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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耀邦: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译、林小芳校

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先发难。在首日会谈后发行的《大西洋月刊》中,希拉里在受访时使用了最无外交风度的言辞,质疑中国一党制的可行性,并声称中国的人权纪录“糟透了”。当记者问及中国政府似乎对阿拉伯暴动感到恐惧时,希拉里说:“是的,确实如此。他们担心,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在干蠢事。他们办不到。但他们将尽可能拖延这一进程。”1

希拉里的言论以及随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关于中国人权记录的讲话,已经在外交上羞辱了中国。这迫使中国采取守势,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甚至没有指责这些粗鲁的举止,她仅仅用一贯的官方言辞声明:“任何人想把中东乱局引向中国,企图改变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都是徒劳的。”2中国代表团团长、副总理王岐山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驳斥了这些煽动性抨击。他表示:“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属于东方文化。”3

这与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的评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伯茨是一位美国专栏作家,也是里根政府的高官。他评论称:“希拉里的伪善真是旷古未有,她竟然有脸诋毁中国‘侵犯人权’。此言竟然出自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践踏数以百万计牺牲者人权的国家,这些牺牲者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利比亚、索马里、阿布扎比、关塔那摩,来自中情局遍布全球的秘密监狱和美国的各级法院,来自被抓捕并被没收资料的美国反战人士。举世皆知,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践踏人权的程度会比美国更严重。”3

中国应对希拉里煽动性言论的方式表明,中国在处理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应对美国等霸权国家时,持合作或温和立场是有问题的。结果,中国总是在谈判中表现软弱,美国则立场强硬。自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决策者已经形成坚定的共识,中国是一个依赖于对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国家,每当两国聚会时,从中国榨取让步就成为美国的议程。

美国大企业所要求的一个让步就是,取消中国“各级政府使用的政府采购产品目录。”42001年通过的《中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机构的采购必须来自本国资源,除非它们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尽管自193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存在类似的法律,华盛顿还是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这种要求,而中国也同意取消。

同样,美国还要求中国放弃其自主创新政策,中国也表示同意。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旨在扶持本国高科技产业。显然,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国内法的干预,中国本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将遭遇另一重打击。其结果是,中国发展起高科技产业的雄心将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在这方面,用希拉里的话来说,“美国的政策一直都是试图把握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规划,同时考虑到这种政策将外国革新、外国公司、美国公司置于不利处境的潜在风险。”然后,“鼓励中国改变那些政策,设法通过其它方式,促进其科技发展,从而实现美国的目标。”5美国的通常做法就是最高层谈判。人们不禁奇怪,美国工商企业一直拒绝与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签订合同,其理由仅因为华为是中国公司,美国为何仍然有勇气要求中国做出这种让步。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甚至不允许华为收购一家破产的美国公司仅两百万美元的资产。为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何中国谈判代表如此轻易地同意美国的要求,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改变中国国内法。

中国对美国要求所作出的另一个让步,就是对美国金融机构销售汽车保险和共同基金实施市场准入。然而,美国的经历表明,“华尔街经理的腐败和管理不善已经导致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的严重不足,”6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比尔·拉彻(Bill Larch)是一位美国律师,他曾经举报安然等公司,挽救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他表示:“华尔街应为这种错误负责。”“他们滥用了这些资金。他们侵吞数十亿美元,将其挥霍一空。”6华尔街损失了两万亿美元的401K基金,401K基金属于养老金储蓄计划的一部分。《巴伦斯》杂志认为,美国公共养老金有“两万亿美元的窟窿”。“华尔街基金经理在风险投资中亏损资金,同时侵吞了数额巨大的酬金。”6华尔街有着如此不光彩的记录,为何中国还要让华尔街占用节俭和辛苦劳作的中国人民的储蓄?

此外,中国还同意“强化”监管计划,“确保政府机构使用的是合法的非盗版软件。”6中国政府是否正成为美国垄断软件业的执行者?谁在获益?谁来保护中国新兴软件开发商的利益?在中国做出所有这些经济让步之后,美国大企业集团仍然寻求“在对其出口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让中国遵守国际惯例;着眼于消除国有公司所享有的不公平优势等重大问题。这二者将有助于确保美国公司在美国、中国和全世界能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与中国公司进行竞争。”4

除了向中国榨取经济让步之外,华盛顿在伊朗和朝鲜扩散问题上还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美中双方“在2011年的美中联合声明中,一再重申他们的相互理解。”5美国媒体称赞2011年美中峰会是美国的一次伟大胜利,因为中国最后同意“在联合声明上签字,批评朝鲜秘密兴建浓缩铀设备。”8遗憾的是,美国的所得就是中国的所失,因为任何削弱、孤立朝鲜和推动朝鲜政权变更的企图都将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

同样,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完全执行所有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5在华盛顿看来,“中国已经成为反伊朗的国际制裁体制的关键,进而言之,她也是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的关键国家。”9在经济上,中国与伊朗关系密切。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建议的,美国的选择之一,“就是利用北京与德黑兰之间存在的潜在分歧,尽管他们双方具有强固的意识形态和商业联系。”9

自从执行联合国决议以来,对于投资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田以及向伊朗出售汽油的公司,美国强行实施了严厉的治外法权制裁,但这并不包括中国石油公司。在共和党掌权的国会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或是豁免它们。遗憾的是,豁免中国公司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伊朗实施新的惩罚,包括制裁购买伊朗原油的公司的建议已经在国会山到处传播。”9这让中国陷入两难,中国的艰难处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屈从于美国的压力,默许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联合国决议。中国本应当拒绝参与反对其重要贸易伙伴伊朗,维护国际正义。而且,中国在美国压力下所采取的默许态度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美国可以说服北京支持向伊朗施压;中国不希望在重大全球问题上变得孤立。”9

讽刺性的是,中国默许美国关于朝鲜和伊朗问题的要求之同时,奥巴马政府却正在加大对台湾军售力度,这直接伤害了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应当利用其谈判能力,坚持认为,在美国停止向台湾销售武器之前,中国将不会中断与朝鲜、伊朗的任何合作或军方联系。

遗憾的是,这些事情中国无一做到。自宣布对台军售以来,美中军方的联系在暂停数月之后,再次呈上升趋势。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今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军方首次参与进来。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美中军事交流的安全目标包括:增进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和观念;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或美国盟国使用武力或高压政治;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战略武器控制;防止朝鲜、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武器扩散;与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更亲密的接触;航海和航空自由;预防接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美国军事人员发生危险;尽可能减少误解和误判;找到美国的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10在五角大楼看来,借助最高层访问、公开收集情报,“以及培养亲美的倾向和认识,特别是对那些将来可能成为领导人的年轻官员,”10与中国军方的交往将促进美国利益。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开发了远程反舰导弹和先进战机等“反进入”武器系统,五角大楼一直垂涎与中国军方进行战略对话,希望以此可以说服中国,使中国认为这些计划是不必要的而予以放弃。11因此,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最终恢复了两国军方接触,这可以视为美方的一次胜利。

显然,与之前的许多类似会议一样,2011年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只不过是为美国提供了又一个向中国榨取让步的机会。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片面协定,加图研究所一位备受尊敬的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分析人士宣称:“然而,美方几乎没有向中国提供什么经济承诺。华盛顿的重心总是希望从北京获取让步。”13

讽刺性的是,参与对话的一位中方副团长却认为:这次会议“成功地扩大了我们的共识,增强了我们的互信,促进了我们的合作,这加强了我们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信心。”12中方副团长满意地宣称:“美方重申,她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12如果有人相信这些话,那他就是“一个傻子”,尤其是在希拉里发表了尖刻的评论,批评中国领导人试图“阻止历史进步”之后。

综合上述原因,难怪与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相关的问题甚至不在这次战略对话的议程之内。在不对抗的前提下,中国应当维护其合法权利,提出美国巨额赤字、美元过度印刷和不断贬值所导致的对华赖债问题。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军事武器、建立军事基地和结盟以包围中国等问题,应当是中国关心的重点。显然,利用战略与经济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同时做出一个又一个让步,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其实是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确实不需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来了解中国和增进互信,她实在太了解中国了,因为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已经花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去研究中国。

注释:

1.    Goldberg, Jeffrey: “Hillary Clinton: Chinese System is Doomed, Leaders on a ‘Fool’s Errand”, The Atlantic, May 10, 2011.

2.    McDonald, Scott: “China rejects Clinton’s human rights comments”,  Associated Press, May 13, 2011.

3.    Roberts, Paul Craig: “China: The New Bin Laden”, Global Research, May 11, 2011.

4.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USCBC Statement on outcom of the Third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May 10, 2011.

5.    Clinton, Hillary Rodham: “Remark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0, 2011.

6.    Raftery, Miriam: “Will Your Pension Fund Have Enough Money When You Retire? Pension Under-Funding is a ‘Ticking Time Bomb’ Expert Warns”,   East County Magazine.

7.    U.S. State Department: “U.S. 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2011 Outcome of the Strategic Tack”.

8.    Sanger, David: “Superpower and Upstart: Sometimes it End wel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1.

9.    Downs, Erica & Maloney, Suzanne: “Getting China to Sanction Ira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10.  Kan, Shirley”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Issues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15, 2009.

11.  Getz, Bill: “China’s Stealth Jet Coming, Gates Confirms”,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9, 2011.

12.  Xinhua: “China, U.S. agrees to build mutual trust, cooperation: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May 11, 2011.

13.  Carpenter, Ted Galen: “Diplomatically Insulting the Chine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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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中美关系  人权  民主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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