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政治是一种历史经验

——11月20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内外经济形势系列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会议刚开始，杨帆老师就谈到黄纪苏老师委托他传话，希望跟左翼学者讨论一下民主问题。但是今天很遗憾，主要的左翼学者都没有来，只来了一个我这样的非主要的左翼（笑声），但我还是愿意谈谈我对民主问题的看法。

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厘清概念。什么是左翼？如果把左翼/左派定义为是那些仍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尤其是经济上非常平等的社会的人话，那么，我就不否认我的左翼/左派身份，别的定义，我是不接受的。我希望未来中国也好，人类也罢，还是能够进入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就要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伟大复兴。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厘清的概念，就是民主。我今天谈论的民主，指的是西方的选举式民主。

同时，我这里还要借用一下汪晖老师提出的两个概念，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再问“什么的平等”》，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民主分为“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会形式”，我觉得这个分法对我们讲清道理很有帮助，汪晖说的“民主的政治形式”主要是指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民主的社会形式”，我的理解，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平等，不见得是完全的公有制，但应该是指在经济、社会层面的包含很多带有社会主义内涵的制度安排。

大家都知道左派内部目前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也一直在进行着。现在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变化是，左派和右派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民主问题，而是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倒是左派内部争论的焦点，转变成了民主问题。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认为，中国左翼谈论民主，一定要先问一问，现在实行民主，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复兴？也就是说，要问一问“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会形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是断裂的？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获得“民主的社会形式”？会不会出现“民主的政治形式”反对“民主的社会形式”的情况？对中国左翼来说，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抽象地谈论民主，至少是不是一个清醒的左翼。

谈论民主的话题，一定不能忘了时代背景。现在谈论民主，和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谈论民主，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是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谈论民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记住。南方系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笑蜀，他的成名作是编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那本书，其中收集的当时新华社、《新华日报》的社论、评论文章等。这些文章里有不少赞扬美国民主，主张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观点。笑蜀编这样一本书，我觉得他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要求现在的当国者兑现承诺，否则就是大言欺世。

但如果我们了解历史的话，就会明白笑蜀的质问是在刻舟求剑。因为当30、40年代谈论民主的时候，这个民主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不仅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也意味着更加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所以共产党才高高举起民主的大旗，当时不仅新华社的社论主张民主，在解放区也建立了远比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更加民主的“三三制”政权，农村用黄豆进行选举等，与此同时，解放区也实行了“二五减租”减租等带有很强经济平等性质的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中国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主要是由于蒋介石迷信武力，执意要发动内战的结果，这个责任算不到共产党的头上。

另一例证是朝鲜。1945年朝鲜光复以后，沿三八线南北分治，金日成在北方进行了土地改革，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他一直主张通过普选来统一朝鲜半岛，但这一要求被李承晚集团拒绝。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仅单方面建立了韩国，而且还一直主张武力统一——无法通过普选来实现统一，这才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现在我们谈论民主，背景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了——现在是后冷战时代。冷战是以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苏东集团的失败，以及中国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巨大调整而告结束的。冷战的结局，导致了整个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被否定，这样的背景，导致的结局就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发生了断裂，不仅是断裂，甚至“民主的政治形式”反对“民主的社会形式”。

也许有人会从理论上反驳我的观点，但我认为，政治不仅仅是理论，而首先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历史经验。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政治转轨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民主化的实践，无一例外地都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无论是苏联、南斯拉夫还是任何一个东欧国家“转轨”的实践，都是如此。这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找不到一个案例，证明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建立“民主的政治形式”，来复兴社会主义，何以中国能够例外呢？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对中国现在的执政党，不管左翼对它如何不满意，也不管它在实际上究竟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但它在客观上还是扮演着“社会主义遗产看护人”的角色，尽管这些遗产已经被他们变卖了不少，但留下来的仍然可观，其中包括政治遗产，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等；也有法律的遗产，包括宪法和党章的一些规定，还有道统的遗产，比如他们还不能公开否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不能公开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合法性，毛主席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等等。这些遗产赋予了执政党所以能够“执政”资格，所以他们还不敢轻易将其全部变卖，而充其量将其封存起来。对左翼来说，这些遗产正是未来社会主义复兴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些遗产，左翼就可以合法地主张社会主义。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急于忽悠共产党搞“民主的政治形式”，以便彻底摧毁这些社会主义遗产，左翼面对这个问题，难道不能更清醒一点吗？

第二，冷战结束以后发生的民主转型还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赋予资本统治的合法性，使得资本可以名正言顺地支配政治权力。选举是要靠媒体的，而媒体则是谁有钱谁就可以控制的。西方的选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资本提出候选人，选民在资本认可的候选人当中进行选择的游戏规则。很显然，这样的选举不会伤及资本的利益，对普通的中下层民众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对资本的来说却是很有意义的：资本的统治本来是反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是1%反对99%，但经过这样一个选举的程序，资本巧妙地让大多数人投票同意1%的人统治自己，投票同意反对自己的利益，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自作自受，无法反对的状态——只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下去，选举和不选举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反正是资本在统治。

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资本（主要是国际资本）通过控制媒体来统治社会的现象。最近发生的孔庆东“三妈事件”，我们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据当事记者回忆，孔庆东接到电话后尽管骂了一句，但和他自己后来在微博上公布的“三个排比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显然，孔是故意要把这个事情炒大。孔庆东在挂了电话之后，马上给记者发了一个短信表示道歉，表明他并不愿意伤害这位记者个人，他是非常冷静、理性地在做这个事。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事炒大？我的看法就是他要通过这样一个事件争夺话语权，事件被曝光后成了媒体的焦点，他就有了话语权，就可以说话了。就这一具体事件而言，孔做的很漂亮，处于内线态势，却打了一场外线战役，“南方系媒体”由此很难彻底撇清和“汉奸媒体”之间的关系，但就宏观而言，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国际资本假手南方系，在中国公共舆论空间里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专制局面，孔庆东身为北大教授，本来应该有一定的话语空间，但他也不得不通过这种“诱敌深入”的方式来争取说话的权利。

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资本的统治在事实上已经被建立起来，但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法统、道统仍在，所以资本的统治仍然不具备完全彻底的合法性。最近媒体一直在炒作富豪移民问题，就反映了资本统治在未完全获得合法性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这样一种惴惴不安的心理。

第三，冷战结束后的政治转轨还有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政治转轨通常都伴随着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大国变成小国，多民族国家变成了一个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相反的例子。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也解体了，其中南斯拉夫的解体还伴随着残酷的内战。苏联的继任者俄罗斯也差一点解体，为了避免解体，俄罗斯不得不发动了三场非常惨烈的车臣战争，我曾经看过一个反映车臣战争的纪录片，用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来形容也不为过。

概括起来，左翼内部在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民主会不会导致社会主义？二是民主会不会使资本的统治获得合法性？三是民主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中华民族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代价？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要发生根本变化，一般要经历三大革命，一个是政治革命，一个是经济、社会革命，还有一个是文化革命。在20世纪，中国革命首先是进行了政治革命，在1949年夺去了政权，然后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了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革命，最后在1966年开始文化革命，最终由于文化革命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当然，我这样的区分仅仅是一种大略上区分，实际上，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三种革命往往都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开启了一个去社会主义化的历史进程，小平同志也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政治革命的发生，从1976年10月事件到后来的华国锋下台，以及后来的清理三种人等，都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然后在政权的强力推动下，开始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革命，重建了私有制，也重建了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统治。到了今天，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革命都已经完成了，西山会议派自己开会的时候都说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经济、社会层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资本的文化革命本来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但由于左翼的重现，使得这一领域重新出现了不确定性，目前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攻坚”，移植来自西方的“民主的政治形式”，彻底废除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道统和法统，彻底完成政治革命。

面对这样的状况，左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从政治革命开始，左右合流，先拆庙，先搞“民主的政治形式”，这样做会导致什么结果？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总之那些善良的左翼有可能陷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窘境，或者像一个拉洋车的，把资本送进权力的大厦去享受权力的盛宴，而自己最后却只能蜷缩在大厦前的街道上餐风露宿。

另一部分左翼人士则主张先从文化革命开始，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来争夺政治领导权，最后推动经济、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复兴，重建“民主的社会形式”。

这样一种主张可行不可行呢？我想指出两点：第一，这是1990年代新左派重新出现之后一直在实际执行的路线，包括和自由主义的论战，包括国企改革的论战，也包括关于颜色革命、普世价值的论战，等等，都属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范畴，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效；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为这一思路提供现实的经验，她向我们展示了沿着“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和社会革命”的路径推动社会主义复兴的现实可能性。

我不同意一些左翼朋友对重庆模式无限拔高的说法。重庆模式究竟能走多远，我们不能肯定，未来重庆模式会不会被推向全国，我们仍然不能肯定，社会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两点，第一，重庆目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条道路的自然延长线，是指向社会主义复兴的；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并不是某位领导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和中国社会左翼力量近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化革命，争夺文化领导权所营造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重庆模式是1990年代以来重新出现的左翼思潮的精神产儿。毫无疑问，没有左翼这些年来对贫富分化的强烈批判，没有左翼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捍卫，重庆是不可能推出“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的政策路线的，在1990年代甚至新世纪的前几年，重庆这样做都是不可能的。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也是沿着同样的路径推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的。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主张，就是一条“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和社会革命”路径，而且这一路径的有效性在前苏联得到了充分验证。同样，左翼推动社会主义复兴，也可以沿着同样的路径前进。在文化革命进行到一定程度，政治领导权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一种可能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政治人物掌握政治权力，还有一种可能是现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开始推行转向社会主义的路线，最后导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重建“民主的社会形式”。

总之，我对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复兴是充满信心的，至少在这样一条道路被完全证伪之前，在确认“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断裂被消除之前，左翼不应该贸然尝试别的路径。

最后我谈谈个人对张木生老师提出的“重归新民主主义”的看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张老师的理论能够肯定、并且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毛泽东时代的合理性和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从未来的角度看，如果能够明确“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继续走向社会主义，从当下的角度看能够重新确立工农联盟的政治领导地位，那么，我觉得这个“新民主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比现在的糊里糊涂，回避阶级分析的“中特理论”要好得多。“新民主主义理论”好就好在可以使阶级分析的理论重新成为政治话语的主流话语，这将为社会主义者争夺话语权打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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