影响力的。
    虽然不是万应灵药，在美国推动民主对于将它变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一员”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而不是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恐惧和蔑视的对象。除了它本身的价值以外，还有助于处理现在本国的和国际的问题，包括那些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7年4月12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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