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社会主义哲学观念是对唯物主义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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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

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概括。从时间上说，社会主义晚于资本主义；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二者又要在对立中共处相当长一个时期，相互斗争而又统一。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与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作为资本主义哲学观念的唯物主义，而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并否定和取代唯物主义主导人类发展的劳动主义。马克思开创了对社会主义哲学观念的探讨，虽然他没有使用“劳动主义”这一术语，但他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以劳动为根据所论证的“共产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为劳动主义哲学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前提。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资本统治下的现代世界矛盾的激化，是劳动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劳动主义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必然。

一、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劳动者利益意志的集中概括

二、不能以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

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然而，一百余年来，受恩格斯“两大阵营”说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却将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虽然强调是以辩证法改造了“机械唯物主义”，从而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基本观念未变。更值得注意的就是恩格斯所规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将他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基本矛盾和历史阶段论证的理解，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归纳成一个初步体系，再经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及苏联教科书的编写者演绎扩充，冠以“辩证唯物主义”，就构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与“旧的”唯物主义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世界的物质性推论人和社会的物质性，是从社会总体来论历史，强调个人服从总体（国家、集体，政党等），并更加注重总体性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忽略个人权利和自由发展。

而今，“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对于这个二十世纪人类最突出的变革及其失败，资本主义思想家欣喜若狂，宣布社会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永恒”，甚至宣称“历史的终结”。其理论根据，特别是那些主张并支持金融资本统治的经济学家表述得最为露骨，就是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尤其是“唯生产力论”。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在苏联解体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给其雇主出谋划策掠夺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资财，设计垄断资本财团的“全球化战略”，他们已不屑于再对社会主义这条“死狗”的批判了。但他们在中国的应声虫，却喋喋不休地在宣讲霍布斯和斯密、萨伊的学说，并提出“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纲”的经济发展原则，以廉价劳动力和耗资源、污染环境为成本的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路线。其哲学基础，就是唯物主义及其“唯生产力论”。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总体目的的前提下，将资本增殖的原则贯彻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坚决排斥自由、民主等范畴，固守行政集权体制，削减劳动者的权利，压制他们争取利益的言行。进而设计出以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为核心和导向的“改革”方案，将中国经济纳入金融资本的逻辑。

而消灭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金融资本财团，则制定了这样的“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战略”：美国以金融资本居世界的核心和主导，主要生产（印制）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和“创新”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并保持在高新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以先进武器威慑全世界；而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应以初级制造业为主；西欧、日本则作为中介，既有从属于美国金融资本的金融业，又有一些高、中端制造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其产品输向美国和西欧、日本，供应其国民生活需要，而美国则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输出没有成本的美元和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并与西欧、日本一起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输出其高新技术产品（计算机、飞机等），并出卖部分低端技术，同时斥资在这些国家办企业，操纵金融市场和机构，获取巨额利润，但对高新技术则绝对地封锁，以防止中国等“新兴市场”改变其国际地位。中国那些“改革派”经济学家、金融家的方案，恰恰符合美国金融资本财团的要求。我们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人事和利益关系，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双方在哲学观念和社会观、经济观上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就在唯物主义。从形式上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的差别，也是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初级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家机器的改造，坚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发展公有制经济，“苏联模式”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改革发展为逐步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然而，由于国际垄断资本财团的封锁和打压，以及国内工业化程度的不足和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不得不保留和强化行政集权体制，这样，势必使社会主义只体现于抽象原则和制度形式上，而在具体内容上则保存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集权官僚制、甚至封建领主制的因素。“苏联模式”的演化，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忧的“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以行政集权体制集合人力、物力所展开的工业化，却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就。于是，行政集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有了充分理由论证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并据此反对本该及时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的改革。而他们论证行政集权体制“优越性”的大前提，也就必然地选择和坚持“唯生产力论”及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

“唯生产力论”本来是英、法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社会观的重要理念，它以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这一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了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更为注重的是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为谁所有并如何进一步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唯物主义者强调财产的私人所有权，主张财产的资本化和资本积累，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生产力范畴，并以生产关系范畴与之相对应，从二者的对立统一中规定社会基本矛盾，确立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他的这个观点被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作为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成为他及其后改良主义路线的理论依据。

反对改良主义路线，坚持革命的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主张，并领导了俄国革命。但这场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却又转向了“唯生产力论”，这在斯大林那里已有所表现，到赫鲁晓夫则更为明确。他于1959年与尼克松（美国副总统）辩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哪个更有优越性时，就是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主要指标。而他所主张的与美国“和平竞赛”更突出了这一点。从这里，似乎已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区别，只要能更快、更多增长物质财富，就是社会主义。

至此，20世纪初列宁与伯恩斯坦的论争已被他的后继者所否定，社会主义两大派系又都回到同一个起点——唯生产力论。但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并不是要不要进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苏联已不存在。他的唯生产力论用意只在反对对“苏联模式”的改革，虽然他自认为强调发展生产力就是“改革”，但却要以强化行政集权体制，限制民主自由来发展经济。作为行政集权体制既得利益者的代表，赫鲁晓夫及他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追随者，否认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祸害”，反而认为只有强化国家机器，运用行政集权体制才能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观念后来竟被表述为：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物质财富不论归谁所有，即使只属于“少数人”，只要它在增加，就是社会主义。唯生产力论至此走到了它的极点，它的实质，已经变成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甚至不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要能使物质财富——更为具体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就是“科学”，就是“先进”。依此思路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比赫鲁晓夫的靠“物质刺激”的“改革”、社会民主党的“改良”，都更为彻底，彻底到完全引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纵容少数“先富”者侵吞、诈取公有和民众资财；以增长本来就不能正常反映生产力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有一点却是要坚决守住并强化的，那就是行政集权体制，以保证既得利益者永远能获得其利益并控制社会财富，支配社会生活，操纵民众思想和行为。

唯生产力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基础，就这样被引入“苏联模式”，并在这个模式“转型”、“改制”之后，依然作为行政集权体制存续的理论依据。而握有政治和思想主导权的行政集权体制既得利益者，却毫不犹豫地将这种甚至比资本主义原有的经济观更为“唯物”的观念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从那些官方所做的远比黑格尔的思辨还复杂的推论看，将“唯生产力论”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似乎还能自圆其说，究其原因，还在于以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哲学基本观念。

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也不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的自然性。但问题在什么是生产力，又如何发展生产力；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的自然性并不能否认人的特殊性，更不能将人物化、等同于动物，而应明确人的本质、人性和人生目的，探讨人性升华的途径。

生产力是人类劳动能力的社会表现与集合，它不仅体现于已有的劳动成果和生产工具上，更体现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上。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其素质技能是生产力的内容，自然物质只是生产力形成和发挥的条件，劳动成果和生产工具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发挥的结果和必要手段。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如何规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创造相应的社会条件，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阶段性的表现。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所主张的发展生产力，有一个本质差别，资本主义是将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为少数人所有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和标志，将劳动者视为增长物质财富的“要素”和“资源”，以有效利用和占有劳动力及其成果为目的；社会主义则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和标志，以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以为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和发挥创造必要社会条件为目的。

“唯生产力论”者对生产力的规定是以资本主义观念为依据的，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是自明之理，也是由他们作出这种规定的，演化到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官方定义，依然延续着这种规定。其要点就是否认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及其素质技能是生产力的内容。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对唯物主义观念的认同，就导致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理论体系规定的偏差。

否认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而片面主张以增加物质财富为内容的发展生产力，势必导致强化行政集权体制，进而演化成由该体制中的某些权贵者掌控财富所有权和对劳动者的控制，或将公有资财变成其私人财产，或由既得利益者集团操纵，形成官僚资本。苏联的剧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利用行政集权体制谋取私利的既得利益者，在其权势尚未充足到改变社会制度时，还要使用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当他们认为权势充足，就会及时地摘掉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叶利钦集团的所作所为是突出证明。从理论上说，叶利钦集团恰恰是利用了以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哲学观念这个基本点，延续着从恩格斯到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对唯物主义的解释，扩展了赫鲁晓夫的“唯生产力论”。

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这一点因恩格斯的“两大阵营说”而掩饰。唯物主义变成了由古至今而后的一般哲学观念，并没有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资本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哲学的区别，不在观念上，只在方法上，前者是“机械的”，后者是“辩证的”。这是社会主义在形成之初形成的逻辑误差，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将其哲学观念说成“新唯物主义”。与恩格斯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只是批判继承了唯物主义对世界物质性、物质自然性的基本观念，并把它作为人的生存发展条件，他的哲学，如前所述，实际上是将劳动者作为主体，将劳动作为核心，探讨“共产主义”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开创了社会主义哲学。应当挖掘其学说体系中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并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而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

然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并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而是依据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注释，并按他“两大阵营说”将唯物主义界定为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进而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实践中，分别以各自的逻辑推演：一是认为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水平，因此就不能进行制度变革，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争取劳动者的局部利益进行改良，甚至在以“议会道路”争得政权之后，也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直在以“生产力水平不够”来阻止或反对制度变革，但不知他们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才能进行制度变革，从伯恩斯坦提出“唯生产力论”到如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生产力水平”不论从生产总值、技术、产能、产量等指标，都有几十、上百倍的提高，如果按伯恩斯坦的算计，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进入共产主义也已有余。但今天的改良主义者不仅依旧反对变革，甚至更加弱化，乃至取消了制度变革的意识。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大都政府化、官僚化，满足于在现有制度下自己的职业和地位。

二是反对伯恩斯坦“唯生产力论”的列宁领导革命所建立的“苏联模式”，由于保留行政集权体制，因此只能以集权方式管理和发展经济，在将民众的权利集合于政权以后，民众也就成为政权的对立面。为了巩固政权，必须以集权的方式发展经济，从而忽略了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也就阻碍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和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而保证既得利益和巩固政权又需要经济实力，因此也就否定了列宁对伯恩斯坦“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名义来主张“唯生产力论”。也正因此，不能不在基本观念上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物质性的观点，并将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论述片面注释，提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主张，进而将社会主义的目的说成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不必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而政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行政集权体制集合并操纵着几乎全部资源，支配着劳动者的行为，决定着财富的分配，因此，在短期无疑是可以在本来经济落后的国度实行初级工业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变化的，加之以国内生产总值为生产力的标志，把引进的外国资本企业及给外国品牌加工企业的产值统统算计在内，就可以表现为官方限定的统计指标大幅度的增长。至于真正的财富，即大部分利润则在给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做了“贡献”之后，立刻就落入外国资本家的账户，对此，官方统计则忽略不计。更有甚者，“长官意志”人为地造出任意数字，都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唯生产力论”由此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逻辑境界！这是十七、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完全不可以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可以用“唯生产力论”来掩饰社会的各种矛盾，并阻挠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

在恩格斯那里，没能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哲学基本观念上的本质差别，只是从方法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哲学的不同，并由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主要是认识能力和逻辑上的问题。但到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模式”的论证者那里，特别是行政集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则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界说、编排哲学观念。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地位和利益。对唯物主义的各范畴，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手法，以论证其地位和行为的合理性。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将“唯生产力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和主要内容，必然忽略或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乃至集权官僚主义的区别。在“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只要以专制掌控绝对权力，几乎怎样做都是合理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作为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概括，不能将本是资本主义哲学观念的唯物主义照搬过来作为自己的哲学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由此引发的理论和运动、制度中的问题，充分验证了以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哲学观念的错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创建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从哲学观念上正本清源，确立社会主义应有的特殊哲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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