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框架

——模拟金矿理论

南京财经学院WTO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卢映西

2008年7月30日

　　概要: 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过剩，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视而不见的客观事实。以生产过剩的角度观察现实经济问题，就会发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经济难题基本上都是剩余生产能力得不到妥善处置的结果。事实上货币产业自古就有吸纳剩余生产能力的功能，只是一直未被学界认识和重视。在揭示货币数量论错误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在当今的信用货币时代重建货币与劳动的联系，进而构建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一举解决失业、贫困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难题，使市场经济真正走上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生产过剩  货币  劳动价值论  模拟金矿

一、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成就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跃居世界第四，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但与此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例如，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棘手。种种迹象表明，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中国似乎正在进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轮思想解放在我国展开了。

    （一）思想应向何方解放

    一般而言，解放思想意味着树立思想无禁区的观念，围绕那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那些已经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以敢破敢立的气魄和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不是小打小闹，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要在理论上产生质的飞跃。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举措，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思想无禁区并不意味着有意义的思想解放成果可以经由毫无针对性和方向感的胡乱突破而达成。这里的关键是对突破方向的把握，我们可以通过思想解放的历史找到可供参考的线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三次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大转折。第一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在当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再次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这次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即确立新的科学发展的模式，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同时强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注重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长转向注重“以人为本”的整体生活幸福感的增长，从“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转向“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一句话，就是要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对于解放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①]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发现经济发展出了毛病，用计划经济这个老药方治不好，就找来了市场经济这味新药。我们搞市场经济，借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治好新毛病，同过去一样，应该从反思正在使用的药方开始。进而言之，要想解决我国经济出现的新问题，应该重新反思资本主义，这是由仲大军提出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②]

    在思想史上，对资本主义反思最彻底的，莫过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正是一个成就与弊病同在的社会形态。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使得其经济繁荣根本不可能持续。今天，我们在拥有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理应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创新。

    （二）冲破旧教条的牢笼

    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前辈们的眼里，有时真不算是什么难事。例如，伽利略面对统治了物理学近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教条——“重物的下落速度比轻物快”（此教条与我们的直观经验吻合得相当好）——就没有盲从，而是通过一个思想实验对它提出了质疑。他先假设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立，并设想有这样两个物体：A重B轻，按照亚氏理论，下落时A快B慢。接下来把A、B两个物体绑在一起形成A＋B，A＋B显然比A重，仍依亚氏理论，A＋B下落比A快；再从另一方面看，A＋B中原来A快B慢，在下落时慢的B自然会拖住快的A，因此，A＋B下落应该比A慢。这就产生了矛盾。伽利略于是提出了可以化解这个逻辑矛盾的理论：下落速度与重量无关，所有物体下落速度相同。原来，在我们的直观经验中之所以有重物落得快、轻物落得慢的成见，是因为看不见的空气在起作用。

    当然，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理论创新机会不可能太多。这不多的机会，只会留给那些具备伽利略式科学精神的人。我们看到，后世的理论巨人，无一不具备这种精神。比如，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学术活动曾这样评价：“空间时间是什么，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搞清楚了；我智力发育迟，长大了还没有搞清楚，于是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结果也就比别人钻研得深一些。”[③]马克思则经常“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④]

    现在，让我们学着以这些理论巨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已经无人质疑的一些教条，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⑤]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与一般人的直观感觉相吻合，因此也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教条类似，在未经仔细推敲的情况下渐渐被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最终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赖以奠基的一个基本假设——稀缺性假设。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产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

    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家重效率而不重公平的倾向常常被人诟病。其实，只要承认稀缺性假设是合理的，这些批评就毫无道理。因为任何经济分析框架只要以这一假设为前提，那么经济“蛋糕”无论做得多大都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对效率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然而，只要我们结合生产和消费的实际情况再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稀缺性假设完全是个空中楼阁。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而且亚当·斯密也早已注意到了。只要我们再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⑥]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营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诸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⑦]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学者们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⑧]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使得这一理论实际上已完全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主流经济学的各种观点重新进行审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重新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进而提出一个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用以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贫困、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从货币史中寻找新的理论切入点

　　历史是前人走过的痕迹，也是供后人勘探开发的富矿。这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富矿，无论曾经多少巨匠深挖细筛，仍然会有“遗珠”留给后来者拾取。

    （一）早期货币生产和交易的基本特点

　　从货币产生的历史上看，货币只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被公认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商品。在各国早期的货币史中，很多商品都曾充当过货币的角色，但有趣的是，互相隔绝的社会共同体在交易过程中，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把货币材料固定在贵金属上，并形成相当稳定的交易惯例。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前425）曾讲述过当时的迦太基人是如何同北非石器时代的民族进行交易的：迦太基人的船停泊在一个海岸边后，他们就把货物搬到岸上，然后再把船开走，点燃起信号烟雾。当地的人只要看到烟雾，就会跑出来用黄金换走那些货物。如果迦太基人对支付的黄金感到满意，他们上岸取走黄金就开船离去；如果不满意，则等待支付足够的黄金后再走。[⑨]

　　据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记载，到了14世纪末期，这种交易惯例仍无多大改变：“从摩洛哥南行的穆斯林商队，越过阿特拉斯山脉，20天后到达塞内加尔河畔。摩洛哥商人便在此地摆出摊子，陈列一堆堆食盐、珊瑚珠以及其他廉价商品，随即退出现场。在当地金矿中以淘金为生的部落民族就会来到河畔，在摩洛哥货摊旁放一堆金子，也就退出现场，让摩洛哥商人决定，要么把对方拿出来的金子取走，要么把那一堆货物减少，使之合乎对方所付的黄金价值。然后摩洛哥商人再次退出，交易如此进行下去。摩洛哥人就是按照这样的贸易惯例赚取土著的黄金。”[⑩]

    根据这些对早期货币生产和交易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货币生产很早就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而且与其他行业一样，货币生产也是需要耗费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在今天的一些教科书里，当介绍纸币相对于金属货币的优越性时，往往把金属货币的生产需要耗费资源当作缺点，认为这是一种由社会负担的纯流通费用，会拖累经济发展。这显然是建立在稀缺性假设之上的观点，以为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而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而消费品总是多多益善的。如前所述，稀缺性假设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因此凡是建立在该假设之上的观点都要重新审视。从社会总有剩余生产能力需要寻找出路的角度看，贵金属货币的生产需要耗费劳动力——等于提供了就业机会——也许正是它的优点。这一点后面还要详加论述。

    第二，货币生产只需要简单的生产技能。早期的黄金几乎全部来自砂金矿，易采易选，只需简单的体力付出，即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从早期货币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通过货币的生产和交换，只具有简单劳动能力的人也可以分享由先进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各种消费品。货币产业的这种消弥先进与落后、贫与富之间鸿沟的功能，过去的经济学家从未重视过。

    第三，一般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或者说一般商品的价格——是经过交易双方多次讨价还价形成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内在地决定交易价格，在理论上有很大分歧。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的决定因素是货币的数量，即长期中货币数量增加会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上升。可是，贵金属是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而且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充当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时，理论上是不会有损耗的，实际上的损耗也微不足道。这样，社会上的货币存量在长期中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相反，一般消费品总是不断生产出来又不断被消费掉，其社会存量没有只增不减的必然性。因此，按照货币数量论，物价应该只涨不跌，即通货膨胀现象在贵金属货币出现的早期就应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但是这样的推论与史实不符。[11]

    另一种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1623－1687）于1662年第一次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基本命题：“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把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里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矿藏更加丰富的银矿，这时候获得两盎司白银和从前获得一盎司白银的难易程度相同，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售价十先令就等于从前一蒲式耳谷物售价五先令，相对价格相等。”[12]显然，这一说法就无法被贵金属生产和交换的经验事实证伪。所以，只要回到货币生产和流通的原始状态，货币数量论与劳动价值论的优劣显而易见。

    第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已经不是消费品。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就与消费品划清了界线。尽管贵金属本来也可以加工成各种器皿、首饰等，可是一旦成为货币，就只是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易双方都不再关心它本身的实用性。有些不易损耗的稀有物品也具有与货币相似的保值功能，人们同样不关心也不需要它们的实用性：“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13]

    货币的这一性质引发了人们对待货币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十分理性地认识到只有可供消费（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物质财富才是真正有用的财富，因而对单纯的货币积累不热心，甚至反感——“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14]

    对货币的第二种态度就是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货币本身虽然不是用来消费的，但它被公认为一切商品的交易媒介，可以随心所欲地换来各种消费品，因此可看成是一般财富的代表——这就成了一个挡不住的诱惑。我们在引言中说过，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一种消费品都不可能让人产生无限的占有欲。人们之所以有可能对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正是因为货币不是消费品。理解这一点，是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二）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催生了资本主义

    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与对货币的理性态度一样，都是古已有之的，而且与人们对长生不老和永不枯竭能源的追求相并列。于是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活动：炼金、炼丹和造永动机。这三件事情大概永远也做不成，但并不是毫无价值。人们在炼金、炼丹过程中逐渐总结出各种物质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导致了火药的发现和现代化学的产生；对永动机的追求，使人们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进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有意思的是，非理性欲望歪打正着终成正果的过程并不止于催生自然科学，还要在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人们追逐货币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出现了，那就是资本主义。

    1、“黄金渴望”

    14世纪初期，佛罗伦萨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1338年，佛罗伦萨已拥有200家呢绒业手工工场，有毛纺织工人3万余人，平均每个工场雇佣150人，全城每年可出产呢绒10万匹以上，行销西欧与近东各国，年产值达1200万佛罗琳。经济上的发达，使佛罗伦萨逐渐拥有了银行、毛纺、丝织、皮毛、医药、布匹、律师等七大行业，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到了15世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尼德兰，也相继产生了分散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随着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相互交易的目的渐渐从以互通有无为主变成了以积累货币财富为主，所以需要大量的金银和广阔的市场。可是当时西欧本身黄金的开采和储备已很有限，没有新的黄金来源，也就无法拓展新的市场，从而迫切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掠夺来满足在西欧国家中出现的“黄金渴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葡萄牙人沿海岸向南搜寻黄金，随后，就是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

    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笔下的中国描述成“黄金遍地、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东方神奇国度后，“到中国淘金去”就成了所有想发财的西欧冒险家不可抗拒的诱惑。几经周折，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终于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于1492年8月3日扬帆出海。“但哥伦布在这次航行以及以后几次航行过程中所发现的地方，都不是他原本计划要找的地方。他没有找到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庄稼与稠密的人口，却在圣多明哥以及其他他所发现的新世界找到尚未开垦、长满植被、那里仅有裸体穷苦的野蛮人居住的土地。但他极不情愿地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即自己所发现的地方，不是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些地方。”[15]

    然而对于哥伦布来说，新大陆是不是传说中的印度和中国倒还无关大局，重要的是在新大陆能否找到黄金。有了黄金，就可以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更大支持。“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16]遗憾的是，哥伦布在这方面收获不大。

    “继哥伦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动机。使奥伊达、尼克萨、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尔博到达里安海峡，使科特兹到墨西哥，使亚尔马格罗和皮查罗到智利和秘鲁的，都是对黄金的强烈欲望。当这班冒险家到达一个未曾被发现的海岸时，首先想知道的就是那里是否可以找到金矿。他们就依此决定自己的去留。”[17]

    黄金，黄金！直到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时，[18]新大陆对殖民者的惟一吸引力仍是可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由于该队伍主要由城镇居民和冒险家构成，其成员缺乏在荒原上建设新生活的耐心和能力。他们只想寻求黄金白银，对务农毫无兴趣。”[19]

    恩格斯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概括：“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20]

    2、无限的货币占有欲造就了新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曾经描述过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21]这样的欲望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虽然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但一直不入主流，甚至为当时的伦理道德所压制。历史悠久的简单商品经济，生产者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即通过为买而卖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为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简单商品经济的规模也是有限的：“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22]

    然而，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商品经济，由于货币这一非消费品作用的不断增强，[23]终将突破其原有的有限规模。“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24]一旦赚取货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是作为一种事业或人生目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资本主义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人们投入货币建立企业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25]“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26]

    赚钱，无限地赚钱，每个人都被裹挟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赚钱事业中去的洪流中，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壮观的景象。“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27]

    3、新的贵金属来源化解了早期资本主义危机

    但是，通过建立企业生产消费品[28]来赚取货币的办法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因为人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必然愈趋激烈，于是利润率不断下降。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会使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性的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视而不见。亚当·斯密早就观察到，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29]后来李嘉图也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30]因而可以说，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承认这一规律，只是认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整个经济将在经济利润等于零处达到均衡，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现实的经济表现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理想的均衡，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往往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停滞，因此马克思认为最后结局是危机：“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31]其实，只要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就不会相信在生产过剩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市场经济会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马克思的危机论实际上就是说，不能克服自身缺陷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认识远比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深刻。

    不过，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的危机并非不可避免。15世纪末，被赚钱欲望烧昏了头的人们开始把眼光直接投向货币（贵金属）本身，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西欧人的“黄金渴望”。这些国家的冒险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贵金属无休止的探寻，实际上是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开辟了新的宣泄出口，有效地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其后历史表明，随着美洲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果然使欧洲突破了经济停滞的瓶颈，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32]

    （三）贵金属本位的货币实践验证了劳动价值论

    货币是什么？这在纸币时代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表象上看，现代纸币似乎只是印刷机印出的纸版，数量可人为操控，尽管与其他商品没有天然的联系，却又能成为所有商品价值的“法定”仲裁者，这就使人难以把握货币的本质。所以我们要认识货币的本质，还是要回到贵金属货币时代，那时，货币与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

    1、劳动价值论通过了“价格革命”的考验

    16世纪40年代中期，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1600年，所谓的银山已经吸引了15万矿工。同时，在中欧的波西米亚开发了新的贵金属资源。1680年葡萄牙人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又发现了丰饶的金矿。潮水般的贵金属流向欧洲和全世界。西班牙人把成船的银锭运往菲律宾，用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商品贸易。直到18世纪，美洲的白银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增加了2倍，其中大部分也是从美洲输入欧洲的。美洲矿产使16世纪欧洲货币存量约等于原来的5倍。而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存量也各增加一倍以上。虽然各种版本的数据不尽吻合，但西欧主要国家货币存量在该时期的激增是确信无疑的事实。[33]

    随着美洲贵金属的大量输入，欧洲人见识了一种新现象——“价格革命”，即价格的普遍上涨。后来，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命名为通货膨胀。尽管下面的数据显示，这次通货膨胀与后来在信用货币时代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简直太温和了，但是它总算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用以检验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孰优孰劣。

    美洲的贵金属是由西班牙人首先发现的，所以通货膨胀首先在西班牙爆发，随后波及西欧主要国家。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其中法国物价指数比世纪初高2.2倍，英国高2.6倍，荷兰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将近2倍。[34]

　　这些证据似乎对货币数量论有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又不再支持货币数量论了。据考证，美洲贵金属在17世纪继续大量涌入，但此时的欧洲物价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并未重现16世纪的价格革命。[35]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只有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才顺理成章。以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36]因此，刚开始在美洲找到和开发新的贵金属富矿时，贵金属的劳动生产率自然会比以前大为提高，从而导致贵金属价值降低，物价上涨。等到美洲的贵金属矿得到充分开发，贵金属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随之稳定在新的水平以后，物价也会在新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也就是说，贵金属的价值只与其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关，与贵金属的数量无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详尽论述：

    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商品会影响另一个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作了片面的考察，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37]

　　2、以贵金属为“锚”的纸币制度仍可保持物价稳定

　　后来的货币现象，更进一步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

    银行业最初在欧洲出现时，是以贵金属为经营对象的。随着信誉的进一步扩展，从事银行业的商人和金匠们在放贷时，不一定每次都把金、银币真实地借出。只要能够保证最终见票付款，银行只需向借款人开立印有银行背书的可转让票据，借款人便可以凭借票据进行各种支付活动。如此一来，市场上实际流通的票据的票面金额就会大于人们寄存在银行的金、银币的价值总和。而银行出借的这些超出实际存款价值的票据，就是银行凭借自己的信用“创造”的货币。由此，银行开始步入高级阶段，变成了能够创造货币的金融机构。在迈出了信用货币创造这一历史性的一步之后，欧洲经济体系对贵金属供给来源的依赖性减小了。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流量，解决了贸易资金不足的问题。自17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储蓄银行业的出现和金融大家族及贸易大公司实力的进一步扩张，信用货币创造在西欧成为了一种常见的现象。以英国为例，17世纪后期，在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基础上，银行和金融系统凭借信用增创了25％的货币存量。到1698年，英格兰银行成功发行了价值134万镑的随时可兑现的银行券，至1720年该数值更上升到248万镑。在18世纪初，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代替金、银币，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最终的债务清算货币。[38]

    银行券的总金额虽然比银行中的贵金属存量大得多，但由于银行券没有割断与贵金属的联系，还是属于以黄金为基准货币的金本位制，因此银行券的增多并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正如亚当·斯密早已正确指出的那样：“由具有确实可靠的信用银行家发行的银行钞票，只要拿来，无条件地随时都可以兑现。这样的钞票价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与金币银币相等。因为它随时都能换得金银。因此，不管什么货物，以这种纸币购买，其价格与用金银买卖一样便宜。”[39]

    可是只要割断了与贵金属的联系，物价马上就会陷入混乱。1797年2月，英政府迫于财政收支恶化，银行券发行过度，金准备日益不足，遂以敕令停止银行券的兑现，中止金本位制。这一举措立竿见影的结果是：物价飞涨，汇价下跌，纸币贬值，金价上升。到1809年，纸币与黄金的价值背离更成为英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于是，围绕着是否应该恢复金本位的问题，金块论者与反金块论者展开了激烈的所谓“金块论争”。这场争论持续十余年，最后金块论者获胜，英国于1821年5月恢复金本位。这一波折表明，离开了凝结着人类劳动的贵金属，要保持物价稳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解释货币现象的最佳理论仍是劳动价值论。

    （四）重商主义的货币观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归路

    在现代经济学人眼里，重商主义只是一种过时的、早已被主流经济学“批倒批臭”的学说。可是只要面对现实，我们很容易发现重商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倾向仍然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从常识上看，追求贸易顺差和追求货币一样是非理性的，以牺牲自然环境、耗费自然资源的产品换取外国钞票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所以我们理解并赞同近年来以仲大军为代表的学者对重商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40]不过，在重商主义学说早已式微的今天，为什么许多国家仍不得不以自由贸易之名行重商主义之实？对这种悖谬现象追根溯源，或可生发新见。

    1、持续不断的货币流入促成经济繁荣

    15世纪以后西欧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大量境外贵金属的涌入，带来了明显的经济繁荣。在一个一直以来钱币很少的社会，如果有了额外的钱币出现，它就像水流一样使得国内的物品流动起来。皇帝和国王自不待言，就连一般的富裕市民家庭，也都产生了对豪华生活的兴趣。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上看到这个倾向：凡有经济能力的人，穿着开始精细，很多富贵人家已经习惯于使用台布和餐巾。从物质财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看也同样明显：那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很多地方的宫殿、市政厅和市民别墅的富丽堂皇至今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笔从美洲飞来的横财，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种海外事业的发展，致富渠道迅速多元化。利润不断地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海盗劫掠中源源而来。这种明显的经济繁荣与商业竞争、技术进步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壮大。而所有这一切，代价只是持续一个世纪左右的温和通货膨胀（与后来信用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相比）。

    货币——一种本身不是消费品从而要面对无限需求的商品——的增加，居然能引起多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究其内在机制，其实并不复杂。这个机制起作用的前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生产过剩——市场经济的常态。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增加，就可以把各国剩余的生产能力和被低收入压抑的消费能力调动起来了。当时，美洲贵金属矿的发现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剩余生产能力打开了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海外殖民地的金银生产和运输。接着，欧洲各国不得不以巨量的工业产品交换他们的金银。也就是说，贵金属的大量流入就相当于新市场的扩大，美洲市场成为一个有巨大支付能力的市场。这个过程在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富起来的同时，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制造业发达起来了。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造就了景德镇的发达，推动了湖州南浔等丝绸产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这都是出口扩大拉动的结果。[41]

    2、重商主义粗糙的正确和主流经济学精致的错误

    因此，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货币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货币的无限追求，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利大于弊的。基于这些切身的经验，作为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粉墨登场了。这一学说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的惟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货币，金银货币的多少是一国富裕程度和经济实力大小的标志；金银货币财富的来源除开采金银矿藏外，就是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本国商业和工业，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少买多卖和少支出多收入的原则，以保证本国货币财富的稳定增长。

     显然，重商主义是建立在人们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上面的。在亚当·斯密看来，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与理性相悖。他认为一些落后民族对货币的态度反而更为理性，而经济中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直接进口贵金属是无足轻重的。[42]

    但是不理性并不一定导致坏的结果。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虽然只是抓住了货币增加与经济繁荣之间的表面联系，还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寻找和揭示其本质规律，但得出贵金属货币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在不出现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这个结论却是符合实际的。发现追求货币积累的欲望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已经足以使这么一种似乎相当粗糙的理论在经济学学说史上奇峰独立。

    人们通过对货币无止境的追求，最终却能达到全社会经济繁荣、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这样一个合意结果，正好与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如出一辙。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发现了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没有发现这一切离开了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就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是必须通过货币而起作用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大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不过，这种衡量仅指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而言。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都是无法衡量的。”[43]此外，斯密的认识误区还在于，他以为资本积累的目的是消费，[44]不明白企业家投入资本的目的其实只是赚取更多的货币[45]——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斯密虽然推崇理性，却没有观察到非理性的货币占有欲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因而无意中为经济分析的“二分法”打开了方便之门，把后来经济学发展引向了一条不归路。所谓“二分法”，是指将货币分析与经济分析互相割裂的分析方法。显然，“二分法”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割断货币与其他商品都是劳动产品这一天然联系，所以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信奉货币数量论，只讨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关系，认为货币的增减惟一能够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他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实质是物物交换，货币只是便利实物交换的媒介，不会对实质性经济变量（如就业、实际收入和产出等）产生影响。换言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在长期中与货币量的增减无关，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中性论”。而在经济分析中，他们撇开货币因素，只讨论实物经济在市场自动调节下的运行规则，其中主要是讨论商品相对价格体系的决定。我们看到，经济学的发展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倒退——重商主义虽然粗糙，但至少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货币不是中性的。

    稀缺性假设上的错误已经使主流经济学偏离了正确方向，再加上“二分法”，更是错上加错，最终使主流经济学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伪理论——尽管这门学科已被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梳妆打扮得很像一门精致的“自然科学”。事实上，这种理论由于完全脱离了实际，从而不能正确揭示贵金属货币制度与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本质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必须重新把符合实际的思路梳理一遍。

    3、梳理新的理论思路

    其实，在货币增加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早已显示了他超越亚当·斯密和重商主义者的洞察力：“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46]
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货币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47]

    追寻西欧工业化的历史轨迹，我们看到的是，美洲的白银至少在16世纪上半叶刺激了西班牙的工业。16世纪中叶之后，对美洲的贸易额达到了新的高峰，海外的需求量早已超出了西班牙的工业能力，因此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寻求新的供给来源。自16世纪后期以来，荷兰开展了广泛的工业活动，并在造船业和纺织业方面居欧洲领先水平。与此同时，一个牢固的、高度多样化的工业结构也开始在英国逐渐形成，其中采矿业、冶金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尤为显著。贵金属的流入就是这样由点到面地改变了整个西欧。对这一段历史，古典经济学奠基时期的思想家大卫·休谟（1711－1776）曾作过生动的描述：“自从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不光矿主，连欧洲各国的生产情绪都普遍高涨；这种劲头的形成，除了别的原因，把它归之于金银的增加，是不过分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货币大量输入空前激增的各国，一切都有起色，面貌一新：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商人更加雄心勃勃，力图进取，制造业者更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连农民扶犁也手脚轻捷格外用心了。”[48]

    后来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波折，也从反面证明了贵金属流入对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例如在17世纪下半叶，新大陆输入黄金的减少和30年战争的结束使欧洲的经济活动陷入低迷，大多数欧洲国家为了商业资本家的利益采用了保护主义贸易体系，为了保护国内的生意而对进口征税。又如，在18世纪的后50年，主要由于来自巴西的宗主国收入因黄金产量下降而减少，其次来自亚洲的收入也大幅下滑，再加上需要在1755年大地震后重建里斯本，葡萄牙的财政陷入极度困境。[49]

    为什么货币的增加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如此关键的作用？原因仍然是上面提到过的：生产过剩。过剩首先体现在富人的生活中，他们的收入越高，其购买力就越是高于实际消费能力，储蓄倾向的提高大大快于消费倾向的提高。这种情况将导致穷人失去向富人出售产品的机会，从而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1772－1837）所说的“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50]这句话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从总体上看，穷人已不可能通过生产消费品来脱贫致富。这时，穷人要想立竿见影地增加自己的消费能力，只能另辟蹊径。这一“蹊径”实际上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就已经找到了，就是直接生产货币。因为整个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只有货币的生产才是释放剩余生产能力的最佳出口。我们看到，只要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问题，正确认识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枢纽作用，就很容易找到彻底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反之，如果沿用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最多只能得出一些自欺欺人的理论。例如，直到现在，无论国际国内都流行一种“开发式扶贫”的理论，鼓吹“造血优于输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等老生常谈，把扶贫寄望于帮助穷人“生产自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只要不是让穷人直接生产货币，任何“开发式扶贫”都不可能获得全面、持久的成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银行何以仍只能把“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作梦想来追求？[51]原因就在于目前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论述到此，新的理论思路已经相当清晰了：我们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重建一个类似金矿的货币供给机制。

三、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模拟金矿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劳动价值论由配第首先提出，后来富兰克林也作过阐述，再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发展成古典劳动价值论，最后由马克思加以批判继承。马克思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了商品的二因素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从而创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纠正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最终构建了完整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

    马克思在由他最终完成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以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行深入分析，建立了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现在，我们同样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试作探索，希望能够打开一个新的理论窗口。

    （一）货币本身不再需要有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简单价值形式、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了详细阐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与本质，阐明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货币论中，货币本身也是商品，“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任何另一个凝结着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52]随着价值形式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贵金属的天然属性最适合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53]即当贵金属独占了一般等价物这个位置时，贵金属货币制度就产生了。在这个制度中，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内容，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而且是最成熟的价值形式。这样，马克思彻底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所不了解的“货币之谜”，揭示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背离了马克思对货币的正确认识，货币也就重新成了谜，于是整个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走上歧路，结果连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不了。

    货币从一般商品中独立出来以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变得无足轻重了。一般商品都是消费品，这些商品的最终购买者的目的只是消费，因此这些商品的价值要以使用价值为前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人们获取货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货币本身，而是或者用货币作为媒介交换其他商品，或者把货币作为资本去赚取更多的货币，或者把货币当作财富的一般代表贮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干脆就是满足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我们看到，货币的所有用途均不需要用到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54]也就是说，货币从一般商品中独立出来成为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货币在执行货币职能时不再需要以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形成货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货币的价值。如上所述，作为货币，真正起作用的是货币的价值，而不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所以，由什么材料来构成货币体，甚至货币体完全消失——就如电子货币那样——都不会影响货币正常行使职能。利用货币的这一性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使金属货币升级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从而使货币的生产和流通彻底摆脱自然界的限制，为我们主动驾驭货币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因为货币具有不需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所以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形式对于货币而言不再重要，换句话说，任意置换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形式也不会妨碍货币行使其职能。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说，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是否有用也无关宏旨——有用的具体劳动只是保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而货币与一般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就在于货币体不需要有使用价值。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货币的这一特殊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货币而言，只有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即货币中凝结的抽象劳动不能丢，否则就会陷入货币数量论的泥坑，使得币值的稳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就是说，要解决币值稳定的问题，关键在于保持货币与抽象劳动的联系，保证一定量的货币永远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贵金属本位制之后的货币发行体制，最大缺陷就在于割断了这一联系。相对于过去从贵金属矿中把货币生产出来的过程，现在的货币发行显得很不自然，因而失去控制货币价值的客观标准，货币数量的控制陷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这样事倍功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现代的货币发行方式完全丧失了过去金属货币生产过程提供就业、化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功能。

    （二）模拟金矿构想

    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生产与价值形成有着天然的联系。假设货币产业是由大量贵金属矿组成的，进入和退出这个产业也完全自由，我们可以认为货币产业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货币的价值量——从交换价值的角度说就是对其他商品购买力的大小——只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实际的货币生产中，各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产出的货币量）参差不等，所以生产一定量货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通过市场交换“平均”出来。但在理论上，为简单起见，完全可以假定所有生产者都以同一劳动生产率进行生产，这样就可以省略市场交换的具体过程，把单位货币的价值量与这个同一的劳动生产率直接挂钩。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货币市场中，如果各货币生产者都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则单位货币的价值量只取决于这一劳动生产率，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

    在理论上假定货币的生产有一个同一的劳动生产率，在真实的贵金属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实际生产活动中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劳动生产率。但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假如货币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生产”出来，那么这一理论假定就会变成可以实现的人为规定。

    前面说过，到了不以贵金属为本位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与劳动的天然联系被人为割断了，从而使币值稳定成了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重新建立货币价值与劳动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在马克思之后已经不再困难，因为马克思早已在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从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从而也为我们在纸币时代重建货币与劳动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在金本位制早期，也有纸币流通，只不过当时纸币与黄金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假设生产1克黄金需要1个工作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1克黄金可以兑换100元纸币，则这100元纸币就代表了1个工作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1克黄金具有相同的购买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55]

    黄金可以被纸币代表，这一事实已经启发了我们：黄金也有可能被纸币代替。从代表到代替的关键，在于认清黄金能够取信于交易各方的奥秘：一定量的黄金凝结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或者通俗地说，黄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其他商品一样，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当这样的知识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之后，黄金就可以取信于交易各方了。这时，一定量的黄金实体其实只是一定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证明。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其他证明方法，黄金就可以被代替。前面已经指出的货币只需有价值而无需有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寻找这种代替方法铺平了道路。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代替黄金的具体方法呢？凯恩斯提出的一个模拟金矿设想就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旧瓶子装满钞票，然后选择适当的深度，把这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垃圾将煤矿填满，择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让私人企业再把这些钞票开采出来（通常的办法是通过招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失业问题就解决了。”[56]实际上，凯恩斯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如果从地下一定深度挖出1克黄金可以兑换100元纸币，那么这一过程就与直接把100元纸币从同一深度挖出来完全等价。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就是，要使100元纸币获得1克黄金相同的购买力，并不需要1克黄金真的存在，只需要使人们获得纸币与获得黄金耗费同样多的劳动即可——在这一过程中，顺带把失业问题也解决了。通过这种模拟金矿的“生产”方式，纸币完全代替了黄金，凝结了原来凝结在黄金中的同样多的抽象劳动，取得了像黄金一样作为货币流通的资格。

    可惜，凯恩斯囿于自身世界观和立场的局限，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而他的这一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同样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设想的坚实理论基础在劳动价值论（尤其是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理论）那里，仅仅把凯恩斯的这一设想当作一种不着边际的调侃而没有认真对待。事实上，由凯恩斯提出，后来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和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理论，对于市场经济面临的各种难题来说，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相当于用止痛药治癌症，无怪乎一遇到“滞胀”就遭到普遍怀疑。而整个凯恩斯理论中真正具有传世价值的“金矿”，其实就是这个不被人重视的模拟金矿设想。

    有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凯恩斯的模拟金矿设想就变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要原原本本地实施这个方案，可能会遇到的观念上的阻力，来自这一方案看上去十分明显的荒诞性。可以想像，仅仅是为了给货币注入真实的价值，就要组织一批人从事一种明显无用的劳动，这种劳动就像希腊神话中受罚的西绪弗斯一样，周而复始地把石头推上山又滚下来。如此荒诞的做法很难说是明智的，确实构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嘲弄。不过，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深刻理解，要找到另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取代凯恩斯所说的那种无聊的挖坑活动并不难。稍加观察就能发现，有一种人类活动与劳动一样，也需要耗费脑力和体力，也需要占用时间，但一直未被我们当成劳动看待，因而这种活动一直没有取得报酬，甚至还要付费。我们说的是人类的学习活动。

    从各方面看，学习活动都是取代凯恩斯那种挖坑劳动的最佳选择。我们可以在财务管理层面把每个学校都改造成模拟金矿，在这些模拟金矿中，每人每天的时间价值量一律定为100元。具体做法是，每个学生学习一天，中央银行就印出100元钞票发给他。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学校的考勤记录证明学生在学习中占用的时间，就像过去人们用黄金证明其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当然，这一做法在实际操作中，还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就像真实金矿中的矿工挖出的黄金不可能全归矿工一样，学生每天所得的100元也必须扣除校方的办学成本和投资利润。因此，学生实得报酬可能每个学校都不同。只要学生有入学和退学自由，各个学校就有提高教学质量和降低办学成本的激励，这个道理与真实金矿之间的竞争是一样的。

    回到前面的假设，在一个生产1克黄金需要1个工作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1克黄金可以与100元纸币自由兑换的金本位经济体中，中央银行以上述模拟金矿的方式发行纸币，从理论上说，既不会使黄金与纸币的兑换比例发生变动，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里应用的原理，就是本节开头给出的推论，即只要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不变，单位货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原来与1克黄金自由兑换的100元纸币之所以具有与1克黄金同样的购买力，是因为这100元纸币代表了在1克黄金中凝结抽象劳动量——1个工作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量。现在经由模拟金矿“生产”出来的100元纸币与1克黄金也有同样的购买力，是因为这100元纸币与1克黄金一样，都直接凝结了1个工作日的抽象劳动。

    由此我们得出了与货币数量论不同的结论：央行增发纸币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怎么发。用模拟金矿的方式发行货币，可以在币值不变——即社会的任一成员的经济利益都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实实在在地让一部分人得到原来没有的收入。因此，这一货币发行方式的变革就是一个典型的帕累托改进。本来，这一改进是在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彻底破解货币之谜后即可付诸实施的。遗憾的是，后来的经济学者们，或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甚至还有不少走火入魔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不屑一顾），或者没能拓展劳动价值论的应用范围，以致时至今日，人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能望马克思之项背。

    以模拟金矿的方式发行纸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种货币发行制度一旦实施，我们就会发现，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生产已经变得毫无必要。这样，货币制度既摆脱了对贵金属的依赖，又承袭了贵金属币值相对稳定的特点。而且，在币值稳定方面的表现，建立在模拟金矿基础上的货币制度甚至比贵金属货币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的币值已经能做到绝对稳定而不仅仅是相对稳定——“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57]

    至此，我们实际上已经彻底解决了学术史上由李嘉图提出、至今仍悬而未决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现在回头看去，李嘉图之所以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而是因为他忽略了一个浅显的常识：任何度量衡制度中的“不变的”量的尺度，都是人为规定的，并不需要依赖自然的恩赐。模拟金矿构想的实质，就是把一个单位的抽象掉具体劳动形式的劳动时间，人为地规定其对应一个固定的价值量，再以此为标准，去度量各种生产消费品的具体劳动所占用时间的价值量。

    （三）模拟金矿“劳动生产率”的确定

    理论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考虑怎样把模拟金矿构想应用到实践中了。

    我们要做的是，设计一条渐进的路径，使现行的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方式实施货币发行的制度，逐渐过渡到通过模拟金矿“生产”货币的货币发行制度。首先，要确定一个与目前社会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基本适应的模拟金矿“劳动生产率”，即每人每日的货币“产量”标准。前面我们为了论述方便，假定这个标准是每人每日100元。从理论上说，这个标准是人为的，定在什么水平上都可以。标准确定后，货币就以此标准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原来的物价水平将逐渐通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形成新制度下的物价水平。当年欧洲人在美洲发现新的贵金属矿时，这些贵金属矿的劳动生产率就大大高于欧洲的老矿，后来经过一个多世纪温和的通货膨胀，整个欧洲的物价才涨到与新矿劳动生产率相应的水平。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新矿的劳动生产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批新富矿的发现引起的物价波动和劳动力流动难免对旧的经济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现在我们采用模拟金矿的办法，“劳动生产率”可以人为确定，大幅度的冲击或震荡就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确定这个标准时，应该而且可能考虑怎样使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以实现新旧制度的平稳过渡。

    不过，这一标准并不需要数学般的精确，只要定在一个大致合理的范围内，使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节，物价水平不致产生大的起伏就可以了。以我国的高等学校为例，要把所有大学都变成模拟金矿，“劳动生产率”标准可以这样确定：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学生的人均培养成本为每年1.3万元（人民币），[58]假如每月学生的“工作日”为20日，每日“产出”100元人民币——即央行按此标准印钞票发给学生，则学生每年的毛收入为：20×100×12＝2.4（万元）。扣除其中的1.4万元归校方，使校方能够收回办学成本并略有盈余，每个大学生每年还有1万元供日常消费。我们估计，这样的收入水平，从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的角度看，应属大致合理，不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明显冲击。所以，假如目前要在我国实施模拟金矿制度，可以采用每人每日100元人民币的标准。

    （四）模拟金矿制度的推广及其意义

    货币发行制度的新旧过渡，可以用我们熟悉的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先选几所大学作为模拟金矿的试点，央行在这些大学以每人每日100元的标准印发人民币。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如果这种做法没有引起物价的明显波动，就继续扩大试点范围，直至所有高校都变成央行的模拟金矿。新货币发行制度在高校取得成功后，还可推广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前的阶段，可以按人头发钞票。从理论上说，这一由点到面逐步改造货币发行制度的方法，只要做到物价稳定，每一步都是一次帕累托改进。这些帕累托改进最终将使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建立在真正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人们从出生时起，也就是从形成消费能力时起，已经同时具备了“生产”能力。只不过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制度上应该规定社会成员在成年之前只能参与货币的“生产”而不能参与一般消费品的生产。

    所有学校都改成模拟金矿之后，下一步就轮到图书馆了。图书馆是一个自由进出的阅读场所，可成为最自由的模拟金矿。进馆阅读的人可以用刷卡的办法记录在馆中逗留的时间，按标准满一工作日发一日的钞票。图书馆成为模拟金矿后，长期困扰我们的非自愿失业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

    接着，模拟金矿制度还可以推广到养老院、残疾人康复院等机构。我们在前面说过，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内容是无关宏旨的，关键在于货币生产者必须向社会证明他们在生产货币过程中的确付出了时间的代价。因此，老人、残疾人经考核确实在模拟金矿中度过了规定的时间，也可以获得央行印发的钞票。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如何养老，养老费用如何解决，都成了全球学界关注的问题。建立了模拟金矿制度后，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于是，从摇篮到坟墓，任何人都不愁没有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虽然这在高福利国家早已成为实现，但模拟金矿制度仍有后来居上的明显优势：建设这样美好的和谐社会原来是无需增加任何财政负担的！

    显而易见，加入了模拟金矿制度的新经济体制，与原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只是增加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货币“制造”业。原来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则仍与以前一样，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继续经营。对比一下即知，新经济体制仍然是市场经济，但已是真正完善的、完全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而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少一个可以自动吞吐社会剩余劳动力、同时把因生产过剩而游离于社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消费能力用货币加以表达的货币产业。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赚钱游戏，过去的游戏规则很不完善，现在我们把它完善了。[59]

    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都能得到切实保障之后，经济学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过去人们对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之后，每个人最奢侈的消费需求都应得到满足。实际上，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角度看，奢侈消费本来就是不宜提倡的。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对地球资源和人类需求的关系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认识。事实上，可供我们利用的物质资源，既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的那样绝对的稀缺，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丰富，而是像IPCC[60]主席巴乔里所说的：“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贪婪。”[61]

四、结　论

　　过去的市场经济实践一直无法根治失业、贫困、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危机等顽疾，只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其根本缺陷在于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产业——货币产业。在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自发地通过贵金属的生产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产业，推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到了现代，贵金属货币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仍未改变。只要在理论上彻底破解“货币之谜”，在实践中推广模拟金矿制度，我们就可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重建一个功能更为理想的模拟货币产业。建立了模拟金矿制度的社会经济体系分为两大部门：货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这两大部门人员的自由流动，使市场经济真正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机制。因此，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完备的、可持续的经济体制。只有在这种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落实，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

注释：

[①] 《汪洋参加广州团分组审议再论解放思想》，《新快报》2008年1月19日。
[②]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初中毕业，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市邮电局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至新华通讯社，一直从事国内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创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的观点见http://www.dajun.com.cn/guangdms.htm
[③] 聂运伟：《爱因斯坦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④]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⑤]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⑥] 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9): 493-517.
[⑦]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⑧]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论WTO现实困境的根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将消费能力稀缺引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
[⑨]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1页。
[⑩] 转引自[英]迈克尔·帕金：《经济学（第5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11] 史载贵金属货币时期第一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发生在近代：“在16世纪，这个世界大概是头一次遭遇到规模异常大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牢记这一事实。”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英]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12] [英]配第：《赋税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13] 《汉书·食货志上》。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15]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等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16] 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7]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等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8] 这次殖民尝试并未成功。直到13年后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北美殖民史才翻开新的一页。
[19] 美国新闻署编，杨俊峰等译：《美国历史概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5页。
[20]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9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157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23] “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2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392页。
[28] 这里所说的消费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也就是除货币之外的一般商品。下同。
[2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3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32] “自从美洲发现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步了许多。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德国，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在农业和制造业各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引自[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33]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34]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35]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1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38]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19－120页。
[3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40] 仲大军：《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2003年1月6日，http://www.dajun.com.cn/xinsilu.htm。
[41]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4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7、281－282、288页。
[43]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44]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积累只有一个目的，即供给目前的消费，而且要不断增加这种供给消费的资财。人民的衣、食、住依靠这种资财。”[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45] 生产的目的本来应该是消费，这是亚当·斯密能够认识到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在生产中的目的只是追求利润。利润目的与消费目的的内在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46]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80页。
[47]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
[48] 转引自张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49] [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50] 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11页。
[51] [美]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5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56]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5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58] 数据来源：《学者称教育产业化存在误读被严重扭曲》，《南风窗》2007年2月21日。
[5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在此基础上，柳欣进一步指出现实的市场经济根本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实物经济”，而是“货币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人们在竞争中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实物，而是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因此，经济学应该把市场经济当作为获取金钱而竞争的游戏来研究，揭示其运动规律和矛盾，从而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把原来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变为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游戏。－－参阅《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柳欣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0]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IPCC与致力于环保事业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61] 转引自张睿：《“我们必须行动了”——来自奥斯陆的呼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