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维迎在30年代危机上的欺骗

叶劲松　

美国经济危机后，主流经济学家们编造的市场经济会自动调节，使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达到现有条件下的最隹效果的神话，被经济危机的残酷现实所粉碎。对此，我国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采取沉默不语，或从原来坚持市场经济的立场后退，承认应该用凯恩斯的国家经济干预（如加强金融监管等）。　　

但仍有一小撮主流经济学家高调坚持赞美市场经济，反对凯恩斯国家经济干预的观点。许小年和张维迎就是这一小撮主流经济学家代表。许小年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2月17日，不少网站上贴出了张维迎的、名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　　　

 许小年和张维迎都谈到此次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为何的问题。他们不仅要捍卫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捍卫市场经济的神话。企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合理性，证明市场经济神话还在。他们为实现这目的，不惜采取掩盖事实真相并说谎。例如张文在谈上世纪30年代危机原因时就采取了这种手法。

张文在谈这次经济危机之前，先用1000多字谈上世纪30年代危机。其中他讲道，“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

张维迎为何在谈此次经济危机时，要大谈30年代危机呢？他要借古喻今。他企图首先证明30年代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错，不是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错，而是国家“利率定得非常低”的错。然后证明30年代危机与这次危机有相同性，据这相同性，他就要说，如30年代危机一样，这次经济危机也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错，也不是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错，也是国家“利率定得非常低”的错。这样辩护决定了张文只有采用掩盖事实真相并进行欺骗的手法来实现其目的。　　

张文要实现上述目的，采取了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掩盖了正是这矛盾才是30年代危机的原因的真相的手法。为此他用些什么“利率过低”、“ 投资过度扩张”、“ 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等字眼填充文章，并说这些是30年代危机的原因。

但是，张维迎例举的这些原因，实际是扇向他自己的耳光。张维迎等平时不是常宣称市场经济会根据价格等自动调节，使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达到现有条件下的最隹效果吗？而 20年代的美国正是主张经济自由放任、由市场调节的年代（30年代才有罗斯福的、有别经济自由放任的“新政”实践，以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自由竞争型和没有现代银行监管制度是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银行的主要特征。银行存贷款利率几乎不受任何干预，无序而盲目的竞争未受到一定的约束与监管”（《美国利率市场化及对我国启示》）也说明，当时的美国银行业及利率，是在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下运作和变化。斯密等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利率是资本的价格，而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利率的变化”。因此按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市场经济会根据价格等自动调节的理论，20年代时的美国市场经济应该能根据资本的价格（利息）、原材料等商品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工资）的高低自动调节，使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啊。“利率过低”、“ 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时，美国的市场经济，怎么就不能自动调节并使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呢？怎么反而使“大萧条由此发生”呢？张维迎这儿讲的，难道不是对他平时高唱的市场经济能自动调节的赞歌的否定吗？看来张文急于为资本主义辩护，也顾不上论辩的慎密性，以至出现张维迎的这次辩护与他平时的一惯宣传打架的局面。

张文不慎密表现还沒有完。张文说“利率过低”导致30年代经济危机，却少有统计数据、历史资料、现实事例、常识等论据来支持这结论。而严谨的作者，应有足够多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张文不能以充分论据支持其论点，已经表现出张文论点的虚弱，表现出他技穷。而批驳张文论点的论据则是比比皆是。此事也表明，张文急于为资本主义辩护，也顾不上自己对当时经济状况讲述与当时的历史不相符的问题。这证明，为资本主义辩护，张维迎说谎也要干。　　

例如张文关于20年代美国 “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的说法，既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各阶段特点不符，也与20年代的美国经济数据不相符。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各阶段特点可知道，在高涨阶段，资本获取的利润呈增长趋势。而稍有历史知识都知道，30年代危机前的20年代，除20年代初外，美国经济基本是处于高涨阶段。在这时期，资产阶级的总的投资呈增长趋势，其总的利润呈增长趋势（即有利可图，才增加投资），而不应是“无利可图的”。那个时期的统计数据也证明这一点。“从1923年到1929年，公司利润增长62%，股息增长65%” （[美]阿瑟.林克《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2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文用什么“利率过低”、“ 投资过度扩张”、“ 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等关于投资或投资成本、效益的字眼解释30年代危机，但却沒有这投资形成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关系的探讨，也沒有对美国阶级社会中各阶级利益关系的分析，沒有这阶级利益关系下的分配状况及对社会需求的影响的分析。在张文中，似乎资产阶级的投资与投资效益状况就决定经济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经济危机，而当时的社会需求状况，当时是否存在阶级间贫富悬殊对经济危机的发生无关紧要似的。张文的讲述，是为了回避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经济危机根本原因的真相，以便他以后继续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美丽神话的宣传。张文为了不可告人目的的讲述，必然有违美国30年代危机的真相。　　

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危机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利率过低”等技术、管理方面的“缺陷”，而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千百万工人的生产成果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资产阶级剥削工人使工人阶级贫困，造成总供给巨大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而张文却回避资本主义的这些内在矛盾），并最终产生30年代经济危机。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总体呈高涨状态，投机与发财的狂热好象永无止境似的。当时，美国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们盛赞推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美国“新资本主义”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将消灭贫穷和危机，进入了“永久繁荣”阶段（类似的论调在90年代美国“新经济”情况下再次出现）。这种关于美国经济“繁荣”的颂扬论调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巩固性，并被用作反对马列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美国20年代经济来“证明”“福特战胜了马克思”，市场经济优越于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20年代“繁荣”期间，美国工业的增长率远低于同期的苏联工业增长率）。 　　

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因此经济是不稳定的。经济不稳定首先表现为，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各地区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在工业方面，20年代的工业高涨，主要出现在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等生产资料工业，以及无线电、人造纤维等新兴工业。相反，与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工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及制鞋业），受被剝削的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增长很缓慢。“汽车的实际生产量从1919到1929年增长255%；化学产品增长94%；橡胶产品增长86%；印刷出版增长85%；钢铁产品增长70%。与此同时，皮革、食品、烟草和纺织品的生产增加较慢”（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297页）。因此，张文回避需求对投资的制约，笼统地谈“利率过低”使“ 投资过度扩张”是非常片面的，也是与20年代美国经济状况不相符的。　　

美国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及制鞋业受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限制，生产增长很缓慢，这些工业部门投资增长也缓慢。这些工业部门并未出现“利率过低”使“ 投资过度扩张”现象。相反在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等生产资料工业，以及无线电、人造纤维等新兴工业，产量增长较快，表现这些工业部门投资增长较快。但这些工业部门投资增长较快主要原因也不是“利率过低”，而是生产资料工业、新兴工业在一定年份里由于还有较大的社会需求（这些工业部门多与投资有直接关系，与人们基本生活消费多无直接关系，所以受被剝削的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状况的制约方面沒有食品、纺织等工业严重）。因此，同一利率下，不同工业部门投资增长快慢不同，主要是社会对不同工业部门商品需求增长状况不同。在需求低迷、房屋销售困难的今天，给房地产商很低的利率，房地产商敢不敢“ 投资过度”？在需求低迷的今天，美、中等国都实行很低利率，能见到整个社会的“ 投资过度”吗？　　

另外，当美国工业在20年代较快发展时，美国农业则处于停滞状况。由于美国劳动人民收入提高缓慢，造成对国内农产品需求不振；与劳动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工业，因为市场需求不振而发展缓慢乃至下降，使这些工业减少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加上美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弱于加拿大和阿根廷，使美国农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处于停滞乃至下降状况。这些原因使美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并引起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生产者收入下降。1920年农产品总收入为135.6亿美圆，1929年下降为119.2亿美圆。“在全国约600万户农民中，每年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价值达4000美圆或略高于4000美圆的不及1/10。1929年，半数农民每户平均现金收入不超过350美圆。”（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50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起始于1920年的长期农业萧条，使美国农民陷入贫困，并使他们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只是赔本。这种农业萧条的恶果，表现为收入、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的下降。”（《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第5页）　　

 因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利率过低”，并未使美国的与人们基本生活消费有直接关系的农业、轻工业“ 投资过度扩张”，从而也未使农业、轻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受剝削的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低下，制约着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农业、轻工业生产增长，从而也制约着农业、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张文根本不敢揭示这种社会状况。因为揭示这种社会状况将揭穿张文的“利率过低”使“ 投资过度扩张”的荒谬之说。另外，揭示与人们基本生活消费紧密相关的农业、轻工业的低迷状况，将促使人们探讨需求对投资、生产的制约，并进而揭示出剝削造成的贫富悬殊对社会需求制约，最终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对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张维迎来说，他是不愿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因为如他揭示出这些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所鼓吹的资本主义化的那一套就将沒有多少人会相信。　　

美国经济不稳定的最严重的表现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造成美国贫富悬殊加剧，并引发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受剥削的劳动大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些情况从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公司利润大幅增长和工农收入增长缓慢的相关数据，以及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　　

“据美国经济情况调查委员会统计，1919年——1927年八年内，制造业每一工人的劳动率增加了53.5%，每一铁路工人的劳动率增加了17%，因此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例如，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19年为126.8%，1925年为155%。”（《美国通史简编》第511页）因此，“从表面上看，美国人民经济上似乎从来没有象在1929年那样兴旺。然而，繁荣的好处分配得如此不均，如不进行调整，繁荣就不能持久。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中增长部分，工业和财政资本家占有太多，工人相对说来受到损失，农民则更是大倒其霉。例如，从1923年到1929年，公司利润增长62%，股息增长65%，而工人的实际收入仅增加11%（据《美国通史简编》511页数据。该时期工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不到4.5%——笔者注）”（《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297页）。资本主义下资本的利润、股息高速增长，工农收入增长极其缓慢（有时甚至负增长），工农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量被资产阶级攫取。这种资本主义下因为资产阶级剝削而必然产生的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利益的对立，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张维迎讲经济危机时，他是要掩盖这必不可少的条件的。因为他如揭示这条件，劳动人民得出的结论是：要防止经济危机发生，就应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32年，美国经历了共和党的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届政府。“哈定总统长期以来就是特殊权益集团的仆人，他创立了一种政治理论，他的继任者柯立芝总统故弄玄虚地把它解释为‘美国的事就是做生意’” （[美]L.杜蒙德《现代美国》第39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这是美国政府充当资产阶级的“仆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借口。“美国的事就是做生意”的实质是，美国和美国政府的事就是服务于“做生意”的资本家们。　　

充当资产阶级仆人的政府“没有任何为劳工着想的计划。它关心生产，而不关心消费。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大公司繁荣的时期。在这种繁荣中不论是劳工或农业都没份儿。这种繁荣造成了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均的现象”（《现代美国》第397页）。在“自由放任”资产阶级肆意剥削劳动者的情况下，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资产阶级大量攫取，“根据联邦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国内占人口1%的最大的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33%；而占人口87%的广大人口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只占8%的财富，而他们的人数在1.04亿人以上（当时全美国人口只有1.2亿左右——笔者注）”（《美国通史简编》第510页）。因此，资本主义下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剝削的结果，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而占人口87%的广大人口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只占8%的财富”的贫富悬殊状况，大大削弱着亿万劳动者的购买力，加剧了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　　

资产阶级不仅残酷剥削工人，而且将大量工人抛向街头。由于“繁荣”时期企业开工也严重不足（1921年---1929年，冶金、石油加工、汽车制造、等“快速增长的”工业部门，开工率也只在60—70%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合理化”，使雇佣工人受到排挤，工人不断被逐出工厂。大批工人失业是20年代的经常现象。1921年到1929年，美国平均每年有220万失业者。工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收入来购买生活用品的，当工人失业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购买能力。几百万工人的失业和半失业，既使美国的贫富悬殊增大，又引起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的缩减。而资产阶级还故意通过保持失业大军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这一切使供过于求及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而赞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张维迎，在其文章中谈及30年代危机原因时，全无资本对劳动的剝削、严重的贫富悬殊的讲述，似乎美国全无这些社会状况，或这些社会状况对30年代危机的产生没啥影响似的。但是，资本对劳动的剝削、严重的贫富悬殊对经济过剩危机产生的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史学家们也是承认的。　　

“到10年繁荣的末期，国民收入如此庞大的一部分被一小撮最高收入者囊括而去，以致美国装配线旁和农场上的男男女女很难有钱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例如，到1928年，住房与汽车已有生产过剩的迹象。”（《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297页）这表明，如果说剝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形成的需求，促进着才规模化生产不久的、新兴的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那么当这部分人的需求基本满足后，还在发展的汽车工业必然生产过剩。因为对“很难有钱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的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他们是无力购买轿车或住房之类的商品。　　

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引发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受剥削的劳动大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谈到。“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有生产过剩，又有消费不足’”。（[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一册4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总的过程所牵涉的还不仅仅是总生产量和财富……制成品工业生产中所得的利润的公平分配的程度，是用来判断人民的一般福利的唯一标准……失业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缺乏工厂设备（这种设备从来没有充分利用过）而是缺乏消费。据估计，在这一期间，一般人每年只购买一套衣服；在许多城市差不多有一半的住宅都没有电灯和取暖设备；城市家庭9/10没有电气冰箱……由于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利润落到资方手中而没有落到劳工手中。物价并未上涨，但物价应该下降而没有下降，商业和工业联合组织对竞争所施加的限制，使企业公司维持原价，虽然单位生产成本已经下降（而张维迎却说“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笔者注）。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不但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少得可怜，就是他们的货币收入也少得可怜。700多万个住在城市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1500美圆，1500万个家庭的收入不到2500美圆。已经发表过的政府的或者私人调查者的研究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说明这些家庭过着高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我们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倘若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比较充分的生活简单必需品，那么美国农场和工厂的生产能力便可得到充分利用。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俄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适宜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现代美国》第447、448页）这几位资产阶級史学家以不同的描写，表述同一个观点，即劳动大众的贫困，造成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生产过剩，并最终引发30年代危机。　　

甚至作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承认，30年代危机原因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认为的“资本供给不足”，而是因为人民购买力的低下造成供过于求、生产过剩。他说，“我们的基本困难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购买力分配不足，加上生产中的过份投机。”（《现代美国》第499页）他还说，“千百万人被安排去劳动，就是他们双手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他们钱包的购买力……根据不可抗拒的供求规律，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结果是失业和工厂倒闭，于是就发生了1929年到1933年的悲惨岁月。”（转引自刘达永《罗斯福的“社会保险”政策及其政治色彩》《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而张文通篇未象阿瑟.林克、曼彻斯特、L.杜蒙德等资产阶級史学家那样表述资本主义下劳动人民的贫困、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甚至不敢象罗斯福那样承认因为资本主义供给大于需求矛盾，“于是就发生了1929年到1933年的悲惨岁月”。张维迎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剝削，掩盖剝削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受剥削的劳动大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掩盖这矛盾的尖锐化才产生经济过剩危机的真相。一句话，一贯赞美资本主义的张维迎要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作用。因此张文不敢象阿瑟.林克、曼彻斯特、L.杜蒙德等资产阶級史学家表现出一些诚实和正直，揭露出30年代危机前的社会矛盾。

张文用什么“利率过低”、“ 投资过度扩张”、“ 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等关于投资或投资成本、效益的字眼来谈30年代危机的产生，是想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即经济危机是“利率过低”这种金融技术层面问题引发的，如果用市场经济确定出“合理”的利率，就能克服经济危机发生，资本主义就能一直无危机的顺利发展。张文企图通过这种手法来回避、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剝削而产生的阶级利益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掩盖正是这些矛盾才造成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张文想用“利率过低”等说法来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做法，犹如皇帝的新装中说皇帝穿有新装来掩盖真相一样的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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