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治和管理——也谈如何理性地看待历史人物

作者：老田

【这几天，华岳论坛有好几个网友就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发生争论，我刚刚好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想法，所以特地写一篇文章凑一下热闹】

共产党干部群体一个首要的特点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这是不言而喻的，毕竟绝大多数干部都来自从前的被统治阶级。文化和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显然是服从社会分层的规则，密集分配于社会上层和旧统治阶级群体中间。

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官员就其本身而言，无论是知识还是经验，都远远比不上国民党那边的。所以，共产党的成就不能够归结了个人素质和能力，只能是从个人之上的集体层面上去寻找解释。我记得铁流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彭德怀老总的执政官生涯，说他跟绝大多数上下级关系都处理得很不好，印象中间，这个人执政不仅未能解决一些问题缓和一些矛盾，他本人反而是问题和矛盾的制造者。其实还可以多问一个问题，小平这样的先生在执政能力方面跟老彭同志相比，又高明多少？不仅仅一个彭德怀老总是这样的人，一代革命家多数是粗人出身，待人接物方面，缺点大大的有，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问题在于，水平很低、缺点无数的共产党干部群体，为什么能够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并且以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对于共产党的这份能耐，毛泽东晚年有一个总结和解释，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换言之，共产党人的成就不能归结为个人能力，共产党的整体成就不能作为领导人个人素质如何的评价依据。

对于个人与整体成就的关系，如何看待，是两百年来左右翼思想方法分歧的焦点。左翼是现实的批判者同时还是新社会的建设者，所以，左翼思想方法总是要从混沌一片的现实中间，抽象出各种功能要素和结构要素来，试图形成新的更理想的组合；右翼则是一种“混沌学”方法，把个体的本身素质和特点作为结果的第一位原因来看待，所以需要以结果来衡量检验个人，并赋予个人以奖励，例如权位、金钱，市场经济的根本逻辑就是赚钱最多的人是能够发挥资源要素效益最大的人，所以结果是有效率的。左翼思想方法的要害是一种“解剖学”的方法，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分析方法要从社会关系中间提炼出“功能要素”或者“结构要素”出来，寻找新的条件和新的搭配，这样就组织起新的社会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寻求好的结果。所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恰恰不是右翼思想方法的特点，而是左翼思想方法的常规。在对待历史人物方面，是否把个人素质与大事件结果分开看待，是左右翼思想方法的关键，也是是否承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关节点。换言之，人们通常觉得很公正很公平的绩效评估方式，不符合左翼的世界观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混沌学”方法。（这个区别是借鉴了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看法）

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左翼思想方法的综合运用，这意味着即便是共产党人执政，也有一个丧失代表性的问题。当权派的本义，是说一个人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不体现他本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党员就自然地获得代表党的资格，也不会因为他的职位就自然获得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资格。当权派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超出“混沌学”的看问题方式，把个人与个人所处的岗位、所获得的党派符号，区别开来看待。反过来，个人主义的理性方法，则是一种混沌学的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无论资本家还是管理者，他个人的成就都通过“结果”来评判，好的结果代表好的个人素质，互为因果关系，提职、加薪与发财致富，都认为是“贤选”标准的落实，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被包装为社会进步的需要和必然。

这种贤选标准与共产党人的成就，发生了严重矛盾，一帮子文盲半文盲工农干部，是如何打败了国民党高素质官员并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呢？按照毛泽东的权威解释，共产党是人把个人的智慧相加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的。这里的决胜点在于：共产党人能够实现群体智慧的相加，而国民党人则无法实现或者只能在较小的程度上实现，只有考虑到这种内在的差别，共产党人的最后胜利这一结果才可以与较差的素质进行对照解释。

中国古人有一个悠久的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弊，见天理之明”，意思是说，一个人越是走出自己的私利私欲的局限，才能更好地扩张自己的胸怀和视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道理就会 “自动地呈现”在眼前。共产党人在建国后极大地扩张了干部队伍，许多从前的被统治阶级成员都得到了管理岗位的锻炼机会，并积累了深切的体会，一个河北姑娘吕玉兰在小学毕业之后，当了十年的合作社社长，于1966年春天对记者谈了自己的学毛著体会：“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吕玉兰：《十个为什么？——读毛泽东的书的一些体会》，19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第一版）

吕玉兰的体会很符合中国古人的认识，也很符合为什么共产党人素质条件和最终成就之间的巨大落差。共产党人能够成就事业，关键就在于设立一个制度，让共产党干部遭遇到极为严苛的批评和监督，更大程度地减少私心和私欲，这样，才能在千千万万人的大集体中间做“加法”，把个人努力打最少的折扣，更为完美地加总到整体努力中间去。把个人的局限和缺点，在集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削减，从而顺利地生成集体智慧。国民党做不了加法，或者说做加法时折扣太大以至于影响整体效果，都是因为他们背负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有效地去掉私心和私欲对于整体智慧、整体力量形成过程的妨碍。

在个人与集体中间做加法，核心就是党的组织模式，以及路线。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注重两个方面的斗争，一个外部的对敌斗争，一个是内部的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在整体上是要求最小化个人主义，私心和私欲，把个人智慧和力量更完美地加总到集体事业中间去。但是，路线斗争的内容，却不是简单地取消个人主义就能够简单实现的，这意味着集体智慧和力量形成过程的现实障碍是如何表现的，又是如何排除的。

在最近的两年内，老田集中阅读了百把种老革命的回忆录，并访问了三十多位老红军、老八路军和新四军等革命亲历者，初步形成一个看法：毛泽东毕生在党内进行的路线斗争中间，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针对历代统治阶级的管理经验积累，这构成对共产党人的思想禁锢；第二个是共产党人作为普通人，在考虑问题和做事情的时候也难于摆脱自身利益和欲望的牵制。在井冈山的第一轮路线斗争中间，周总理与毛泽东的分歧，从属于思想禁锢方面（体现的旧统治阶级管理常规的“经验主义”）；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分歧，更多地集中于个人欲望难以克服方面。刚刚好，周总理的管理认识是多数，彭德怀的状况也是多数，这两个人都是有代表性的，而毛泽东的看法则代表了要人们超越那些很难超越的思想禁锢和个人私欲，所以，毛泽东是少数派。

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人讲过，我党我军第一层次的军事将领只有“林粟彭刘”四个人，这个判断上很多老同志都有同感，其他人都差的很远，凑不上数，跟军衔资格资历的因果关系不密切，这个认识也可以与网友们的看法进行对照。毛泽东后来还对他的侄儿讲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失败，军事责任应该总理来负，政治责任应该博古洛甫承担，毛泽东这么讲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追究个人责任的意思在内。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了保护多数干部最低限度的工作威信，在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间，并没有把话摊开来讲，而是把问题扣在王明和李立三头上（这两个人在党内基本上是孤家寡人，批判他们在干部工作威信方面的损失，被人为地最小化了），通过批判他们来纠正大伙的错误认识，提醒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在阅读回忆录和访谈老革命过程中间，我形成一个很明晰的看法，其实王明的真实代表是周总理，李立三的真实代表是彭德怀，而且井冈山失败的责任主要还不是出在认识错误方面——即出在周总理身上，而是出在彭德怀身上。

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彭德怀打下长沙之后，对于国民党而言原本仅仅属于湖南江西地方事务的“匪患”，就上升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了，蒋介石开始接管“剿匪”任务，这对于新生的共产党人而言，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是一个无法应付的挑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间，周总理按照管理常规经验运用兵力和战略战术，搞“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敌人”“六路分兵”，不过是输得比较快、比较惨和比较难看而已，即便是全面依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最后的结果估计也就是能够多撑上一些时候，可能会在第六次或者第七次反围剿时期，才遭遇到整体性失败。

井冈山失败的关键在于，在有形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还没有发展出一整套提升无形实力的方法，因此，还不具备与国民党进行全局决战的条件。在共产党管理层素质不足时，最大化管理绩效的扁平化管理方法（毛泽东自己称之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没有成熟时，毛泽东当然是党内少数派，这意味着还没有培养出一大批走出了狭隘的传统管理经验的干部，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能力和资格与强大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决战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彭德怀打下了长沙，这等于是提前向国民党发出了决斗书。毛泽东的路线斗争，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是没有简易手段进行处理，个别人的不足可以通过组织和人事手段迅速排除，因为持错误认识的是多数人，所以只有一个教育和说服的方法，团结——批判——团结的公式，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这些手段加起来还不见得有效，往往需要一个外在的严厉的限制性条件之后，才能等来多数人的觉悟。这是因为代表管理常规经验局限的周总理，在党内是代表了多数人的认识境界，彭德怀则代表了那种“打下大城市是为了到那里大吃大喝”那部分多数，这两个多数在党内干部群体中间占据几乎百分之百的数字，大概毛泽东是唯一的另类，林彪等少数几个有觉悟的人算是半心半意的跟随者。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在开始阶段的说服力不足也是一个原因，海外学者陈志让有一个看法，认为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还未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劝说同志们放弃不同意见，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井冈山争论的问题，要等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才逐步得到解决。即便是等到毛泽东写完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之后，彭德怀仍然置之不理，搞了百团大战后期的攻坚战。

我个人非常钦佩周总理这个人，他人品很好，基本上没有多少私心，能够及时地抛弃自己的错误看法，走出常规经验的局限，并逐步提高自己的觉悟，终生革自己的命，从不停歇。文革期间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无数次地对青年学生造反派讲党内错误路线，希图减少年轻人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其中有一次他还讲到，我不跟你们讲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要我耐心教育你们，但是我知道，就算是讲了也不一定起作用，我们自己很多人当初就是在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之后才慢慢觉悟的。这说明，抛弃一个人的错误认识，提高觉悟是一个何种艰难的过程，周总理的体会是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的。

彭德怀之所以成为“个人难以摆脱常见私欲”的代表人物，而不被看作是立三路线的被动执行者，这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在井冈山时期通讯不畅，上面的指令并不能有效地起到约束作用，二是这个人几乎每一次犯错误关头，都冲在第一线来表现自己，几乎不会吸收教训；并且打大城市的错误，还是发生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作出之后，这个决议中间明确批评过某些同志之喜欢打大城市，不是为了去那里做工作，而是为了去那里大吃大喝。看一看彭德怀的错误清单是有意义的——井冈山错杀王佐、袁文才有他；打长沙是他；为了说服他不打南昌，峡江会议毛泽东和周以栗做说服工作，十分艰难，会议竟然开了一个多月，才最后听了劝告；顿兵于坚城之下，要打赣州，他又一次附议，引致严重失败；百团大战从最初设计的破袭战打成最后的攻坚战，完全不考虑八路军的武器状况，又是他；解放战争期间在陕北又去打榆林；建国后又有朝鲜战场九兵团没有换装直接上东线的严重失误。看了这个清单，发现我自己很熟悉这样的人，乡下人说“二愣子”或者说“头脑里少根筋”，就是这个状况。我这么说，没有任何刻意贬低彭老总的意思，我自己其实也有点“楞”，倒是很理解他，没有以此证明他很坏的意思，而是讲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有性格缺陷的普通人的通常境界。正因为人是特别难以改变，所以，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的少数派地位，才从井冈山一直保留到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而彭德怀之所以成为党内一个倾向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二愣子”性格，头脑不会转弯，还有一个是他较高的地位，让他在党内有着比任何同类人士都多得多的表现机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共产党之所以成其为共产党，需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个人心灵痛苦、不必要的巨大牺牲和激烈的斗争成本，首先要放弃并不过分的私利和私欲，同时还要放弃那些看起来颠扑不破的老经验。毛泽东后来反思说，如果没有苏区的失败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人是教育不过来的。所以，成功虽然体现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表现为建国后文学作品中间的赫赫将星，但是，牺牲确实普通的老百姓和不知名的战士付出的，毛泽东始终不愿意贪功，就跟井冈山时期一样，继续当那个另类，1964年全国学毛著热潮中间，他曾经对康生说：毛选不是我的，是老区人民付出了血的牺牲之后，才得出来的一点东西。这个说法中间，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正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间，才产生了新的认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失败才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一个过滤机制——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才会被遴选出来，错误的思路路线才会被淘汰出局并失去影响力。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亲自把共产党党史线索定性为十次路线斗争，这里头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共产党人不是天才，是充满着各种缺点和不足的普通一兵，要成为一个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集体，必须经过一个让本人觉得痛苦无比的觉悟和磨砺过程——路线斗争思想斗争过程，一个人之所以成其为合格的共产党员，都是通过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等七斗八斗，才最后斗出来的。共产党人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反对垄断管理权力，无条件开放管理过程让群众参与，其基础认识就是不同意共产党人高人一等的假定，不同意把共产党领导成就的事业作为官员的政绩来看待，不认为共产党官员可以依据政绩要求待遇和奖赏。一句话，共产党人成就的事业和个人能耐没有很大关系。文革时期经常把一切成就，归之于共产党领导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叙述方式中间有相当的合理性，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由特定个人集结起来的群体，而是在一套特殊的批评机制中间锻打出来的、在相当程度上磨去了私欲和私心的、更容易实现智慧和力量加总的过滤机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共产党群体的成员可以无限制地更换，但是，磨去个人私欲私利的路线不能变。对共产党的理解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方式：毛泽东认为是路线党，另外的人认为是“党员党”，这两个不同的理解是带有根本性的，体现的是左翼思想方法与右翼思想方法的对立。

在毛泽东死后，党史的逻辑线索重新设定，一切成就被归之于领导者的功劳，论功行赏和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重新回归，个人主义悄悄复位。这在方法论和世界观方面，静悄悄地从左翼走向了右翼。所谓理性看待某某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对左翼的“理性”——左翼理性不承认个人主义的混沌学模式。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美国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更为厉害，他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个人的自传，这说明历史既摆不脱重大时代课题的牵引必须随时回应重大历史课题，更不能超越史家自己的胸怀和视野的束缚。我常常想，如果蜜蜂会写历史的话，肯定脱不出蜂房、花蕊这些场景，如果是苍蝇写历史，肯定离不开粪土和蛆虫。我不能说把共产党历史理解为路线斗争史就是一种蜜蜂的历史，但那肯定远离苍蝇的历史，我也不能说把共产党历史理解权力斗争史和宫廷斗争史就是苍蝇的历史，但那肯定远离蜜蜂的历史。在共产党历史中间，把个人的能耐和资格、经历和决策突出出来，只能说明一些人要把政治利益资本化的狭隘愿望，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说明史实。

建国后，共产党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党政军人财物一把抓，管理事务极大而管理层素质严重不足，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等式，费正清高度赞同埃兹拉•沃格尔的看法：“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91页）对于海外学者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共产党是如何实现领导的，中国的老百姓干活特别多，但是既没有合格的管理层又缺乏足够的管理手段——物质激励，这就只能推断为共产党搞高压恐怖政治或者奴隶劳动，而周总理的认识境界，早已经突破了井冈山时期的那个传统局限，他1959年是这样解释这个奥秘的：

“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因为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是坚持这种工作方法而取得胜利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工作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而展开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完全可以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会有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号召六亿五千万人提高自己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动员起来。”“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当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极其伟大的创造的力量，如前所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但是，就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不注意用适当的方法去调动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仍然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608-609页）

共产党人的领导方式，不依赖管理层自身的素质和能耐，而是更大限度依赖于被管理者——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觉悟，这是群众路线基础上的扁平化管理之所以可行的关键，也是管理层素质低下时还能够充分利用全部剩余劳动力这个特殊“资本”的关键。一切背弃劳动人民利益的统治阶级，都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觉悟，更不会去探索如何依赖劳动人民觉悟的管理方法，而是往往反过来，要竭力贬低群众的觉悟和能力，为自身垄断管理权力和生产资料（新制度经济学就是把产权作为企业家的个人激励因素来论证私有化如何有效合理的）制造舆论，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实际上反对的就是由“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严重不足的管理层垄断权力，排斥群众参与。任何认定群众落后，只可能在管理层的压制下才会投入劳动的观点，都会同时主张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和权力，主张由管理层垄断权力和管理手段，这个方面其实是共产党内部持久分歧的要点，也是共产党向非共产党蜕变并逐步回归统治阶级的逻辑，这是与共产党革命时代群众路线的管理经验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套经验——精英路线。管理上的精英路线，是一切时代统治阶级的共同经验和常规，这是从井冈山就开始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核心内容。

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共产党人蜕变变质的关键，最核心的检验标准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文革初期毛泽东激烈地说：“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与群众路线的管理模式相对应，是一种扁平化管理，这种管理中间，管理者不能垄断权力，被管理者有参与管理的权利，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为了降低被管理者参与管理和监督的门槛，有优势的管理者被“强迫”承担发布信息的成本，证实自己清白的成本，一句话，为了落实非专业的被管理者的参与权，全部证实成本被强行转嫁给管理者承担。共产党人之所以无限制的接受批评，就是从自身不足的初始条件开始，不认为自己有垄断权力的各种资本，更不能自认为一贯正确。恰恰反过来，共产党人自认为是什么都不行，只能格外多地听取批评意见，才有出路。

反过来，管理的精英路线，是通过科层化管理来落实的。这一管理模式的四大特点是“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通过专业化排斥群众参与，权力等级和职能分工实际上就没有了扁平化，扩大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改革初期，一切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都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就可以实现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规范化和非人格化，通过规范的制度管理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执行了三十年之后，才发现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不仅没有非人格化，反而出现严重的人身依附，山头、圈子和土围子死灰复燃，愈演愈烈。除了体制内部的一把手和实权派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是满意的。

群众路线的消失，在共和国的历史中间，是逐步实现的。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对人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等到八年之后，在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那些军队干部：“老吹不是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也会管他们的。”（《毛主席同政治局相关同志，沈阳、北京、武汉、济南军区同志的谈话》，1973年12月15日，某省革委会常委姚同志的传达笔记。）

看起来，扁平化管理不是可以轻易维持的，有着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毛老人家到了晚年越来越怀念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不拿钱，完全为共产党做义务劳动，帮助在外部施加了巨大压力，敦促共产党干部选择群众路线和扁平化管理，这印证了老子相生相克的深刻道理。共产党干部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思路，是因为“无人、无钱、无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减少了对于正确路线的排斥心态，特别是蒋介石断了八路军的军饷之后，延安的同志们再一次面临艰难的选择问题，毛泽东把全部选择空间明确提到所有人面前：第一个选择是投降蒋介石，第二个选择解散之后化装各自回家，大家都不愿意，那就只能接受第三个选择：跟老百姓在一起搞大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下乡和深入群众，都是逼不得已的结果。美国学者迈斯纳总结延安经验时，提出一个看法，在马克思展望未来远景社会的时候，提出缩小三大差别，但是却在延安最不正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共产党根据地中间，得到了部分落实。毛泽东晚年越来越怀念蒋委员长，就是因为，没有他在共产党外部帮忙，自己发动文革让群众全面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当权派的阴暗面，制造一个维护扁平化管理的压力，结果导致造反派群众在文革十年中间就多次遭受当权派的严酷镇压，造反派固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共产党当权派组织和实施对于批评意见的镇压的同时，也导致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间一落千丈，无形资产上有巨幅贬值。

解放后，毛泽东根据自己对共产党当权派的观察和经验，对于那些文盲半文盲垄断管理权力、拒绝群众批评和参与的后果，做了很多预言，只要中国采取精英路线的科层化管理，经过一段演变时间之后，最终实现的管理均衡只能是：“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文革期间的多次预言，后来概括成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写进了小学语文课本里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还曾经预言，中国无论是什么党派执政，只要是这个党派排斥了群众参与，就无法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必然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从慈禧太后到蒋介石，无不如此，在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湖北罗田的农民评价说“现在这些人，跟蒋介石是一样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

看起来，一个既卖矛又卖盾的理性，需要精英路线（科层化管理）实际绩效来证明，如果没有这一点，所谓的理性，不过是一种伪装。在中国，今天仍然缺乏驳倒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管理模式唯一性的任何依据，放眼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同样如此，只有第一世界国家有一些相对规范的科层化管理的样子，很多人都是把第一世界国家的现实作为证据要在中国证明“普世价值”的。这可以提出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否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按照第一世界的管理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主义理性，来设计自己的制度并推进自身的建设？

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物评价，过去六十年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比尤其强烈，正是在强烈的对比中间，能够让人们产生明晰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共产党人这样一个主要由旧统治阶级成员构成的领导群体而言，炫耀出身，炫耀能力，夸耀什么政治资本，都是讲不出充足道理的。对于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作用和贡献，确实需要从个人之上的层次上寻求解释。有一个哈军工毕业的高干子弟，在与老同学聊天时，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胡锦涛当总书记他凭什么呀？按照他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应该在打江山的那群人的后代中间遴选一个接班人。他的同学毫不客气地回应他：“你们的父母有什么能耐？很多人比你老子还资格老，都有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经历，按照那些人的能耐，在国民党里头能够爬到什么位置，军长、师长还是团长？把革命功劳归于自己，说得出多少道理，如果没有毛泽东，那还不是一群土匪！跟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当初有多大区别？”一般而言，走出了毛泽东那个独特的路线观察视野之后，共产党的历史和成就都是无法解释的，硬性按照个人素质或者政治资本积累的方式去书写党史，肯定要发生贪功诿过，编造证据或者捏造高明决策的问题，这既说不清楚历史也不能正确评价个人。

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树个人，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有资格成为对象，那就是毛泽东，树毛泽东也不能是为他个人评功摆好，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他一个人，而是树一条由“终生的少数派”毛泽东死不改悔地坚持并且违犯多数官员自愿选择的扁平化管理的正确路线，正是在这样一条路线指引下，没有文化没有经验的一群人，在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私利和眼界之后，才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推动了历史进程。重新回顾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固然在于实事求是，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提高自己的认识并为自己、从而也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的一个可能的出路。假装公正和理性，不仅不可能增进我们的认识，连正确地提出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理性和公正，而不是偏激，这只能在认真的分析、比较、对照之后才能得出来，任何先定的“理性标准”无论用心如何良好，不过是“滥好人”一个而已，即便是力主中庸的孔夫子也是格外痛恨这个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乡里那些好好先生，都是些道德败坏的家伙）。

个人体会孔夫子这句话的丰富内涵是：那些人通过当好好先生积累了太多的声望，但是永远不可能承担起指导正确生活方式、良好人际关系建设的角色，出现一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现象——这些人垄断了影响力却未能施加正确和必需的影响，这些好好先生最后只能起到一种客观作用——就是妨碍另外的领导者顺利成长起来并获得相应的声望去行事，所以这些人妨碍一种有德性的秩序的生成，因此只能是“德之贼”，按照老共产党人的理解乡愿犯了典型的“尾巴主义”错误，乡愿的再生产过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夫子也是很“偏激”的，任何一种带有很大“公共性”和“外部性”的个人资本，他认为都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来进行评判，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公共性很强、同时与个人素质有关系的资本（不管是组织权力、社会声望还是生产资料）种类而言，都必须就此种个人资产与其社会功能需要结合起来评判。所以，要做到理性和公正，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先的姿态，而只能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伦理和好现实如何才是可能的深刻思考，任何历史人物都只能在这样一个“理性法庭”中间去接受评判。

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