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的今昔与未来

奚兆永

三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否定简化字：一股倒退的逆流》的文章，不过那篇东西只限于谈简化字，而没有涉及整个汉字改革，所以说得也不够深透。近来又读了一些这方面的议论，深感进一步认识汉字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故特再作此文，谈谈汉字改革的今昔与未来，申论汉字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之理，同时对于反对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意见。

一、一部汉字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现在有人说，汉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动不得，改不得。还有人说，汉字好得不得了，说什么“一路走来，一往情深”，还准备拿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让它永世不变地保存下去。对于这些高论，本人实在不敢苟同。

其实，汉字并不是从来如此，一直不变的圣物，一部汉字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汉字的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从字形上来说，它是一部不断由繁变简的历史；二、从功能上来说，它是一部由表意逐步转为表音的历史。

我们知道，人类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的。最早的文字，其实就是画画。比如想表现一条牛，就画一头牛，要表现一条鱼，就画一条鱼。我们从原始社会的遗存里，还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所画的牛和鱼。也许这还不能叫做文字，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字的前史。后来在埃及、中国出现了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难写后来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而中国的汉字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却得以保留至今。汉字最初是象形文字的甲骨文，跟画画有类似之处，但是它所突出的已是轮廓和特征而不是细部，取其象征意义，而不是写实，比画画当然要简单许多；同时它还采用了会意和指事的方法，弥补象形的不足来表达意思。但是，这些字书写起来毕竟多有不便，特别是在当时书写工具是用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甲骨文之后，出现了金文——钟鼎文，由于是用模范铸造，字的线条变粗，字形也由长方而转为长圆。以后出现的大篆和小篆也是长圆形，写字用圆转的方法，比较费事，效率不高。后来出现了隶书，字形由长圆变为扁方，圆转改为方折，写起来也当然也较为方便。

但是，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笔划都较多，书写起来都较慢，于是又出现了草书。草书大大简化了笔划，因而也就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不过，草书由于过于简化，也常常令人读起来感到困难。俗话说，“草字出了格，神仙不认得”。继隶书和草书之后又出现了楷书。楷书为正方形，是典型的方块字。但是楷书依旧难写，于是又创造了行书。行书实际上是草书和楷书的结合，它与楷书接近，比草书好认好记；而它吸收了草书笔划少的优点，书写比较方便。总之，汉字字形的变化是一个由繁而简的历史过程。鲁迅说，“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象形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使人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2页）

繁难的汉字又迫使人们尽量少用汉字，实际上，所谓文言文就是这么产生的。有人说汉字好，用减少的篇幅就能表达较多的内容。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事情的本质在于：因为汉字难写，因此当人们要用书面语言来表达时就力求用很少的文字把意思表达出来，这样就出现了所谓文言文。鲁迅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摘要，是后人的古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显然口语的摘要和口语是不一样的。口语是口头语言，而一旦成了口语的摘要，就变成文言了。口语是大众都会说的，但是，文言就成了少数读书人的专利了。现在人们把文言文说成是古代汉语，好像古代中国人就是像文言文那样说话的，这样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言和文的不一致，也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困难。老百姓只能说话但却不能读书。读书成了所谓读书人的专利。一些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愚弄老百姓的，这使文字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

与此相联系的是，由于文字繁难，人们也一直力求用简化字取代繁体字。应该说，简化字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更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它由来已久。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有了简化字。我们知道，文字不是哪个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在甲骨文里同一个字就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最后能够够广泛流传的，实际上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人们一般愿意选择比较简单的字，而不愿意选择比较繁复的字，这是很自然的。后来，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人创造新的简化字，这些字被称为“俗字”，但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字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被收进规范的简化字中应该说也是名正言顺的。

汉字的改革，不仅表现在字形方面，还特别表现在功能方面。人们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应该说，就汉字的初始阶段来说，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汉字的发展来说，这种说法就值得推敲了。如果汉字都是由象形、会意、指事之法形成的，说它是表意文字当然可以，但是，事实上，仅仅用这三种方法形成的表意汉字是无法记录语言和满足交流的需要的。于是六书中还讲到了转注、形声、假借之法。用这些方法形成的字，与其说它是表意的，不如说它是表音的。就以在汉字里占据最大数量的形声字来说，表面上看，形旁是表意的，音旁是表音的，但是实际上，那个形旁表意的功能是微乎其微的，主要的功能还是靠表音的声旁。比如三点水旁的字与“水”有关，但是仅仅知道这个字与水有关你就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了吗？显然不能，因为三点水旁与水有关的字有几百个，你是无法从这个形旁了解它的真正意思的。靠什么确定它的意思？还得靠音旁，靠它的读音。当然，这也会遇到同音字的问题和一字多义的问题，但是，只要把字扩大为词来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我们就举三点水旁的注字为例，单有形旁显然我们还不能理解它的意思，关键还是声旁的读音，当然同音字还有“住”、“驻”、“着”、“祝”、“助”、“嘱”、“朱”等字，但是只要我们把“注”字扩大为一个词如“注意”，其意思就完全清楚了。“注”字如此，其它形声字也莫不如此。可以这样说，随着汉语里形声字成为主体——占90%左右，汉字的表意功能已经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至于转注，其实不过是形声字的一种，而假借实际上是同音替代，更直接与表音功能有关，是无需多加论述的。

二、方块字是一个死症，非进一步改革不可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觉醒，认识到列强的船坚炮利，与他们的科学技术发达有关，而科学技术之发达又与其教育有关。联系中国之教育，过去只知诵读孔孟经典，读书人通过所谓“十年寒窗”所掌握的知识也就是这么些老古董。这样当然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决心向西方学习，废科举、兴学校，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中国。在这方面，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成了一大问题。过去的读书人只要掌握这些汉字能够诵读孔孟经典就行了，现在不同了，中国人不仅要学繁难的汉字，还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一来，繁难的汉字实际上成了一个绊脚石。一百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之所以热心于汉字改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鲁迅曾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坎：难。但是这条门坎，倘不费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光这道汉字的门坎就要花十多年工夫，再学科学文化知识又如何得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汉字的意见，更有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拉丁化的方案。那么，拉丁化方案较之于方块汉字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

世界上的文字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另一种是以拉丁字母为代表的表音文字。最初的表意文字还有埃及的象形文字等，但是后来都湮灭了。最初的表音文字是腓尼基文字，后来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发展为拉丁字母、希腊字母、阿拉伯字母等。由于表意文字难学难记难写，其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而表音文字则以其易学易记易写而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表音文字较之于表意文字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许多志士仁人都主张要走世界共同的拉丁化的道路，他们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有人提出拉丁化的提议后，鲁迅也立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还进一步指出，“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的牺牲掉旧文字。走哪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同上，第119页）在这里，鲁迅把非语文核方块字称作是“结核”，须知在上世纪30年代时，“结核”是一个不治之症，也就是说是一个致命的死症。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它是关系着“中国大众的存亡的”。

毛泽东也竭力主张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记得52年前，即1957年那年的春天，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兼政委的叶飞将军到厦门大学给师生传达中央关于整风的精神，他决定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稿印发给全校师生学习，我也因此有幸生平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曾经说到，他在火车上看到李立三在苏联读小学的孩子能够阅读文学名著，而中国读小学的学生是绝对做不到的，由此而谈到汉字必须改革。毛泽东举的这个例子很典型，很有说服力。能够说俄语的人学俄文很简单，只要掌握32个俄文字母以及相应的拼写原则就行了，就可以进行阅读和书写了。但是，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要做到能读会写不掌握几千个难认难记难写的汉字，是谈不上能读会写的。

请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都要比其它国家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更多地把生命的一个不小的部分耗费在学习这个繁难的汉字上，这是是对生命的无谓的耗费，也中国人最吃亏的地方。中国的中小学生既要跟其它国家的学生一样学必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为这繁难汉字花费比其它国家学生更多的时间，他们的学习负担又怎么能够不重呢？为了这沉重的学习负担，中国的青少年只好作出巨大的牺牲：他们失去了充足的睡眠，他们失去了童年的欢乐，他们也失去了健康的身体！据统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青少年患近视最高的国家，高中生的近视检出率达到72.8%.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可能还更加严重。据台湾师范大学卫生教育系系主任陈政友教授提供的资料，台湾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近视率为20%，二年级级升为65%，初三时达81%，而他所在的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的近视率则高达95%。这是怎么造成的？繁难的汉字显然是一个罪魁祸首。台湾青少年的近视高过大陆的原因也好理解，因为那里至今还在用繁体字，而繁体字较之于简化字也更难认难记难写，而笔划繁多的繁体字对于目力的伤害也更大，所以近视率更高也就不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人提出“识繁用简”的口号，要大陆的学生在简化字之外还要补学繁体字，进一步加重青少年的学习负担，真是丧尽天良，忍心害理！我们要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救救中国！现在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已经过重，他们的童年已经变得缺少乐趣，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摧残，岂可再雪上加霜？！中国的汉字已经拖了中国这么多年的后退，我们还要让这种现象无限期地拖下去吗？！今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绝不是再花时间学繁体字，搞什么“识繁用简”，恢复那据说好得不得了的繁体字，而是要继续推进文字改革，包括使更多的汉字简化，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创造条件，以大大减轻我国青少年学生的沉重负担，让他们进一步从繁难的汉字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的国家不再受汉字之累而更轻松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方面，汉字的拉丁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继绝存亡的大问题，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明明自己花了好大功夫才学得汉字，知道其中的甘苦，但是一旦自己掌握了汉字以后就把汉字说得多么好，不再去想那些还未掌握汉字的人的苦衷。更有甚者，有些人掌握了繁难的汉字，就自以为高人一等，表现出一种优越感。这种人其实也很可笑。鲁迅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甚至连外国人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在《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里说，“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对此，鲁迅写道：“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383页）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反对白话文，反对文字改革，其原因就是这样的见不得人。

现在有些人反对文字改革也很有些类似，因为他们掌握了繁体字，似乎就觉得自己比只会简化字的人更有学问了，讲起话来也很有一些高人一等的味道。其实，这算什么学问？说认识繁体字可以读古籍，其实，只识简化字的人照样可以读古籍，因为许多古籍早就有了简化字的版本。问题在于，能不能读古籍的关键并不是识繁体字，而在于是不是懂文言文。这是两回事。问题还在于，在今天，需要读古籍的只是一部分专业人士，对于大众来说，有兴趣者当然可以去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没有这个需要。

这里附带还要说一说，有这种自以为是正宗、自以为高人一等思想的人，处处都会表现出来。去年12月下旬，大陆赠送给台湾同胞的大熊猫团团圆圆即将赴台，马英九于21日在台北宾馆宴邀记者，有人问他对这次熊猫赴台有何看法，马英九纠正记者说，“不是熊猫是猫熊！你想想看那是猫还是熊？当然是熊嘛！依据中文的用法，既然是熊，熊就应该放在下面，称作猫熊才对，你们媒体能不能拜托正名一下，让猫熊恢复它真正的名字”。 马英九强调，他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当年政府在大陆的时候，就是叫猫熊，蒋夫人宋美龄当时推动在重庆博物馆展示，展示场上挂的牌子从右到左写的就是猫熊，在动物学的分类上属于熊科、大猫熊属，后来大陆高层弄错了，把它叫熊猫，于是大伙将错就错一直叫它熊猫，而且还改为大熊猫属，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过去负责对外翻译时也都是翻成猫熊，既然现在团团圆圆要到台湾，我们不能沿用大陆原有的错误，应该称为猫熊。马英九的这些话看似有根有据，其实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语言习惯，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熊猫被人发现的时间并不是上世纪40年代“政府在大陆的时候”，而是要早得多。据查，熊猫是1869年法国神父、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所“发现”的（其实四川当地的居民早就了解，正是当地人逮到了熊猫后送（或卖）给了他，只不过是他把大熊猫介绍给了世界罢了）。因其相貌既像熊又像猫，当初既有人称它猫熊，也有人称它熊猫。这一点从一些辞书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朱建颂在《北京科技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1915年出的《中华大字典》用的就是“熊猫”而非“猫熊”。我手边也有一本中华书局在民国5年（公元1916年）发行、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出版的第5版《中华中字典》，该字典在“熊”字的第二义项下也是讲的“熊猫”。这就说明，“熊猫”的名称由来已久，与所谓1940年宋美龄搞的展示场的牌子左读或右读并无关系。而且，在1940年时，大陆横读的习惯也是自右而左，应该读成“猫熊”，怎么大家都自左而右地读成“熊猫”呢？少数人读错是可能的，怎么会大家都读错呢？这是说不通的。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用的就是“猫熊”与“熊猫”并用的做法，而国民政府编的《国语词典》倒是用了“熊猫”。显然，马英九说什么“大陆高层搞错了”是毫无根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开始的“熊猫”与“猫熊”两种说法并用后来却只说“熊猫”而不说“猫熊”了呢？这个“大陆高层”操纵得了吗？其实，语言本来就是一种习惯，大家习惯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不是哪一个人规定要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我以为，“熊猫”取代“猫熊”，从语言上来分析有一个原因，就是猫是第一声（—，高平），熊是第二声（∕，由低而高），由于第一声是高平，转第二声时又要回到低点才能由低而高，这样两字的转换就会有一个间隙，因此说起来就比较拗口；而由第二声转第一声，由于第一个字是由低而高，声调已在高位，读第二个字的第一声（高平）就很顺口。我看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节目，听台湾时事评论员伊乃箐讲到“猫熊”时也十分拗口，而且那个熊字已经读变了调（第二声读成了第一声），远不如说“熊猫”时那么利索。而从心理上来分析，人们对于熊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中国人骂人或赌咒就有用“狗熊”的，而对于猫却不同，则常常将其当做宠物来饲养，因此人们乐于称“熊猫”，而不愿意称“猫熊”。再说，事物的名称对于事物来说本来就是外在的，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而且“名从主人”也是语言的一条通则，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对名称问题大加评论显然是很不适合的。这里我还想反问马英九一句：如果因为熊猫是熊科就应该叫猫熊，那么，虎是属于猫科的，是不是也要改称为虎猫呢？更不用说，将熊猫列入熊科也还不是定论，大陆许多学者就认为熊猫的生物特征和生活习性与其它熊科动物差异很大，主张应独立为一科，就是说，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绝不是“想想看”就“当然”能够得出结论来的。还要指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大陆送给台湾同胞熊猫“团团”和“圆圆”是一种善意的表示，凝聚了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的骨肉亲情，哪有在收到这一珍贵礼物时就说这个礼物不应该叫什么而应该叫什么，“大陆高层搞错了”，到台湾应该改叫“猫熊”的？看来，马英九很有点夜郎自大，又兼当上了高官，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些话说得太忘乎所以了！而且它严重地伤害了大陆同胞的感情！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马英九应该反思：你的言行是不是也太离谱了？太不识相了？太不懂礼貌了？在这方面，居然还有人为马英九捧场，说什么在这里分出了“文化的高下”，真好像是一个阿Q，明明暴露了文化的缺失，却还要说自己文化高、别人文化低，这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表现，实在令人感到可悲。当然，作为炎黄子孙的大陆同胞，具有博大的胸怀，他们是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无知妄说而影响对广大台湾同胞的骨肉亲情的。

三、民国时期的汉字改革

汉字要改革，这是中国广大民众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好景不长，袁世凯窃取了总统宝座，中华民国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热情却并未因此而稍减，这也就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在这方面要有些作为。

——1912年7月,北京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于8月7日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

——1913年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召开读音统一会，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王照分任正副会长，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审定了6500余字的读音，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所用的“记音字母”为“注音字母”。

——1916年,蔡元培等人组织国语研究会，继续推动注音字母的颁行。次年,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特拨专款支持读音统一会开展工作，吴稚晖将《国音汇编》依据《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编写出《国音字典》，经读音统一会会员商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颁行全国。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改革汉字”等一系列主张，大大推进了汉字改革的进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所推进的北伐战争更使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的4.12政变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蒋介石上台之后继续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打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直到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爆发才告结束。不过，也不能说在这十年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什么好事也没有做。在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之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推行注音字母。1930年4月,国民党中常会第88次会议根据吴稚晖的提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1932年5月7日,教育部公布了在逐字审改《国音字典》13000余字基础上,以北平地方国音为标准而成的《国音常用字汇》,取代了行之有年的《国音字典》。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员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在1926年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之后，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于1931年9月在苏联海参威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周恩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动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1934年3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公布吴稚晖创作的《注音符号歌》。11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39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推行案》，次年1月,教育部呈准行政院于该年度教育文化经费中开支二万元,委托中华书局铸造“注音汉字”铅字铜模，以便于印刷普及注音字母之读物。同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改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国语推行委员会，聘吴稚晖为主任委员,以加大国语普及的力度。10月，颁布《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规定:国民学校成人班、妇女班及初级补习学校之课本，其文字均使用注音国字;国民学校、初级小学、中心国民学校、高级小学之国语科，其课本生字均用注音国字;一年级上学期应以国语科教育时间一半以上教授注音符号与国音课本，今后凡编辑小学国语教科书，应另以注音符号编辑首册，动员报刊杂志尽量采用注音国字。各书店以注音汉字出版的小学课本、儿童和民众读物约3000万册以上。

——1935年2月，上海知识界著名人士发起“提倡手头字（即简化字）”运动，蒋介石找教育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说：“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 蒋介石赞成王世杰的意见，并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

——193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公布了《简体字表》，根据“述而不作”、“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和“原字笔划甚简者，不再求简”的原则，从钱玄同的《简体字谱》中确定罢、发、阀、杀、压、价、拔泼、罗、个、乐、觉、尔、窃、厉、鸡、离、礼、义等一共324个字为第一批简体字，并表示以后还将“由教育部分批编定，陆续公布”。与此同时，还公布了《推向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并且规定：“自1936年1月起，上述范围新编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不予审定。”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戴季陶的坚决反对，因为戴玉蒋关系特殊，蒋只好对其让步，时隔不久，行政院又发布命令，“1936年2月起暂缓推行。”

——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学者在40所难民营收容所的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

——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令文称，“中国字拉丁化如不妨碍或分散国人抗日力量，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工具，未尝不可。若仍有反动分子用此为宣传工具，则仍需严加取缔。”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

——1940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如要试验拼音文字，则可以试行‘国语罗马字’。”

——1946年2月，重庆《国文杂志》第三卷发表吕叔湘主张拼音文字的文章，文中提出赞成拼音文字的4点理由：1、从学习的观点说，汉字难学，拼音文字容易学。2、就文化工作的效率说，汉字效率低，拼音文字效率高。3、从沟通中西文化的观点说，汉字不及拼音文字便利。4、就中国语文本身的发展说，拼音文字可以促成中国语文的发展。3月1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郭绍虞的文章，认为“中国文字的难学与难记，即是推行普及教育的绝大障碍，假使仅仅喊扫除文盲，而不顾到文字的改革，恐怕无论如何推行平民教育，或规定基本汉字，总不会有良好的结果的。只有改为拼音文字，然后易学易记，才可收扫除文盲的功效。”

——1946年7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回信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赞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赞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蒋介石统治的南京政府时期，抑或是抗战在陪都重庆时期，在汉字改革方面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取得的成绩也不能说很大，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对于汉字改革的方向却并未加以否定，所采取的态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改革

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已指出，“文字必须在一点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进行汉字改革创造力条件。汉字改革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1年，毛泽东总结近百年特别是五四以来有关汉字改革的研究成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他同时指出，汉字的拼音话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

——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由吴玉章任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执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5年4月，吴玉章在全国政协作《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读、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

——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文化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异体字1055个，并以常用汉字代替生僻地名35处。

——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讨论的结果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56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4届；与语言研究所合作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议异读词1800多条和地名读音190多个，编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1956-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9期（1956～1961）

——1964年，发布《简化字总表》，其第一表有352个不做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右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有1754个简化字。总计将2384个繁体字简化为2238个简化汉字。

——1954-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成立的10年中，其所的属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600多种文改书刊。

——1972年，郭沫若在《红旗》第4期发表《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一文，指出“汉字必须简化。”，

可以说，新中国的文字改革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方针正确，也由于老一辈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在简化字的制定和推广，普通话的推行，还是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广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周恩来在讲到简化字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时说，“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师写小学生介绍简字，说‘豐收’的‘豐’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李凤莲同志（延安时期的劳动模范，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引者）有个弟弟，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即杂粮——引者）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她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她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没有早些给他寄去。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281页）

由于简化字好学好记好写，加上又有汉语拼音作为学习的工具，这就大大提高了扫盲和普通教育中语文教学的水平。这也是很自然的。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曾在一篇文章里比较了解放前后的小学教育，他说：

“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我们新中国的小学，许多同志已经记不得了。小学一年级，读了一年只识二百多个字，读了五年，只识一千五百多个字。不会写信，不会阅读书报。学生家长怨声载道，认为这样的学校，读了划不来，还不如早点就业养家。”由于有了简化字，加上汉语拼音，同时又进行了“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和“分步习作”的实验，汉语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中央教育科研所对辽宁黑山北关小学五年级毕业班的测试，识字量：最多识字达4040个，最少识字3810个，平均3984个。看拼音填词（50个）：正确率98.7%。听写短文《蜜蜂的启示》（235个字）：正确率99%。阅读分析初中教材《难忘的小伙伴》一文，评语是：划分段落比较准确，能按所问回答问题，有较强的阅读分析能力。作文，题目《给亲友写一封信，汇报今天上午参加测定的事》。评语是：中心突出，内容具体，字迹清楚，最多写七百字，最少写五百字，平均六百字以上。陆定一看到这个结果非常兴奋，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新体系”“不但是成功了，而且是已经成熟了”，“应该在全国推行了。”“我们的子孙，将受到戊戌变法以来最好的教育。”（《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4-876页）当然，这还只是纵向比较，如果作横向比较，我们和直接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比较，应该说，还是存在差距的。

由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那些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民族文字也方便了。外国人学汉语也方便了，我们在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的翻译方面也方便了。

这些都是新中国汉字改革的伟大成果，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五、台湾地区的汉字改革

现在台湾的领导人把汉字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汉字就是中华文化，改革汉字就是否定传统文化。他显然不知道，国民党政府不仅当年在大陆曾经搞过汉字改革（包括颁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公布《简体字表》，宣布324个字为第一批简体字，表示以后还将“由教育部分批编定，陆续公布”，还公布了《推行简体字办法》等，就是到了台湾以后对于汉字改革也并未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也曾研究过要推行简体字。1953年9月，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曾发表讲话说，“欲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使广大民众易于学习。”他的讲话曾遭到一部分守旧势力的反对。1954年3月，他又在《中央日报》发表《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的长文对于反对者进行了批驳，此文后来印成《简体字运动》单行本。在反对者中，时任立法委员的胡秋原是为首的一个。胡秋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过反蒋的“闽变”（“福建人民政府”），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为《中央日报》的副主笔；他宣传过历史唯物主义，却又和鲁迅进行论战，被称为“第三种人”；他掩护过瞿秋白，营救过冯雪峰，但后来又从香港到台湾，追随蒋介石；他既曾为反对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的条款而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也曾为反对简化字、汉字拉丁化奔走呼号，为台湾的守旧势力所拥戴，还曾因为访问大陆、主张统一而被李登辉开除出国民党。在简化汉字问题上，他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甚至还莫名其妙地认为汉字改革是苏俄要分裂中国。他对汉字改革简直如同挖了他的祖坟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他用尽浑身解数，通过一些关系，联络美国、新加坡的一些华人学者、作家在报刊上写文章批评简化汉字。蒋介石见社会上不断有人反对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便不再提简化汉字之事，而台湾“教育部”早已准备好的汉字简化方案也未能出台。蒋介石的第二次改革汉字的计划再次夭折。不过到了1969年6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全会上提出了《整理简笔字案》；蒋介石又批示，“本案至为重要”、“有关单位约集专家学者，组成项目小组，运用科学方法，审慎详加研究。”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这以后，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台独势力有所发展。台湾对汉字改革的态度页更趋保守，没有什么人再讲汉字改革了，对汉字改革甚至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究其原因，我想这和过去的领导人曾经经历过“五四”，多少受到过那场文化革命的熏染，而后来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经历、缺少这样的文化熏陶而又不注意这方面的学习有关。当然，这里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正宗”、“主体”，“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在作怪，把“简化字”与大陆与共产党联系起来，你用它我就偏不用，偏要反对它。这不仅表现出思想的偏狭，而且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简化字，汉语拼音，过去国民党在大陆时都提倡过，简化字甚至到台湾后也曾提倡过，这个历史怎么都不敢承认呢？

鲁迅说，“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象形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古人尚且知道简便的好处，难道今天的台湾人就如此愚蠢，不知道简便的好处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1979年3月，台湾当局曾公布《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和《标准行书范本》，不过回避了“简体字”的提法，但仍然选用了不少简体字。比如台湾二字本应写作“臺灣”，但是现在除“臺灣大學”校名及其他少数地方仍然使用“臺灣”外，其它地方的“臺灣”二字的“臺”字都写为“台”字。又如“才”字是简化字，台湾也用它，而不用那个绞丝旁的很难写的繁体字“纔”。再如，“瞭然”的“瞭”字则用笔画简单的“了”字取代。许多简化字，台湾同胞甚至还很欣赏。如用“尘”代替“塵”，“灭”取代“滅”、“众”取代“眾”等。但是，不可能每个简化字都能够这样会意表意，这正是汉字的局限性所在。在这方面，他们认为有些简化字简得不好。比如有人说“愛”字简化成“爱”，心都没有了，还叫什么“愛”？这是不是太拘泥了呢？反过来说，难道有心就有爱吗？“恶”字也有个心，原来还有坏心恶意，并不是有心就好。更何况，把心和思想联系在一起，所谓“心之官则思”，是一个陈旧的不科学的说法。心并不是思想的器官，大脑才是思想的器官。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拘泥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呢？一些人还特别不满于一些基于同音替代产生的简化字，其实用同音替代的办法简化汉字的字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是汉字由表意转向表音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扩展空间很大，正应该大力提倡才是。

当然，如今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实际上，许多台湾人都在读简化字的书，并且还用简化字写字，甚至反对简化字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在用简化字。前段媒体曝光，她在信里就把“民進黨”写成了“民近党”。台湾有嘴尖薄道者说简化字“党（黨）无黑”、“体（體）无骨”，其实，“党无黑”有什么不好？难道都要把政党搞成黑社会才好？而简化字的“党”字，在“尚”字下面是一个“儿”字，政党做人民的儿子有什么不好？至于说“体无骨”，请不要忘记“体”的右边是一个“本”字，难道“本”字不含有骨的意思吗？倒是那个繁体字的“體”字，骨是有了，但是它没有肌肤，是不是可以说它是“體無膚”呢？我们知道，“體無完膚”是骂人的话，“體無膚”就更是骂人只有骨头而没有生命的骷髅了。我并不想骂人，我说这番话也只是对一些无聊攻击的批驳而已。实际上，我也不是认为繁体字一无是处。繁体字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妨碍我们继续前进的累赘，应该对其进行改革，这是无可回避的。实际上，今天的台湾也早已不再是反对汉字改革者的一统天下。据中广网一篇文章介绍，目前台湾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都很迫切地要学简化字，他们认为，如果不学就落后了。在台湾学汉语的留学生，也是如此。他们要求校方给他们教简化字和汉语拼音。台湾有10多个大学设有语言中心，专门教授“老外”中文的听说读写拼，为了吸引外籍学生，也只能迎合时势，开设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课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语研习班主任王玉琴说，以流通的程度来说，简体字早就打败繁体字。外国学生来台湾学中文，多半也会要求学汉语拼音和认识简体字。台湾过去教注音符号和繁体字的课程，已经不能满足“老外”的需求。总之，汉字改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我们回首这六十年的汉字改革时，不能不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汉字改革工作出现了某种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现象。

首先是简化字没有进一步推行。早在5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自1956年简化汉字以来迄今已有53年时间，这个时间并不短，差不多是两代人的时间了，但是却没有推出新的简化字。就当前的情况看，不仅没有再推出新简化字的迹象，还出现了社会上有少数人要恢复繁体字的声音。这一来就只有“踏步”而没有“前进”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当然，在七十年代，也曾经出过一批简化字。那是1972年2月，郭沫若在《红旗》第4期发表了《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一文。3月份，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由于当时一些人把这批简化字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一起，意见很大。这是一个误解。其实，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恢复和《二简》的制定是邓小平1972年复出以后的事。我们对《二简》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不应该一概否定。实际上，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就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却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

对于中国的汉字改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人事变动开始的。1984年8月，国务院正式任命刘导生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此公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曾经接触过拉丁化运动，曾热衷于拉丁化拼音的宣传，还是一个世界语的热心推行者，本应是文改会主任的合适人选，但是，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此时的他，虽然还承认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话有简便易学的先进性，但实际上已经不赞成汉字拉丁化的方向了。他认为拉丁化有许多缺陷：一是无法表示“四声”；二是汉字表意字很多，拼音难以表达本意，特别是一万多个成语更难表达；三是现在有了电脑，更对用拼音代替汉字产生了根本怀疑。（刘导生：《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百年潮》2009年第4期）在此我想也提出三点看法：一，一个字一个字去注“四声”并无必要，只要按词连写，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其实是不难准确地进行阅读的。二、汉字的表意字并不多，还不到10%，形声字的所谓表意功能很不准确、很不充分，人们实际上也不是通过一个字一个字的字形去理解意思的，而是通过词语的声音来理解意思的，拉丁字母读出了声就是语言，就能够理解。成语有一万多个，但是真正在现代汉语里还有生命的成语其实并不多，而那些实际上已经死去的文言成语也不应该再去提倡。鲁迅和毛泽东用成语都不多，就是用，也往往要加以解释，并不会造成理解的困难。三、电脑的出现并不能解决学习汉字的困难，而用电脑进行输入也不能完全代替手写汉字的麻烦。应该看到，在电脑输入的多种方法里，拼音输入是最简单的，它的重码率虽然高，但这也正好说明现在推行简化字特别是用同音替代的方法大大减少汉字数量的必要。

本来，如何对待汉字改革当然各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让一个不赞成汉字改革的人去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这个问题就大了。据刘说，他到文改会后，“首先拜访了几位已退休的的领导人。在交换意见中，不少人很是反对我对拼音化的看法，特别是其中我的一位北大的老同学对我的看法‘上纲’很高，说‘你丢了文字改革的大旗’，特别是认为我反对推行拉丁化拼音逐步代替汉字，就像丢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样严重。踏着是说我背叛了我们青年时代提倡新文字的这面旗帜。”（同上）问题还不只是一个文改会主任刘导生，在中央高层里，也有人对汉字改革是持反对态度的。刘文说，“胡乔木想坚持拉丁化拼音逐渐代替汉字的做法，不同意我只把拼音作为扫盲识字和推广普通话注音符号的主张。……不久胡乔木告诉我，他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就拉丁化问题交换过意见，碰了钉子。万里告诉他：‘你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不要提，即使提出，也不会通过。’”这说明，我们的一些高层领导对于汉字改革的迫切性是缺乏足够认识的。据刘说，他还对李鹏汇报过这个问题，说“过去中央对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赞成实行拉丁化，但周恩来几次讲话都说，‘这是个重大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么。’李鹏马上表态：要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办。”（同上）对于刘的这些说法我很怀疑。毛泽东关于汉字改革的方针，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讲过，解放后也讲过不止一次，吴玉章曾多次在其有关文字改革的报告中作为方针加以宣传，怎么中央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是还有不同意见呢？至于说周恩来有不同意见，我们从他在1958年1月10日在全国政协所做的报告看，也并不如刘文所说。在那里，周恩来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她是向着汉字自身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的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将来总是要变化的。而且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形式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统一，甚至预言最后也会逐渐统一。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后趋势是逐渐接近，到最后也许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这种理想不是坏的，而是好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试问，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和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方针究竟是不一致的，还是一致的呢？我认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说话的场合和对象不同，讲话的方式不同。毛泽东讲的是带结论性的意见，而周恩来则是循循善诱，一步一步地把人们的思考引入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在这里，刘导生向李鹏汇报的方式显然是很不严肃的，而李鹏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进行调查研究就马上做出回答，也是非常不郑重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国务院于1985年12月16日发出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极其错误的。难道中国的文字改革已经完成了吗？今后就不需要继续进行文字改革了吗？而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在1986年6月24日由国务院宣布废止《第二次简化字》，并且提出今后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这实际上是在否定拼音话方向以后对简化汉字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字改革是一百多年来那么多仁人志士是坚决主张的，也是许多第一代领导人所热烈追求的目标，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加以否定，这样做显然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我国制定和推行简化字，历来都主张“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方针，一个方案的提出都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和修订，即使已经付诸实施的方案也常常在实行过程中还要进行修改，又怎么能用“今后汉字的简化持谨慎态度”这样的说法来加以否定？这样说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全盘否定《二简》。其实，《二简》也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有些字其实也是简得很好的。比如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炖”字就出自《二简》。又比如把“彩”简化为“采”，把“芭”、“笆”简化为“巴”，把“停”写成“仃”字，“部”字简成“卩”字，“餐”写成“歺”字，“萧”写成“肖”， “信”简成“伩”，将“副”写成“付”等。还有，把一些表意字也做了简化。如把“家”中的猪改为人等等。《二简》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来自群众，是群众中早已流传的简化字，有群众基础；再一个是它的笔画特别少，书写极其方便。现在许多人之所以还很怀念《二简》字，甚至还在使用《二简》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现在有人批评简化字说，“一个‘干’字代替了繁体字的“干”、“幹”、“乾”三个字，且读音也不完全相同，容易造成混乱。其实，单看一个字是不能确定它的意义的，要联系到词才能正确理解。如将“干”字扩展为 “干净”、“干燥”、 “干枯”、“干劲”、“干事”“干练”等词汇，就不会产生错误的理解。还有一个“面”字取代了过去繁体的“面”、“麵”二字，一些人也不以为然，认为“面孔”的“面”和“麵粉”的“麵”不分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过去的面粉都是用麦子做原料的，所以有一个“麥”字做形旁，而后来出现了用玉米、高粱作原料磨出来的“玉米麵”、“高粱麵”仍然用这个麥字做偏旁反而是不准确的。总之，汉字中的形旁的所谓表意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越来越和客观事物不相适应，用同音替代的办法去掉这样一些形旁，汉字就会大大减少。而且，许多所谓“形声字“，形旁不能表意，声旁不能表音，过去说，“秀才认字读半边”，现在由于字音的变化很大，“读半边”往往就读错。这样的字应该大力进行整理、淘汰，就此而论，汉字简化的空间是很大的。

现在简化字推行不力，是和一些领导人的态度分不开的。本来，像推广简化字这样的事，领导人是应该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有些领导人恰恰起着相反的作用。这一点，在前总书记江泽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写了不少题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用繁体字写的。记得曾有小学生写信给他，希望他写简化字，但是得到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在1992年12月就语言文字工作曾提出了这样三点意见：“一、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二、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三、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表面上，这里也讲到“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但是，他把用简化字限制在“各种印刷品和宣传品”这样的范围，至于“书法”，那就要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了。人们不禁要问：总书记题词究竟是一种宣传呢，还是作为书法家进行艺术创作？我想，人们请总书记写字，并不是因为他是书法家，而是因为他是总书记，而作为总书记，当然也应该利用题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应该写繁体字，还是应该写简体字，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总是以一个书法家自居，总是只写繁体字，而从不写简化字。写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讲的一段话来。他说：

“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地儿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  ’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  ’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意的了可视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区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打过他的意思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作为党的总书记，我相信江泽民是读过毛泽东的这段话的。为什么就不能联系自己想一想、改一改呢？在这方面，我们倒是看到一些真正的书法家，在给人家题字或写牌匾时，用的都是简化字。在这方面，启功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事实证明，字写得好不好，美不美，并不决定于你是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而是决定于你的功力。在我看来，一些繁体字笔画太多，写出来黑压压一团，其实并不美。一个“繁体字”的“繁”字，让马英九很不舒服，因为“繁”字固然可以与“荣”字、“华”字结合而为“繁荣”、“繁华”，具有褒义，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与“杂”字、“难”字、“琐”字结合在一起而成为“繁杂”、“繁难”、“繁琐”，都是贬义词。但是作为简化字的对立面，就只能是繁体字，作为“简”字的反义词就只能是一个“繁”字，而不可能是别的字。这是毫无办法的。而“简”字却天生就是褒义的。我们说“简单”、“简洁”、“简明”、“简约”、“简练”“简省”等等，无论哪一个都是褒义而不是贬义的。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人们主张“删繁就简”、“宁拙毋华”、“返朴归真”，其实也都是对美的追求。说简化字不美，其实是一种偏见。当然，关键问题还不是美不美的问题。作为总书记，考虑的首先是应该自己对人民的职责，而不是什么书法艺术问题，否则就是舍本求末了。

由于上述种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未能取得应有的进步。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本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字改革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应该说比过去更好了。比如就推广普通话来说，交通发达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全国范围乃至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大大超过了以往，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而广播、电视、电脑的普及也为在全国范围推广普通话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有关推广普通话的活动（办班、竞赛、评奖等）却比过去少了。不知为什么，在我们的广播电视里正宗的普通话还常常夹杂着一些港台腔，一些电视剧也热衷于模仿领袖人物的方言而不讲普通话。这对推广普通话来说，起的无疑是负面作用。又比如就推广简化字来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也随之提高，同时生活节奏也大大加快了，对简化字的需求当然也更加迫切，但是简化字的制定和推广工作却停顿了下来。一些领导人热衷于写繁体字，也影响了社会的风气，以致一些不该用繁体字的地方也滥用繁体字，甚至一些政协委员还提出要在学校恢复繁体字教学的提案，形成一股倒退的逆流。再比如就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来说，现在对外开放，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与外界的联系大大增加，本来是运用汉语拼音的大好时机，可是有些著名的大单位却抱残守缺，拒不使用汉语拼音，坚持使用早就过时的旧的拼写方法或使用英语代替汉语拼音。现在电脑普及，用拼音输入法的人很多，本来也是进行汉字拉丁化的改革的极好时机，但是，决策者却没有明确的方针，处于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状态，坐失良机。总之，现在是进行汉字改革的最好时机，只要统一认识，有所作为，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将会背上历史的骂名。

最近，我国发生了7.5事件。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所挑起的事端。但是，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现在，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的普通话水平几乎不亚于汉族干部。他们在许多场合直接用汉语讲话，而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讲话。这佯作会影响他们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形象，对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其实是不利的。应该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鼓励汉族干部用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尊重，使他们感到他们是自己地方的真正主人。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就提出，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方面还是很差。现在有了汉语拼音，学习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关键是要在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推行汉字拉丁化，将来少数民族也会接受拉丁化字母，全国各民族就有可能出现统一的字母，这对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彼此的语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肯定也是大有好处的。

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汉字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的，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时的曲折当然会有，但是它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也绝不可能根本改变事物发展的大方向。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实现革命前贤给我们指明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