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哲学观念是各时代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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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佶教授新著——《劳动哲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主要内容将于近期在刘永佶人民网博客和乌有之乡网站同步首发，请广大网友相互转告。欢迎广大网友登陆留言、拓展阅读并积极参与《劳动哲学》新思想讨论。

--导论--

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时代是人的时代，是人类发展过程的阶段。任何人都在特定时代生存，人生存、繁育的连续性构成时代的继承。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各个时代共有的一般性，其基本矛盾也就成为哲学的一般性主题。不同的时代精神都体现着这个主题，而时代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时代精神的特殊性。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是我们立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集中探讨现时代的哲学，即劳动哲学。

一、一个偏离主题的命题——“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二、哲学是对人生存和发展的集中概括与论证

三、并不存在由古至今而后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四、哲学观念是历史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

一个时代只有一种主导的哲学观念，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居主要矛盾方面的阶级或社会势力的利益和意志的集合。时代精神的更替，是历史进步的导引，新哲学观念的形成是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变革势力壮大发展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体现，它导引着社会变革的方向。

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看似杂乱纷繁，实则有其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矛盾系统。社会矛盾系统的根据和出发点，在于人生存的四要素，即劳动、需要、交往、意识，其中劳动是核心要素。这四要素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人生和社会的众多矛盾，其中基本的矛盾，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矛盾，它是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并在不断演进中表现为各个层次和阶段的特殊性的矛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矛盾状态为基础和标志的。据此，我将人类历史分成这样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一、原始社会，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劳动，在本氏族内人的基本社会权利是平等的，但素质技能高并能发挥其作用者地位就会高些；二、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对立，奴隶主要来自对外部氏族、部落的俘虏，以及购买，奴隶是主要劳动者，他们被强制劳动，素质技能有所提高，但由于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因而没有生产积极性；三、封建领主制社会，主要劳动者是农奴，他们的人身权属于领主，但有独自耕作小块土地的使用权，积极性较奴隶有所提高，但受社会地位的限制，不能充分提高和发挥；四、集权官僚制社会，主要劳动者是农民，他们的人身权名义上只属于皇帝，因而有相对多的人身自由，并拥有国家均配或个人买来的土地占有权，以及租来的土地使用权，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素质技能明显提高并能够发挥；五、资本雇佣劳动制社会，主要劳动者是体力、脑力雇佣劳动者，他们有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并按劳动的质和量获取劳动力使用权的价格，因而素质技能得到较快提高和比较充分发挥；六、民主劳动社会，废除了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全体公民都从事劳动，拥有平等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对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政治的民主权等，由此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提供充分条件，现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是民主劳动社会的初级阶段。

哲学是以人生存和发展为根据，并对人生存和发展的矛盾进行概括性研究的，哲学的演进和发展，也只能以研究者所生存的社会矛盾为基础和对象。因而其所能探讨并规定的，首要的就是其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是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只有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抽象规定的哲学家，才会被历史承认，并在哲学史上有相应的地位。

哲学研究，也要涉及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即从人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对自然界（包括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研究。这也是对自然科学的抽象，其重要性是明显的，但是要明确，这种研究是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研究，不是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独立研究，因而也是从属于对历史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的。即使某些研究者有意夸大对自然研究的作用，甚至将其作为哲学观念的主要内容，但实质仍是服从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势力来表达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

人类社会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而演进。从社会总体论，劳动者素质技能表现为生产力，劳动者社会地位表现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就集中于对劳动者的劳动及其生产力的控制和物质财富的占有上，由此而形成阶级、阶层、集团的关系，并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次的矛盾。哲学研究，不仅要规定这些矛盾，还要从矛盾中揭示其发展的趋势和途经。

历史上的哲学家，几乎都不能明确其所处时代的阶段性，其论证也往往是以人类总体的一般性的规定出现。虽然如此，其时代的特殊性依然是不可能抹去的。不论是关于诸神、上帝、天命、物质等范畴的规定，以及据此所表述的人类社会，乃至世界本原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只不过是以扭曲的形式的反映罢了。也正因此，这些哲学家的著述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玄奥难懂，其实不过是将特殊的社会矛盾以一般性语言表达所导致的逻辑混乱，或者说因为没有对历史阶段性的分析而不能清楚地规定社会主要矛盾应体现的时代精神。

图腾意识是人脱离动物界的一般性形成其特殊性的最初表现。从现在的观点看，图腾是愚昧的象征，也是认识的局限性的体现。但对于原始人来说，能够将所面对的某一对本氏族生存有重大作用或影响的自然物确定为全氏族共同的崇拜或敬畏的对象，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意识升华。它确立了本氏族的一般意识，并由此而聚合全氏族成员，是原始社会的时代精神。正是图腾意识，导引着原始人缓慢地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进而在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扩展生存空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分化。

诸神崇拜是原始人素质技能提高和社会关系分化的集中表现。从单一氏族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存在，扩展为几个氏族的联合体，进而形成部落。各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的首领被神化，即将其人与旧时的图腾相结合，成为崇拜的对象，标志着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将俘虏变成奴隶，而不是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的过程中，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同时使人群分成了阶级。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有奴隶主与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中其他成员（平民、自由民）的差异和矛盾。对神的崇拜，不仅确立了首领的权威，也凝聚着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成员，同时威慑奴隶。以诸神崇拜取代图腾意识，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而其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制约并导引人类生存和发展。

上帝主义是诸神崇拜的集中与否定，它的产生，是奴隶制社会矛盾斗争演化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奴隶和平民素质技能提高与其社会地位的矛盾。最初的奴隶是各氏族联合体或部落间相互争斗的俘虏，但演化几百年后，奴隶的后代依然是奴隶，而他们已没有了被俘虏的意识，不再有因战败不被杀害而甘心为奴的意识。更重要的是长期被迫从事劳作，技能逐步提高，产生了改变奴隶身份，争取做人的权利。而平民虽然有人身权，但因奴隶主势力扩大，平民与奴隶主之间的不平等和矛盾也逐步激化。这样，就在奴隶和平民中形成了以上帝（一神）为崇拜对象的宗教，突出表现就是原始犹太教，其要点是只承认一个造世主，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而以一神（上帝）消灭诸神，又是社会交往扩大，部落向部落联盟演化的要求。上帝主义在犹太教中产生，后演化出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虽然教义有所变化和分歧，但实质是一致的。上帝主义在形成期是相当先进的，其时代精神的特征非常明显。正是上帝主义所导引的奴隶起义和平民斗争，以及部落兼并，促成了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的变革。封建领主制确立以后，上帝主义也就成为统治意识，并作为封建领主制的理论基础随政教合一的制度而遍布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至此，上帝主义的时代精神性质已发生变化，从社会变革的主导意识变成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进步性逐步消失，代之保守性和反动性。

天命主义在逻辑上说是对上帝主义的否定，但在其产出地中国，上帝主义并未像欧洲、西亚那样形成宗教，因此其哲学上的矛盾和斗争并不突出，而是随着周对商的“革命”，形成大的部落联盟并建立封建领主制，“和平”地在思想界转变的。天命主义最初曾包含“上帝”的因素，如《尚书·召诰》中“皇天上帝改厥元子”[①]的说法，以及《多士》篇中提到周公对殷旧臣说殷灭亡在于“惟帝不界”，“上帝引逸”，殷王“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②]但到春秋以后基本上去掉了“上帝”成分。中国未能形成上帝主义宗教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较高，并创造了先进的农业文明，而诸侯之间的兼并又破坏了宗教产生的基础。天命主义体现了发达农业文明条件下对自然界和人身的系统认知。《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黄帝内经》与农学等典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不能形成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天命主义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自然而有生命、有意识的天取代了上帝，并以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人世变革的必然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③]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④]以天命主义为指导，诸子百家竞相探讨社会变革，并由秦按法家学说率先变革，吞并诸侯，建立集权官僚制。汉初尚道家，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确立儒家道统。天命主义作为时代精神，表现为对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变革的导引，又作为集权官僚制的哲学基础，而通行两千年。集权官僚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天命主义集中表现了皇帝（天子）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生存提供了条件，即在服从官僚地主统治的同时有一定的生存之道，并以“民意”作为天命的表现形式，以制约官僚地主的统治。也正因此，儒家道统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以“仁”、“理”为核心，以“礼”为目的和标准，形成了系统的统治学说。

作为集权官僚制的哲学观念，天命主义概括并规定了这个制度存在的时代精神，当其统治地位确立以后，变革精神就被压抑于严密的集权专制之中，代之以保守精神。虽然到明朝末年曾有一些思想家力求更新儒家道统，但只在具体层面做了一些尝试，并未能突破天命主义，甚至还以天命主义作为其前提。这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的体现，与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及其小农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股大的变革势力以变革集权官僚制。力求更新儒家道统的思想家试图从商人那里找到变革的根据，但中国的商人在官僚专制下始终未能形成大的社会势力。而满洲人入主中原，又阻断了在思想上更新儒家道统的思路。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落后的满洲人皇帝将对其自身而言尚是先进的儒家道统发扬，从而导致集权官僚制的进一步延续。天命主义也就由此而保持。

然而，在中国已经没落的天命主义，却在欧洲人否定上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主要依靠发展农业来增加实力不同，欧洲从13世纪开始的诸侯争霸和兼并，主要靠发展商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容许城市市民脱离封建领主，成为只对国王承担义务的市民社会，由此形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国王在短期内有着共同利益，即资产阶级给国王的对内削除封建割据和对外扩张以财政支持，国王以重商主义政策和赋予市民权利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而对内削除封建割据和对外扩张，也是商业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建领主制社会时代精神的上帝主义已经没落，并成为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实行大一统专制的反动观念。国王为代表的专制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念以取代上帝主义。新派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上帝主义的否定，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开端，即复兴古希腊罗马诸神崇拜时代的自然神观念，并在启蒙运动中结合传自中国的天命主义，形成与上帝主义相对抗的意识形态。

自然神观念和天命主义有许多相似处，它们在特殊条件下的结合，虽然不能否定上帝主义，却为否定上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念创造了必要条件。从逻辑上说，唯物主义比自然神论只是去掉了神性，比天命主义只是去掉了“命”的观念。但绝非这样简单的“去掉”就可以使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变成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新的时代精神，它以经济实力和对物质财富占有的欲望日益增强的资产阶级为主体，以用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对上帝主义的突破为条件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为论据，展开了对上帝主义的批判。资产阶级利益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是统一的，资产阶级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要求和资金，自然科学的研究为资产阶级开拓增殖其资本的手段。唯物主义以此为基础，从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中脱胎而生，并逐步演化成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它对上帝主义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证，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构成新时代的精神。在它刚刚形成时，无疑是相当进步而革命的，正是它导引着资产阶级及市民、农民、农奴去反抗封建残余和形成不久的集权专制，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原则。而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它又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引导人们为占有物质财富而自由竞争的精神动因。迄今，现代人类的主导精神，依然是唯物主义，它已演化成各种具体形式，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挥着作用，特别是浸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从观念和原则上扭曲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近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哲学观念应该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主义。这是现代时代精神的新要素，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并将逐步否定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观念。现代劳动者是工业文明的主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工业文明的主要内容，他们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矛盾，要求并促使他们反对和否定资本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劳动者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也是文明的主体，但他们的素质技能并未使他们意识到要成为并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体，而是希求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统治和自由的生存环境，因此并未提出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变革主张，只是参与了社会变革。劳动者阶级在意识上还受统治阶级意识支配，并未形成与统治阶级意识对立并能否定统治阶级意识的阶级意识。这样，劳动者的利益并不能以哲学观念表现出来，而是作为被统治的对象纳入统治阶级利益所集中体现的哲学观念中。

唯物主义似乎表达了劳动者的利益，起码包含了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因素。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人以劳动、智慧、财富所有权对自然物的占有和自由竞争，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早期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但随着资本雇佣劳动制的确立和发展，对自然物及物质财富的占有和自由竞争，已成为资本所有者的专有权利，劳动者只能以出卖其劳动力使用权而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手段，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占有和自由竞争的对象。这个矛盾是资本雇佣劳动制的主要矛盾，唯物主义从维护资本雇佣劳动制的角度，论证了对物质财富占有和自由竞争的合理性，强调以物的所有权来增殖物质财富、占有物质财富。

早期的雇佣劳动者和个体生产者，也依据唯物主义观念，强调劳动对自然物的改造和劳动者占有物质财富的必然性。这是在同一哲学观念前提下利益的争夺，也是早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以劳动为根据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彻底的人道主义”，这是对唯物主义的突破，是新哲学观念的萌芽。但是，由于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初级社会主义运动的限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却在哲学观念上退回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唯物主义，并据此将社会主义理论限定在与资产阶级争利益，将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在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改变生产关系，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定在发展生产力和由劳动者占有财富上。而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等忽略或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这样就导致“苏联模式”的出现及其衰败，致使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

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劳动者争取解放并成为社会主体的变革运动，不仅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更要改变资本主义观念，为此就要探索和规定新的时代精神，形成新的哲学观念。如果像“苏联模式”那样以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为指导，或许可以争取政权，但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为前提的所谓“改革”，也势必回到资本主义，甚至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老路。

恩格斯在论到“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他本人的自然辩证法时，曾提出这样的论点：

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⑤]

也就是说，由他“概述”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他本人的“辩证的自然观”结束了哲学，或者说达到了哲学的最高、最后阶段，是对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终极性规定。哲学在自然界和历史的研究中已经不起作用，哲学观念到止终结，只剩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的这个论点，曾引发苏联和中国哲学界的一场论争，但争论的双方都是把恩格斯的论点当做真理来对待的，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特别是把辩证法归结于“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则使之脱离人这个主体，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矛盾，严重地限制了辩证法的研究和发展。按恩格斯的这个论点，人们只要掌握和运用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名义的由他本人概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所发现的“辩证法的自然观”，就可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个论点本身就是非辩证法的。且不说他将“马克思的历史观”概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准确，也不论他的“辩证的自然观”是否充实，单从人类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就可以看出他为了证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及“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所作出的上述论点——存在的问题中分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两个方面都已经解决，只剩没有了存在问题的思维问题了，就可以看出这个论点的缺陷。既然只剩下思维一方的问题，也就没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没有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不需要哲学研究及其基本观念了。

哲学观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所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是随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的，一种哲学观念在它形成时往往是先进的，引导历史前进的，而当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势力成为统治者并逐步保守没落，该哲学观念也成为保守和反动的，并会被代表变革势力的新的哲学观念所取代。曾经新的哲学观念也要随着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状况而被更新的哲学观念取代。这就是哲学史——人类思想史和历史的最抽象层次上的概括，而哲学也就存在于哲学观念的更替与矛盾中。只要人类还在生存和发展，只要历史的阶段性还在延续，哲学观念就会存在和发挥作用，并继续演化。而历史上各阶段的哲学观念在演化和更替中，又表现为辩证的否定和发展，有着内在的批判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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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召诰》。
[②] 《尚书·多士》。
[③] 《易传》。
[④] 《老子》。
[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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