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通胀根源于“货币过多”吗？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2007年以来，通货膨胀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突出的热点问题。虽然专家学者的意见尚未一致，但对通胀根源的分析却并无本质分歧。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易宪容先生的看法就颇有代表性。说他“颇有代表性”，是因为易先生的看法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标准解读。我认为易先生的看法很值得商榷。

易先生认为：“一般说来，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是成本推动型，也可以是需求拉动型，即有人所称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但是，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套不上这两种类型，它完全体现了中国式的特征。” （易宪容，2007）

什么是“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呢？易先生说：“我曾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同样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先是由两大资产价格上涨（楼市与股市），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起全面通货膨胀。” （易宪容，2007）

读到这里，我就有些纳闷了，如果易先生所谓的“中国特征”，就是“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同样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这种“中国特征”不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吗？按：货币数量论是货币学派的理论基石，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有一句名言：“所有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这句话成了货币数量论的经典表白。

可见，易先生对“中国式通货膨胀”的解读，与货币数量论对通胀的解读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将通货膨胀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在易先生看来，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进入了“全面通货膨胀”。

从现象上看，通货膨胀的确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在经验上人们不难看到：物价水平与货币供给量同向变动，通胀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同向变动。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却把现象等同于本质，把货币数量的“增减”看作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回到“中国式的通货膨胀”上来，用易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

在我看来，“货币数量论”对通货膨胀的解读是现象的、肤浅的：

（1）任何通货膨胀都必然表现为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的含义就是“货币过多”。换言之，通货膨胀与货币过多，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而已。因此，说“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不过是同义反复，并没有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前进一步。可见，与通货膨胀一样，“货币过多”也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

（2）既然“货币过多”也仅仅是一种现象，那么，“货币数量论”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货币过多”，就经不起进一步的追问。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货币过多”？我们可以发现，导致“货币过多”的表层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货币当局超额发行纸币；二是实物商品的供给出现短缺。之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是“表层”的，就在于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超额发行”或“供给短缺”，我们还可以列出种种原因，比如：战争需要、投资过热、经济结构失衡、能源危机，等等。可见，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货币过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回到中国的现实来，我以为，易宪容先生对“中国式通货膨胀”的解读，同样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国目前的“货币过多”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我们能把这种“货币过多”的原因归结为“货币过多”吗？当然不能，因为这种同义反复的幼稚逻辑并不能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任何信息增量。

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生产过剩”的大背景下，中国会出现“货币过多”的问题？我想，把“货币过多”归结为“分配结构失衡”，恐怕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能够得到证实的问题。用地球人都明白的一句话说就是：有钱的不想买，没钱的买不起。除了众所周知的“两极分化”之外，老百姓常说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分配结构失衡”的问题。这里的逻辑在于：分配结构失衡——需求不足——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钱花不出去——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多。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把中国目前通胀的原因归结为“货币过多”，不如说“分配结构失衡”才是目前通胀的主要原因。如果说这次的通货膨胀真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话，我以为，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的生产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同时并存，就是这次通货膨胀的“中国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多）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本来是中国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和生产过剩，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需求所形成的贸易顺差通过“流动性过剩”，暂时掩盖了中国的“产品过剩”。换言之，所谓“流动性过剩”，不过就是实物过剩的货币表现罢了。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生产过剩”，而并不是什么“货币过多”。

易先生说：“如果不了解国内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也就无法找到化解的办法”。这话我同意，可问题在于，易先生从“中国式的通货膨胀”论出发，得出了：“既然当前的通货膨胀根源是货币问题，那么就得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对于这个结论，我深表怀疑：（1）把通货膨胀的根源归结为货币问题，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2）货币政策的确是应对通货膨胀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不解决由分配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生产过剩，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多）的问题就永远不可能消除，货币政策就只能是治标不治本。（3）因此，把解决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重任交给央行一家，恐怕是勉为其难了。严格的说，这个重任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以及决策的方方面面。用官方话语说就是：系统工程、统筹考虑、综合治理。

末了补充两点：其一，易先生对目前过剩货币流入股市持负面的评价态度，我以为，这种态度对强调“股市有风险”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股市不仅是过剩货币的蓄水池，而且更是过剩产品和过剩货币的再分配手段（这正是股市上涨的真正支撑基础）。因此，对目前中国股市作正面评价比作负面评价更有积极意义。其二，易先生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进入了“全面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全面”的含义不仅包括商品的种类，而且还涉及物价涨幅以及时间的长度，等等。因篇幅关系，这个问题容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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