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要尚大德，不能靠行小惠－－从武讯精神与希望工程想起
因教育产业化自然想到希望过程，想到希望工程我就想到了武训。因此我又有了顿悟：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的确确是极左，在希望过程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武训精神真真应该永垂不朽。
希望工程运作十数年到上一世纪末，也不过区区数千万元，其中还包括邓颖超和邓小平这些党国领导人的捐款，到现在，我没留心最新 的统计，大约总算有几个亿或者是十几个亿了，其中以香港老板成总捐献的较多。有，总胜于无，这笔钱确实可以解决不少穷人的燃眉之急，也算是雪中送炭功德无量了。
然而，君不见：沈阳的慕马，到澳门去潇洒，豪赌可以一掷千万，而包括小平在内的“希望”捐款，辛辛苦苦十几年募集，还不及已经浮出水面的巨贪们到澳门潇洒的赌资。悲夫！
其实，在我们与之“接轨”的社会中，这一工程亦不过慈善事业，与“立党为公”是远不能同日而语的，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意义，亦杯水车薪耳。
据说，有了市场经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我们的教育投入，比起官僚阶层的小车和吃喝消费中的那一项，都自惭形秽。科技和教育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意义如何如何，似无需赘言，然而，面对这种畸形颠倒的“资源配置”，可怎么说？
从肆意挥霍的公款消费、从“繁荣娼盛”的三陪二奶和豪赌消费、从国资外流、从贪官污吏的“不明来源”的天文数字收入里面，稍分其一杯羹，投入教育，比希望工程的功德，不是以巍巍泰山易纤纤芥子吗？我们施政的着眼点，到底应该盯着“秋毫之末”还是盯着“舆薪”呢？
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为政尚大德，不以施小惠为然——何来“极左”，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心肠”、“普渡众生”呐！
国民教育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理应在财政投入上和政策上给教育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过去和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在他们朝气勃勃、积极向上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做。然而，在私有制下，教育总是不同程度地为强势阶级所垄断，“有教无类”只是空想，而“上智下愚”则永世“不移”。所以，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先哲先烈都在不停地探索着，如何才能实现国民受教育权的普遍的公平实现，然而他们都没能办到。只是到了列宁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通过革命掌握了国家政权，“立党为公”了，才为先哲们的崇高的乌托邦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尽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它的实现还是初步的。
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而它的实施土壤又十分贫瘠，所以难免有曲折和不足。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回过头来重新膜拜“天不变道亦不变”，神化“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古训，痛哭流涕地忏悔：闰土和阿Q的孩子就是不能与赵太爷和钱秀才的子孙一样地接受教育，让杨白劳与黄世仁平等那是“过激主义”和“民粹主义”，喜儿与水生们要想上学，还是得“傍黄世仁大款”，或者学学武训乞讨兴学也可——这才是“人间正道”嘛！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正确地解读毛泽东——这位老人总是高瞻远瞩，他的眼界总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许多。
由国民教育变成市场教育，由国家调节变成金钱调节，这一“转型”会将弱势穷人淘汰出局。
江苏的一些地方，在“改革深化”中竟将中小学全部卖掉，进一步将教育的产权“明晰化”为私有，教育终于彻底地产业化了。这样一来，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也终于可以实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了。这一彻底的“转型”，使“武训精神”大放异彩——而今之后，弱势穷人要想接受好一点或高一点的教育，好好学习武训，寄希望于“希望工程”吧。
武训模式也是“希望工程”。
武训精神永垂不朽！
武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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