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还是讳疾忌医—金融海啸中的选择

王中宇

“三角形整理”与“突破”... 1

从机制看“突破”方向... 2

扬汤止沸的“救市方略”... 2

心猿意马的“流动性”... 2

金融海啸汹汹而来，最先感到实质性压力的是工业。2008年12月12日，组建不久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访谈中列举了大量统计数据，指出：

“工业增长速度直线下滑，现在还看不到拐点，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然而，2008年12月05日深圳晚报报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与深圳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

“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基本已至谷底了。”

他还指出：

“危机中蕴含着机遇，中国企业如能抓住机遇，就能在经济危机的阴云中找到阳光。”

笔者向一位专业经济学者请教，中国处境如何？他告诉我：圈内观点不一，但多数人不太担忧，很多人视其为机遇，思考中国如何利用它获得发展。

“三角形整理”与“突破”

    如果观察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可以佐证经济学界这种乐观的看法（见图一）。

 

图一：中国GDP增长率

数据显示，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位，除个别时段外，GDP增长率波动的平衡位置大多在7-10%之间，90年代以来，更保持在10%附近。一个大国，如此长期地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举世罕见。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GDP增长率的波动明显收缩，显示经济运行日趋稳健。1997年朱镕基提出“保八”，当时波动通道的下沿为7.15%，而历史经验表明，当GDP增长率接近通道上沿后一定会下行到通道下沿附近，据此，笔者曾质疑“保八”不可行，实际上后来的谷底为7.6%（1999年）。2007年，GDP增长率再次接近通道上沿，而此时的通道下沿为8.44%，由此似可判断：此轮“保八”有把握。

金融海啸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出口，因为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太高。然而海关总局的数据暗示我们，问题似乎不大。直到2008年11月，出口数据仍没有明显脱离上升轨道的正常波动范围，倒是进口数据下滑更明显（见图二）。

 

图二:进出口月度数据

    与之相应，今年外贸顺差逐月扩大（见图三）

 

图三：外贸顺差

然而，注意到进口构成的变化，就令人忧虑了。2007年，进口总额中，与加工贸易相关的各项（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租赁贸易、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加工贸易进口设备）等占整个进口金额的54.3%，可见进口的绝大部分是为出口服务的。2008年1至11月，这个比例降到48.5%，在进口总量下降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为出口而发生的进口大幅下降。换而言之，进口下降是出口下降的前兆。

事实上，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为9.9%，从图一中去年的上沿附近直接跌到了的波动平衡位置（10.18%）以下，表明生产已经大幅下降了。

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看，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见图四）。

 

图四：三次产业对GDP年增长的贡献（亿元.1952年价）

    在第二产业的产值中，工业占到绝对多数（建国以来，平均份额为88.8%）。统计局从2001年8月起逐月对社会公布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见图五）。

 

图五：当月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长率

令人不解的是，统计局网站中空缺了2006年10月到2008年1月的数据。笔者只能用多项式拟合统计数据，由此大体揣测这一时段数据可能的范围。数据显示，这一轮经济周期，其顶点可能在2007年8月左右，而进入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急速下行，到10月已低于整条趋势线的最低值。

从轻、重工业角度看，本轮经济周期以重工业领跑，而今年重工业的跌幅远大于轻工业，且显出“M顶”的形态（见图六）。

 

图六：当月轻、重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长率

从订单→原材料进口→生产→出口的流程看，出口下降最后对海外市场萎缩做出反应，由此可以预期，出口数据大幅下降还在后边。

回到图一，50--60年代，GDP最高增长率21.3%（1958）年，最低增长率-27.3%（1961年），波幅高达48.6%。此后，70年代、80年代逐步缩小。转向“与国际接轨”后，全面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与手段，到90年代波幅降至10.8%，进入本世纪后，到2007年为止，最大波幅为3%，整个图一显现出“三角形整理”且走到顶端的态势。

有证券市场经验的人都知道“三角形整理”。当数据波动幅度渐次收缩，最后指向一个顶点时，意味着极有可能发生“突破”。“突破”意味着以前决定数据波动的机制失效，新的机制将取而代之。这时的关键是判断突破的方向，即新机制的性质。数据短期内如此急剧下降，似乎在暗示，向下突破的可能性远大于向上突破。

从机制看“突破”方向

那么历史上决定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图二显示，建国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始终是第二产业，这提示我们：工业化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回顾历史，是西方列强用战争逼迫中国选择工业化道路的，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其背后都是严酷的国际环境。

在一个人口众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资源何来？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靠剪刀差从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手中聚集，一方面靠低工资降低工业建设的成本。而改革开放后，吸引外商、招商引资成了各级政府的要务，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寄望于外部资本家。

于是无论是当年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后来的“与国际接轨”阶段，积累工业化资金都是经济主管当局的首要目标。当转向“与国际接轨”后，统计数据证和大量事实证实了资本利润极大化是中国经济体系最核心的要素配置机制（见王中宇《利润极大化与滞胀》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而资本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产能与社会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自1998年起，“有效需求不足”成了令经济管理当局头痛的顽症。

在古典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极大化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方才导致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而在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完成“与国际接轨”应是1994-1998年间（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转？向右转？》科学时报 2008年9月2日 2版）。却在短短十余年间各种典型的矛盾就集中、大规模出现，根源何在？

中西方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走上工商文明的，西方学者将中国的传统社会称为“东方专制主义”，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原始共产主义”描述东方的传统社会，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则写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从秦汉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分析了中国官僚政治发生与演变的历程及其系统动态。

从历史上看，行政权力独大，官僚体系一家通吃是我们社会的悠久传统，它最大的特征是高效，因为它不受其他力量的有效制衡，可以自由挥洒。这种高效在历史上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当官僚体系中理想主义占主流地位时，它可以相对廉洁，从而高效地实现主政者的目标；而当官僚体系中个人经济理性占主流地位时，各级官员可以高效地实现自己的私利。

观察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性经济人”是如何把持政策选择，为利润极大化原则“保驾护航”的。

企业视角：推动资本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

承包、优化组合；抓大放小、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向少数人集中。贵族化的金融体系靠行政权力垄断了从储蓄到的投资通道，而它只热衷于向大型垄断企业注资，连理论上定位于农村的农业银行都是如此。《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告诉我们：

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重点优势行业。其“积极营销和拓展”的对象是“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跨国公司、事业法人客户以及重点优质项目”。其重点关注的客户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等优质集团性客户，各大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等优质集团性客户，以及福建、重庆、大连等省市政府。

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

在《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还被称为“全民所有”的企业，到了《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就改称“国有”了。可见“国有”取代“全民所有”不早于1992年、不晚于1994年。

“全民所有”至少在名义上要对全体人民负责，而“国有”则是政府内部事务，与“全民”无干。于是社会看到地方国有企业被大量转化为有官方背景人士的私营企业。而央企一方面靠行政权力聚集巨量资源，以“做大作强”；一方面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下，让马明哲们合法获取6000万元年薪；一方面将大量员工抛向社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未向财政提交一毛钱的利润，而从1985年起，就一直从财政领取大量的“亏损补贴”（见图七）。财政的钱来自“全民”，而“国企”的利润又流向了何方？

 

图七：财政与国企的经济关系

被“国有”抛弃了的“全民”，只好就业于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而它们在各衙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十几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贵族化的正规金融系统根本看不上这些草根，而草根金融却得不到合法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只能靠“内源融资”和“地下金融”艰难地谋求生存。

这样的政策倾向使资本向大型企业集中，资源和权力向大型企业的管理层集中。广大国民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只好自生自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告诉我们：

“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而靠此为生的“全民”，其工资收入正是社会购买力的基础。

地域视角：推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区域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质人口”、创建“**城市”（这**会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诸如“数字化”、“国际化”、“学习型”、“卫生”、“文明”、“绿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资本向大城市集中。

从全国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获得的资源远超过各地，促成这些地方志得意满地提出：“率先实现现代化”。随着这些城市的超前发展，人口大量向这些城市聚集，导致这些城市的两会年年讨论“控制人口规模”、“限制低素质人口”。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场景，使有能力影响到国家决策的群体，误以为这就是整个国家的面貌，从而误导国家的公共事务决策，因为这个群体主要住在这些城市中。

上行下效，各省纷纷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作为发展战略，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向省会聚敛资源。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让各地的城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盘，以至于被基层讥之为“市刮县”。

中心城市脱离国情、国力的超前发展，在观察者眼前展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

一个与欧美不遑多让，形象工程与政府建筑之奢豪（同时难免粗俗）傲视全球。今年四川抗震救灾中，成都新的行政办公中心曝光，举国国哗然（见图八）。

一个凋敝败落，污染遍地，学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风。即便“天子脚下”的 “直隶”，类似图九的景观也随处可见。

 

图八：从卫星照片上看成都新行政办公中心

来源：GoogleEaerh

 

图九：河北石津灌渠一景

当年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感叹：“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问题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欧洲”不过是这背景上的一块块“飞地”，而飞地上的人们却以“主流”社会自居，控制着国家的舆论和公共事务决策。

社会视角：推动资本向富裕群体集中

多年来，“亲商”成了各级政府自觉的政策选择，甚至“亲”到官商不分，官商一体的地步。“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以零资产、零税赋、零地价吸引客商），让前官员化身的商人，以极低的代价将大量名义上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私有财产，并立法保护之，称之为“产权明晰”。另一方面，减员增效、拉开收入差距则让多数国民为之付出代价。

结果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聚集大量资产，以实现利润极大化；而导致多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我们数千年的古籍中，有两个词汇描述这一过程--“聚敛”、“兼并”，这历来被视为国家的乱源。这种聚敛的效率有多高？看看历年的胡润榜就知道了（见图十），请注意：图中表征财富的纵坐标是对数坐标，相邻两条主刻度线间差一个数量级。

 

图十：历年胡润富豪榜

事实上，胡润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而许多富豪的财富见不得光。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机制胎死腹中，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太多的高官，其拥有的财富无法面对社会公众。可见聚敛的真实效率只能比图十显示的更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聚敛起来的财富统统需要进行投资、以追逐利润。以前，学界曾将投资饥渴归之为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证明，在“主流”经济中，投资饥渴远超过“接轨”前。进入本世纪后，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速度远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见图十一）。这个比值的平衡位置显示出持续的加速上升态势，如果这个大趋势不转变，十六年后（2023年），全部GDP都得转化为投资，而留给社会消费的份额将趋于零！这样的经济系统可能运行下去吗？

 

图十一：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然而投资长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出口萎缩的前景下，更是不得不依赖投资。于是我们很可能看到经济继续沿图十一展示的趋势发展，直到无以为继之时。

为什么无法启动内需呢？

启动内需在逻辑上唯一可能的出路是降低投资份额，增加消费份额。然而经济系统一次分配的现实决定了工薪所得过低，而资本（以国有资本为主、民间资本中又以外资为主）所得过高。资本所得的本能是转化为投资。工薪所得中，高收入者所得过多，低收入者所得过少。高收入者的收入，相当部分渴望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未来的利润。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是低收入者，他们所得之低，使其客观需求的大部分不可能成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是整个社会“内需不足”的根源。

只要一次分配的这个格局不改变，投资高速增长而内需疲弱的趋势就不可能改变。有人冀望于政府的二次分配，然而这只能被“理性经济人”（他们充斥于行政机构内外）当作最现实的发财机会。凡是由政府部门发放资金的事项，必定有政府内外相互配合，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词套取资金的事件，此类个案不胜枚举，圈内尽人皆知。其宏观效果是：政府发放的资金大量转化为新的资本，而本拟救助的对象所得无几。

这样的系统运行机制难于应对海外市场萎缩，于是向下“突破”的几率远大于维持原有运行状态的几率。而一旦发生向下“突破”，“保八”就成了泡影。

扬汤止沸的“救市方略”

质而言之，当前的困境源于强势官本位系统追逐的利润极大化原则。它心目中的“发展”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将国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转化为追逐未来利润的资本；而国民的发展从来就不曾是它的真实目标。由此方可理解高速增长的GDP与国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间强烈的反差。

面对金融海啸，各国纷纷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向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货币。当年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措施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包括：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实行以资产占有量为税基的累进税、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其二是增进社会公众的有效需求，包括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力促中小企业的复兴、大兴公共工程。

2008年8月19日，摩根大通(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考虑一个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11月5日，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比龚方雄披露的高出一个数量级。4万亿相当于2007年GDP的16.2%，2006年财政收入的103.2%，力度之大举世震惊。

现就职于世界银行的林毅夫表示：

“中国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有助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到8%～9%的水平,这就是中国为全球经济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从媒体报道看，这四万亿指向三个方面：

其一：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负担，包括：

1、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2、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3、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其二：公共工程，包括：

1、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2、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4、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其三：支持企业，促进转型，包括：

1、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2、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为此，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第一个方向针对不足的有效需求，无疑是正确的。此次金融海啸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由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直指要害。然而这种“补贴”性的支出能否解决经济体系根本机制造成的问题，值得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它能救急于一时，将矛盾推到以后。另外需要指出：对其中的“游牧民定居工程”当地部分民众和生态学者、文化学者持有强烈的异议，宜谨慎行事。

第二个方向从长远看为国家发展所需，但它能否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怀疑。投入工程的资金中，行政体系势必吸收一部分，工程最后由企业实施，企业必定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利润，最后才可能是工资。只要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依旧，这三部分的分配格局就不可能改变，而正是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今天的困境。大型工程中，单位投入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很有限的，而它却有超强的能力创造富豪。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就采取过由政府举国债大搞工程的对策。正是这期间，中国的两极分化急剧拉大，产能与购买力严重失衡，造成了今天这种难以处置的局面。

第三个方向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调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相当热衷。既有站在企业立场上希望压缩政府在经济领域活动空间的，也有站在政府立场上要求控制经济命脉的。这种争论的背后往往掺杂着“主义”之争。然而从整个社会的视角观察，这不过是精英集团内部的势力范围之争而已，根本不涉及问题的症结--社会公众疲弱的购买力。理论界还有相当多的声音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升级和创新。事实上，导致今天困局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企业最理性的行为是窖藏现金（无论来自那个渠道）以备过冬，而非投入前景莫测、风险极大的技术改造。从全世界看，今天的技术水平远超过的1929年，却发生了与之类似的危机。可见指望技术发展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从问题症结的角度看，只有第一个方向对症，可能生短期救急之效；第二个方向利弊参半、弊大于利；第三个方向基本不对症。注意：当年罗斯福从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增进社会公众的有效需求两个角度下手。而今我们完全没有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的举措，相反却为加速资本积累打开新的渠道。由此可感受到，在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上，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之巨大。这种扬汤止沸的药方，疗效可想而知。

心猿意马的“流动性”

这三个方向的措施需要巨量的资金，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财政收入肯定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政府支出的钱从哪里来？

12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创造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

这一政策的背后是相信货币发行量能影响经济增长，希望用多发货币带动疲弱的经济。然而，这一期望却得不到事实的支持。图十二是货币发行总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对比。数据显示，在1999年之前，两者间存在某种同步关系，而此后基本上是各走各的。相关性分析表明，1999年之前，GDP 增长率与货币发行量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9587（不变价格）、0.9189（当年价格）；而此后GDP 增长率与货币发行量增长率的相关系数降为0.1295（不变价格）、0.3391（当年价格）。

 

图十二：货币发行总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这暗示我们，货币总量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靠控制货币总量来调控经济速度已经不现实。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对“流动性过剩”极度忧虑，决定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整个2008年货币发行总量一改2006年5月以来的增幅下降趋势，转而上升（见图十三），而经济增速却明显下滑。

 

图十三：货币发行总量年增幅

理论界争论“流动性过剩”已有多年，至今未见明确结论，连什么是“流动性”都众说纷纭。经济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上并不缺少货币，货币发行量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生产的财富。货币发行量不仅远超过了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真实财富，也明显超过了以当年价格计算的、不断“注水”后的财富。而且，这种“超越”的速度进入本世纪后明显加快（图十四）。

 

图十四：货币发行量与社会财富比较

问题的症结在于，大量的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的目标是“以钱生钱”，以获取“财产性收入”，而这种收入最终建立在商业利润的基础上。商业利润依赖社会购买力，即不是指望利润而是满足消费需求的货币，而这类货币已经远不能满足期望获得利润的货币的胃口。

于是食利者群体的心态成了决定经济速度的关键因素。

当他们判断有可能挣得利润时，势必蜂拥而出，将资金投向一切他们看中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在2004—2007年间看到的“流动性过剩”。理论界则在这种需求的驱动下，论证投资优于储备货币，手持货币无异于坐等贬值（见高善文《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中国市场出版社）。

反之，当他们嗅到严冬的味道时，立刻转而信奉“现金为王”，紧攥钱包，准备猫冬，同时大叫“受不了了”，以博取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补贴，至少要也降低其承担的基本社会义务（如工资、税赋支出）。

于是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本质上是与食利者群体的心态博弈。古人云“心猿意马”，在真实利润空间与利润需求量之间严重失衡的环境下，食利者群体的心态势必高度不稳定，在“贪婪”与“恐惧”间跳跃，他们已经让全社会在短短一年内体验到了什么叫“冰火两重天”。

大量超额发行货币，是为了让他们重拾信心。当前，中国30%-40%的产能直接依赖海外市场，二十余年的经济进程形成的这一局面不可能在数年内转变。于是我们看到，源自外部的金融海啸，正好撞上了中国经济体系的“阿里基斯之踵”。只要这些产能放空，食利者群体追逐的利润就成了无源之水，其信心如何恢复？

而一旦他们的信心恢复，这些超额发行的货币势必成为新一轮通胀的巨大推力，那时宏观经济管理班子势必体验到比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更严峻的通胀压力。

9月14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言下之意，当前的麻烦，其程度不次于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而当年的“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将近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

我们经济系统的深层问题以前可能难于认识，而今统计数据和经济现实已经将其凸显出来。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现在是直面现实，严谨、客观、深入地开展研究的时候了。

（注：文中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海关总署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