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建设不能失去传统

张文木

原载：环球时报

今年年初的雪灾、5月的地震救灾，给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两点有益经验。
第一，在中国南方山地，水运仍是人力和物资投送最便捷、最稳定的通道。这个经验提醒我们长江对于未来中国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大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重视长江经济价值的同时，却忽略甚至削弱了长江的国防价值。毛泽东曾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修河”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河流是先于陆地和天空的航线，因而也是最古老和最不易受天灾人祸影响的航线；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天灾人祸面前，一般留下的直接可用的总是水运航道；这时，水航不仅是保证物资调运，同时也是军事调运最基础、最稳定的通道。正因此，它也就成了中国政治联系及由此产生的中国统一的最基础的纽带。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正是由于有了京杭大运河，才有了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的联系及由此产生的一次次国家统一战争；正是由于曾国藩控制了长江，才保证了近代中国的南北统一；正是有了长江，抗战初期中国东南战略物资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向西南的大规模迁移；最后，正是由于毛泽东打过了长江，才有了当代中国的统一。
保证中国统一的最核心因而最具全局战略意义的纽带是中国长江。对此，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马汉，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他说：“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马汉的分析推进了我们对长江的看法，即中国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目前，我们在长江修的许多水库犹如一道道篱笆，而中国东西两面只有长江可以天然贯通。在马匹运输有限且已经废弃的情况下，自然水运如不再畅通，路陆通道和天空航线再因天灾人祸而中断，一旦国内出现大规模的突发事件，那我们就会因物力人力不能东西（东至台海，西至川藏）两面及时调度而陷入重大安全困境。
第二，在汶川地震中，救灾部队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这些年新军事变革成效的实际检验。我们看到这些年部队的军事装备已非常现代化了，但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的救灾部队进入灾区（也是另类“战区”）的速度却迟迟跟不上。这使人怀念起我们20世纪30年代的在湘赣川贵一带作战的红军和在贯通大西南交通线的建设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骑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种。当时我们的红军在川贵地区可以纵横驰骋，靠的就是双脚和马匹运输，非常灵活；而蒋介石的部队则为重装备所累、步步为营，非常笨拙，以至于毛泽东讽刺蒋介石“步步为营嗟何及”。60、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道兵、基建兵已在川贵一带的“三线”建设中积累了相当丰富和有效的凿洞、开道和建筑的经验。但是，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今天我们部队装备技术含量大幅提升了，可部队投入战斗的速度却不理想，最早到达地震中心的不是现代化机械与信息部队，而是徒步行军的少数官兵。救灾途中，我们的部队进军速度为装备所拖延，装备不能随人而动，这大大限制了被视为部队生命的机动性。
抗震救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使人不由反思：第一，今天我们的军事变革是否有在重复20世纪30年代初的尊“黄埔”、轻本土，重理论、轻实践，过于看重与国际“接轨”的形式，轻视与中国具体实践条件的结合的倾向？第二，如果今天在西南山区再次出现20世纪50年代那样规模的西藏平叛行动，我们目前的现代装备所表现的战斗力是否可以比那个时代更有效？第三，中国西部多山，将产生于并适合于欧洲平原的军事技术及建立其上的大纵深集团军推进的战术应用于中国，是否合适？可以肯定，我们必须更多地依赖中国传统的作战方式。中国军事变革不能将传统中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要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在西南地区，我们部队应加强山地特种作战的训练；在西北地区，可更多地借鉴西方大纵深战术；但在东部海区，则要更多地向西方海洋国家学习。
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红军在西南地区的重大军事挫折中认识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胡锦涛同志指出：“用战斗力标准统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检验改革成效”，那么，2008年我们的军队在同样的地方再次经历了非常的困难，我们能否通过这次经历，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在积极学习西方军事经验的同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之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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