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炮击新星号”事件看资本主义的黑社会性质

作者：老田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很多糊涂的拥趸者并不完全理解，所以，每到关键时候就会犯错误，这一次“炮击新星号”中间就表现得很明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资本主义的黑社会性质暴露得非常明显：一切资源和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利润追逐的目标中间来，而人的生命、财产和规则（包括私人交易规则和国际政治规则）与利润目标相比都微不足道。

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核心逻辑就是“资本积累高于一切”，市场经济的规则和逻辑都是服务于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资本主义概念在外延上要大于市场经济，它包括了市场经济概念所未能涵盖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资本主义概念更能够准确地体现资本积累的全部逻辑条件，没有了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帮助，实际上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运作。

由私人主导的资本积累过程，百分之百依赖在市场上的买卖活动，如果买不进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雇佣劳动者，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就不可能开始；反过来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市场让生产者去联系众多的消费者，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就不可能销售出去，并实现资本积累的目的。如果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积累和资本家的一切，如果市场上能够买卖的商品或者资源数量和范围越大，显然，生产和销售活动就越是能够动员尽可能多的资源，实现生产潜力的最大化。这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历史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万物商品化”的过程。

对于万物商品化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间有一个经典的描写：“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间，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一切评价标准都围绕着资本积累的数量质量来实现。如果还有一种有影响的力量或者思想，没有得到高价格的雇佣和收买，那肯定要逐步边缘化，被人瞧不起。一个万物商品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万事万物（包括人本身）在市场上被标定价格进行发售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有些是公开标价向所有人发售的，有些则是秘密标价仅仅向特定范围的“消费者”发售的——例如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易”主要就是局限在特定的“圈子”内部进行的。

由于航海事业最开始是先行“列强诸国”的强项，所以，通行的航海规则对于承运人的保护是最大化的，甚至有一段时间，每发生一次海损事故，“国际通行的海运提单”上就会加上一条“免责条款”，最后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贸易惯例“海牙规则”，几乎免除了承运人除“不适航、不适货”之外的一切赔偿责任。大体而言，这个海牙规则基本上实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承运人利益的目的，当然同时就最小化了对托运人的利益保护。保险事业在海运业特别发达，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承运人之外的各方利益，所受到的保护被人为地最小化了，而应该承担责任的承运人方面都是黑社会老大，没办法让他们担负起应付责任。这样一种后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论点，肯定是鼓励了“逆向选择”，而所发生的成本和损失则基于保险业的“大数规则”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被强行分摊给各利益相关方了。

关于这次“新星号事件”，大体上可以做出如下推测：新星号承运的大米没有保险，因此发生的货损就造成收货方的直接损失，而收货方为了止损，希望依托国家机器的力量强行向承运人分摊损失，而承运人则坚决拒绝分摊，因此收货方不得不花费一定成本去动员“边防力量”的武力参与博弈过程，这是事态演变的第一步。显然，如果该批货物也已投保的话，那么，“拒绝卸货”和“扣押船舶”的动作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收货方在获取保险理赔的同时，保险公司就同时获得了基于货损责任而产生的追索权。收货方的各种动作，实际上就是因为追索权没有转移出去同时货损又已经实际发生。

而俄罗斯边防人员为了实现威慑力量最大化，并为以后的同类事件确立规矩，采取了“持续炮击5小时”并导致货船沉没和8名船员遇难的极端手段，这是事态演变的第二步。第二步事态演变中间，边防军人的行为，实际上是通过杀人、毁船来立威，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武装力量使用规则都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与提高威慑力量有效性和市场价格有关：一个特别能够威慑人的边防力量，只要其参与任何一次成本分摊的谈判，都肯定能够最大限度地迫使相关方面做最大让步，越是深刻地改变成本和利益分配的份额，则改变分配份额所依托的武力就可以期望更高的报酬，这样，被动员的边防力量就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雇佣价格。当然，这个雇佣价格不可能上交俄罗斯中央财政，分肥的范围不会超过有发号施令权的少数军官范围。正是从这个个人利益与国家需要的差距中间，相关军官才会积极地行动起来去确立杀人立威的预期价值——如果杀人立威是为了增加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军官们的积极性就不一定会这样高了。

可以预测，此后，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商船，只要在俄罗斯的同一个港口与俄国资本家发生纠纷，只需要边防的一纸扣押令，任何一个船东都将会理性地选择屈服，并对俄罗斯商人做出满意的让步，承担海牙规则之外的损失分摊数额，可以预料这个数额会远远大于实际的货损数字，因为这个数额中间肯定要包括边防方面的“分肥”数字或者较高的“雇佣价格”。这一次俄罗斯边防的表现，实际上是一个确立黑社会威信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每一个船东在俄罗斯边防军杀人毁船的行为中间都看到了他们可能的“最大机会成本”——船员的生命以及船舶的损失，此后，每一个明智的船东都会接受在上述两项损失总数之下任何数额的勒索。这个被勒索的数额，将按照对资本积累的真实贡献，其中一部分肯定要被分肥给俄罗斯边防方面。

在黑社会中间，只要有了威信，就有了一切，我们还记得张子祥等人在香港确立的绑架威信，最后，无需张子祥的人马真实出动去绑票，一张纸条就可以让香港富豪们送上赎金。这所有的一切，都跟真实的国家政治规则以及任何一个国家边防力量设立和运用规则无关，而仅仅与相关负责人群体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关，说白了，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就说明，俄罗斯的边防力量的运用，现在有两个主人，一个是代表俄罗斯国家，但是更主要的是代表相关利益同盟（这一次是俄罗斯收货人和边防负责人）。有了俄罗斯国家代表的身份，在国际法中间就有了“国家豁免权”并免受一切法院的管辖，有了后一个身份就能够为相关资本家和军官创造可观的经济利益。毫不奇怪，一切“权钱结合”的内在逻辑都在于利用公权力去谋求私利，公权力可以让获利方最小化成本和补偿。俄罗斯资本家对于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要远远超越第一世界国家的同行们，例如动员军用飞机走私货物已经制度化了，而海关、边防力量受到资本动员的现象更是小菜一碟了。

公权力与私利的结合，内在逻辑就在于官员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一致，并通过他们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来实现利益和成本的不对等分配——“利益规自己、成本归国家”。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发现了，管仲曾经告诉齐桓公说：“（治国）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托也。燻之则木焚，灌之则塗阤，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慢侮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这样，原本是官员个人的逐利动机和私人目标，最终获得了一种外在的“政治面貌”——个人资本积累的需要被包装成为国家行政行为。俄罗斯中央政府虽然未必参与了港口城市的分利同盟，但是，由于缺乏低成本地摆脱“社鼠”策略的钳制，不得不“理性”地选择了为其打掩护的外交姿态——呈现出一种“奸商联合贪官成功地绑架了国家政治”的普遍现象。

资本购买一切，同时通过市场驱动一切，这一点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经验了，著名的黑砖窑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其实已经给普通中国人上了生动的教育课。地方政府公开地站在资本一边，无视政策和法令的规定，公开充当资本的保护伞，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本来，人们指望政府部门实现十七大报告所说的“政资分开”，但由于资本的动员能力超强，这一目标不可能在提出来之后就马上实现。如果考虑到社会上还有很大一股势力，要最大限度地推进“资本动员公权力能力”的话，显然，对实现“政资分开”目标期待就不能乐观了，这端视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瓦解这种推进力量而定了。

地方政府实施一种极端的“亲资本”政策，背弃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著名的仇和先生，在江苏宿迁任上推行的各种政策，就给当地老百姓一种“宿迁已无共产党”的印象。但是在官员的选拔规则中间，仇和先生却能够脱颖而出，官越当越大，继续在云南任上实施那种极端的“亲资本”政策，这还受到高尚全等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把持的“**研究会”的喝彩，授予一个所谓的“国家级大奖”以资鼓励。有人甚至说，搞所谓的“分权让利”改革，实际上就是开放了一个吸引地方官员通道，让他们为政绩和私利需要，去积极地充当资本的保护伞，并为此而背弃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贯彻职能。若官员掌握的公权力不易受到资本的动员，显然，公权力就不能较好地为降低资本积累的社会成本服务；而借助地方政府官员们的私利驱动，解除政策和法令加诸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至少在中国仍然被主流经济学家看作是一种帮助资本积累的重要机制。

此次新星号的船东，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资本家的特点——最小化税负、政府监管成本同时最小化对船员的生命保障（算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保护条件吧），所以船东选择在香港注册、雇佣印尼籍船长、挂塞拉里昂“方便旗”；船东给船长发出逃逸指令，实际上是试图脱离俄罗斯资本家和军官的分利同盟的武力直接控制，回归到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海牙规则”下的法律环境，但是，付出的机会成本是“船毁人亡”——要以船员生命为代价去“赌一把”——赌俄罗斯边防军不会执行黑社会规则。而船长在俄罗斯边防军开枪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逃逸（假如真有此事的话），显然也是以船毁人亡的机会成本去争取一个“立功机会”——这个“立功”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指望在船东那里兑现为一笔可观的奖金。所有这些“小算盘”最终在俄罗斯边防军的杀人毁船立威行动中间化为泡影。黑社会是要以武力为后盾的，没有武力后盾的小算盘都是“无法兑现”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武力可以参与利益博弈的内在逻辑——依托武力可以制造利益分配上的巨大差距，而相关利差分配又可以按照特定的分配规则落实到某些特定的个人头上。

资本主义的黑社会化，往往与公权力的过度“亲资本”倾向相一致。笔者曾经剖析过仇和事件透露出来的官员行为动机：“由于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过高，中国市场上有赢利潜力的投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各地政府扩张税源的欲望需要，也注定要超过海内外商人的投资意愿总和。这样一来，招商引资事业方面就肯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此必然会引发‘恶性竞争’，政府作为政策和法令的执行者，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就是给出的各种扶持措施，不外乎税收优惠，环境政策宽松，对劳动保护的要求降低等等。所以，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上的热情‘竞争’，最终转化为作为政策和法令执行者而出台‘枉法优惠政策’的比赛，不仅仅说不到关注产业政策，更谈不上环境保护考虑，甚至，连工人的福利和劳动保护条件都在考虑之外，最后，各种税收优惠措施也都在法外施行。换言之，由于地方政府过于关注本地税源需要，已经不可能关注中央政府的任何政策调节措施乃至法令了。”

“仇和现象”虽然不符合“政资分开”目标，也严重违背普通民众的意愿，并诱致地方政府拒绝履行其所担负的政策执行与监督职能，但是，却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人的喝彩，这揭示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实际上，从改革初期起，就不停地有人设计出各种“让改革不可逆转”的社会力量生产机制，“价格双轨制”带来严重的腐败现象，在有些人眼里这是“花钱买改革”，军队经商在中国并不是资本动员出来，而是设计师推出的一种精心设计的政策。张五常一方面欢呼中国今天是五千年最好的时期，一方面说中国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而只有两千多个以县为单位的公司。

在这些人看来，什么市场经济什么规则都是无关紧要，关键之关键就在于要形成一种支撑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力量机制，这种机制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官员出于私利需要执行一种极端的亲资本政策，而政府政策和法令最好被搁置在一边，这样，一切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的成本都可以最小化。换言之，让资本能够最方便地动员官员的私欲私利借以实现权力私有化，才最符合资本积累的需要。而相关舆论宣传的核心逻辑，也只有一个：批判一切，但绝不批评资本积累。其实，在这一次的炮击新星号事件后，在主流经济学家之外的网络舆论中间也有很具体的表现，一些市场经济的拥趸者甚至发生战争叫嚣，实际上就是跟随那种“社鼠”的包装策略——把个人资本积累的需要转换成为一种国家行政外观然后再来发议论的，并且，假装对事件背后资本动员的决定性作用视而不见，这种极端言论实际上仍然延续资本积累所需的宣传逻辑——为了资本积累可以牺牲一切，哪怕成千上万的生命和鲜血也在所不惜，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舆论鼓动都是这个逻辑起作用的结果。

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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