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张捷

　　来源：《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俄罗斯作家、《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5月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他的祖国。光阴荏苒，转瞬之间4年多过去了。这位作家回国后思想和观点有何变化?他对目前俄罗斯的现实是否满意?他同当局的关系如何?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起不起作用?知识界对他的态度如何?这些问题大概是许多读者所关心的。

　　笔者在索氏回国后不久所写的题为《索尔仁尼琴回国的前前后后》(《文艺报》1994年12月10目)的文章里曾经这样说过：对俄罗斯的当权者来说，索氏的回国，使他们多了一个直言无忌的批评者;可以预料，他与当权者的关系不会太融洽：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说，索氏4年来的情况大致如此。

　　我们记得，4年多前他回国时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一路上他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谈话，对当局进行了批评，对现实生活中他看不惯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回国前他曾表示，回到俄罗斯后不参加任何党派，不谋求任何职位，这几年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仍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1994年10月他在杜马发表讲话;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曾周游26个州，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或与各界人士座谈，与地方自治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1995年他曾一度应邀定期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他先后接受不少报刊的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论俄罗斯现状》(1996)和《20世纪将近结束时的伪善行为》(1997)等。今年5月他出版的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总的说来，索氏的这些讲话、文章以及他的这本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露俄罗斯现实生活的问题和抨击当权者，二是发表他的政见，提出引导俄罗斯摆脱危机的建议。

　　索氏对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俄罗斯的看法以及他对新的当权者的态度，在他回国前已经比较明朗了。他在1993年9-10月间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就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如此的混乱和轻率，以至于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消息报》1993年9月21日)。他对新的当权者抱不信任态度，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人”(《文学报》1993年10月20日)。回国时，他在旅途中发表的讲话中基本上重复了他在头一年说过的话，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大概是由于他亲身接触新的现实后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的批判和揭露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更加严厉。例如，索氏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3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正在把俄罗斯民族推向灭亡的深渊(见《新世界》1994年第7期)。如果说他在这篇文章里对现实的批判还比较概括的话，那么在杜马的讲话里就比较具体了。他首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接着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反常现象，然后得出结论说：今天实行的绝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寡头政治。他要求给予人民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根据了解，是索氏第一个使用“寡头政治”一词来形容目前的政权，他在随后发表的多次讲话和文章里强调指出，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而且根本未曾开始实行过，主宰国家的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中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到200个寡头。他把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最近一两年他的情绪更加激奋，说话更加直言不讳，他揭露和批判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现今的反对派。他为国家搞成这种样子而痛心，为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前途深感忧虑。

　　我们知道，索氏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的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后，身在大洋彼岸的他预感到苏联社会将发生大变动，便把他的这些主张写成一个名叫《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小册子，于1990年抛了出来，希望能得到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他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里首先提出建立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内斯拉夫国家的设想，他主张新的俄罗斯应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并就国家政治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济政策、所有制形式、土地占有、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特别强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同时他又着重指出，改善社会精神氛围和提高道德水平是比改组国家机构和发展经济更重要的事，并再一次地提出应把实行“自我克制”和“悔过”作为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重要方法。索氏在1993年访问西欧时和1994年回国途中发表的讲话基本上重复了这些主张，在回国后的4年里，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不过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反复强调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并与一些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了联系;二是他对选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虚假的、欺骗性的、什么意义也没有的”(《俄罗斯思想报》1995年2月2-8日)制度，拒绝参加有关的活动。

　　俄罗斯新的当权者对索氏的态度是复杂的。1991年叶利钦在访问美国时曾表示欢迎索氏回国，有关部门为他回国后的生活作了一些安排(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透露，政府把一处属于国家的住宅给了他)。但是新的当权者对他存有戒心，当他们听到他回国途中发表的言论后甚为恼火。叶利钦在索氏回国后犹豫了很长时间，5个月之后才会见他，两人谈得并不投契。上面曾经提到过，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曾邀索氏定期发表电视讲话，但是后来当局发现索氏在讲话中继续对现政权进行激烈批评，并且公开号召选民以投票反对所有候选人的方式抵制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便大为不满，不加任何解释取消了他的电视讲话。从索氏这方面来说，他本来对叶利钦本人抱有希望，在苏联解体之初曾大胆进言，给俄罗斯的这位新主人写过信，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但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在1993年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他在揭露那些“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人”时，还小心地把叶利钦同他们区别开来，说叶利钦“在还有危险的时候就脱离共产党”，表明他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出于“完全真诚的动机”(《消息报》1993年10月6日)。回国后在进行揭露和批判时，也在一段时间内尽可能不提叶利钦的名字。可是近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统了。在这种情况下，索氏与当局之间的那种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开始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大家都知道，索氏曾是以反共著称的，有人曾称他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那么他在回国后反共的立场有没有变化呢?让我们来看事实。

　　1993年下半年他在欧洲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中，虽然对国内掌权的“民主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也没有放过共产主义这个大敌，并且公开表示反对一切革命，说他对“不经革命共产主义就离开了我们”感到高兴，在这期间俄罗斯国内发生炮轰议会的“十月事件”。索氏主要因为议会受到共产党人支持并担心共产党势力增大而赞成政府采取镇压行动，当时他在对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这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阶段”。(见《真理报》1994年2月16日)他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包括他的“老战友”马克西莫夫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有些人从此不再理睬他。他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一文中，把相继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1917年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乱世”，他认为俄罗斯在共产党领导的70年里所遭到的损失要比从17世纪第一个“乱世”以来的300年里的损失大得无法比拟。他又一次重复过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说法，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到5000万人(有时又说有6000万)。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不仅肉体上大量消灭人，而且进行思想上的腐蚀，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下降。他在一次谈话中仍然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而后者是种族的法西斯主义。他厌恶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说，他不信任现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里有不少“乔装打扮成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并且时刻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甚至在批判现实时也反复强调现在出现的危机是70年来共产党的统治造成的。由此看来，索氏反共以及否定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成就的立场似乎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近几年他把批判和揭露的重点转移到现政权和当今的现实上罢了。

　　二

　　以上说的是索氏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发表的看法，也就是说，是他作为一个政论家采取的立场。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也必然会通过他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索氏在回国时曾表示要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从1995年至今他陆续发表了两个一般的短篇、5个所谓“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短篇”以及9篇小杂感。这些作品内容广泛，有的写历史，有的取材于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的则把写历史和反映现实结合起来。在所有这些作品当中引起批评界重视的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短篇《在转折关头》(1996)。(刊登于《新世界》1996年第6期)

　　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从艺术的角度讲，它并没有独到之处，采用的是传统的写实手法，叙事比较平直，政论性很强。两个部分的主人公都是今天的银行家：前一部分写年过6旬的叶姆佐夫，后一部分则写才28岁的年轻人托尔科维亚诺夫。叶姆佐夫在苏维埃时代是一个大军工厂的厂长，苏联解体后及时采取措施，保持了经济实力，仍然是生活中的胜利者;而托尔科维亚诺夫大学毕业后与人合伙开办银行，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为暴富。俄罗斯有的论者认为作者对这位年轻银行家的描写生活依据不足，显得比较牵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前一部分通过对所谓的“红色厂长”叶姆佐夫的生活经历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苏联的历史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实的看法。现在着重讲一下这个部分。

　　德米特里·叶姆佐夫出身于工人家庭，战争快要结束时上了大学。学习期间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为学院共青团的副书记，入了党，不久调到莫斯科市团委工作，担任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后听从父亲劝告，自愿到伏尔加河流域某军工厂工作，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30岁刚出头就当上了总工程师，33岁成为厂长。工厂在他领导下，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拥有18000职工的大厂，在进行科研和开发新产品方面作出了巨大成绩，为加强国防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姆佐夫多次立功受奖，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在厂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苏联解体后，新政权命令叶姆佐夫领导的工厂停止生产，并作出了实行私有化的决定。在这转折关头叶姆佐夫为了求得生存，便顺应潮流，当机立断，把工厂分为许多独立的小企业，进行多种经营并开办了银行，从而保持住了他在企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小说结尾写到年轻银行家托尔科维亚诺夫在资金方面遇到困难，向他求助。这个情节成为把前后两个部分连接起来的唯一的纽带。

　　从作者对叶姆佐夫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的经历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私有化政策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称戈尔巴乔夫为“短视的做事荒唐的人”，说戈尔已乔夫下了一道又一道错误的命令，搞乱了国家和搞垮了经济。他指名批判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等人，说他们不像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敢说敢干，下定决心“要把一切，一切的一切彻底破坏”。这种看法与他在谈话和文章里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里不再多说了。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在叙述主人公在苏维埃时代的经历时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斯大林的态度。首先，小说写了主人公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绩而感到的喜悦：“在取得这样的世界性胜利后——全国出现多大的重建家园的激情啊!巨大建设工程顺利进行的喜讯是如何传遍各地的啊!而你是这一切的一个组成部分……”接着小说写到人们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斯大林之死引起了巨大震动!倒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将名垂千古，而是觉得他是永恒的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人们放声痛哭。老父亲也哭了。(母亲没有哭。)德米特里和妻子都哭了。”作者在括弧里注明母亲没有哭，因为小说里说她出身于贵族，如此说来，作者在这里还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引用的话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嘴说出来的，而是作者的话。小说作者还进一步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当时德米特里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这使人觉得似乎是一场尚在继续进行的战争，这种感觉有朝一日会消失，而奔跑不会停止，只是因为依靠它，我们才能实现无法实现的事情。”作者在下文多次提到“斯大林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它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奇迹。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显然小说作者是肯定苏联取得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这不仅与索氏在他讲话和文章里发表的看法相悖，而且也与他过去的艺术作品(例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第一圈里》等)的写法大不相同。

　　作者还用肯定的语气写到党的作用。小说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军工企业陷入了困境，但这对主人公来说，还不是“真正的灾难”，他感到“真正的灾难”发生在解散苏共之后。于是他深表遗憾他说道：“是的!我本来就第一个不喜欢最上层的那些耷拉着眉毛的人物……但是——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索氏这样写他原先那么痛恨的共产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小说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主人公的父亲于1935年曾遭诬陷而被捕，但半年后无罪释放了，于是“这次令人惊讶的释放，更加增强了父亲相信我们的制度是一个好制度的无产阶级信念和他有生以来的对列宁的道路的忠诚”。这几句话也许带有某种讥讽的意味，但是这位《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能肯定30年代有无罪释放的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作者对主人公的描写。在他笔下的叶姆佐夫在事业上可以说一帆风须。刚才说过，他30多岁就当上了偌大的军工厂的总工程师和厂长，成为军工系统很有影响的人物。作者强调叶姆佐夫没有去竭力争取，没有耍手腕，而是才识、能力和机遇使这个年轻人获得高升的。他夸奖自己的主人公聪明机智，意志坚强，行动果断，善于审时度势并作出大胆的决定。他甚至肯定叶姆佐夫在私有化浪潮中的做法。可见，作者虽不喜欢那些“改头换面变成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却喜欢这个变成了银行家的红色厂长。

　　除了叶姆佐夫，小说里还写了几位重要的共产党干部，其中包括叶姆佐夫的前任博鲁诺夫。小说这样写道，博鲁诺夫抓工作不是靠大喊大叫，不是靠拳头，而是靠知识，靠机智，靠迅速抓住某个想法和作出惊人地准确的决定的能力。他上任不到3个星期，就使混乱不堪的工厂出现了新气象。叶姆佐夫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在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者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这里问题不在于博鲁诺夫个人，而在于博鲁诺夫(还有任何别的人，还有你)处于斯大林的伟大奔跑的高潮中，我们还能坚持奔跑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这就是说，他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作者并不掩饰他对那些“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里，目光无神，皱眉蹩额，眯缝起眼睛，心不在焉地听人说话，对所有职位比他们低的人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官僚的厌恶，但是对这些实干家是赞赏的，在这里他对共产党人的偏见似乎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

　　如果把索氏的这篇小说与他回国后发表的言论和文章作一对比，那么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观点上的矛盾，特别是在对斯大林和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上，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这还得从索氏的思想观点的演变说起。

　　三

　　根据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自述，他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里长大，可是年轻时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不信教了。后来蹲监狱时宗教感情恢复了，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到现在。可见，除了青年时代的一段不长时间外，他都信奉东正教，后来他的宗教观念与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成为他认识世界和观察社会的思想基础。他宣扬抽象的人类之爱，口头上反对一切暴力。他把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保卫和巩固所取得的政权时使用暴力和采取必要的镇压手段(有时往往是被迫的)的做法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而加以反对。直到最近他仍然采取这种立场。1995年他在与意大利学者斯特拉达的谈话中还这样说：“它(指社会主义。——引者)外表上、形式上似乎吸收了许多基督教思想，而实际上并不像基督教教导的那样把这些思想建筑在爱之上，而是把它们建筑在暴力之上。可以相信，任何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不使用一系列暴力的情况下建成，即使这种暴力不像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暴力那样可怕。”(《俄罗斯思想报》1995年8月3-9日)可见，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同他所信奉的教义相对立的，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自然就要反对社会主义。

　　尽管索氏否认俄国斯拉夫派传统对他的影响，实际上他所受的影响很深。他也受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影响，不过吸收的是他们思想中消极的东西。近一点说，他的思想与“路标派”有一些共同点。他不赞成走西方的道路，反对模仿西方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主张实行“开明的专制制度”和采取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他反对社会的革命改造，认为革命只会带来破坏和灾难，因此反对一切革命，既反对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也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俄罗斯的自由派是从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主张全盘西化的角度反对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索氏则是从主张发扬俄罗斯的“国粹”和走俄罗斯独特的道路出发加以反对的。以上所说，可以看作是索氏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

　　索氏反共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其心理原因。众所周知，索氏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由于在与中学同学通信中攻击斯大林和发泄“政治上的愤怒”等原因而被捕和判刑。8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使他的思想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一位俄罗斯批评家的分析，索氏在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一种为了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拿任何人垫背，可以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搞垮自己的国家也在所不惜。这位批评家引用了《在第一圈里》的一个人物如下的一段话来说明这种心理：“如果现在有人对我说：瞧，一架装着原子弹的飞机在飞。要不要把你像一条狗似的埋葬在楼梯底下?把你的全家都埋掉，再加上一百万人也行，不过和你们在一起也要把留胡子的爸爸(指斯大林。——引者)和他的整个机构全埋了，干不干?……我就会说：来吧!来吧!扔炸弹吧!破坏吧!”这段话说明，不惜牺牲一切的复仇心理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采取最极端的行动。正是这种心理使得索氏痛恨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他无视事实，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把苏维埃时代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语)说成给俄罗斯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时代，从而制造了20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一。他利用苏维埃政权过去进行过火斗争和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的错误，任意夸大事实，把过去受到惩罚的反革命分子、叛国投敌分子、德国法西斯的走狗、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都说成是受害者，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人民遭到任意杀戮的残暴帝国，并且制造了苏维埃政权残杀了5000万人的神话，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苏维埃时代对内镇压的规模问题。在赫鲁晓夫时代曾成立以什维尔尼克为首的委员会进行调查，戈尔巴乔夫时代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1917年到1990年因叛国罪而判刑的为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为827995人。(瓦季姆·梅德维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1994年，第59页。)雅科夫列夫等人想来是不会有意缩小数字的。这个事实说明，教导别人“不要靠谎言生活”的索尔仁尼琴自己却在撒谎。

　　索氏为了炸毁他痛恨的苏维埃制度，还借助外国势力。索氏说过，“最有力的地位”是用劳改营学到的东西打击苏维埃制度，“但是要从那里”，即从外国实施打击，后来他和第二个妻子一起，制订了“在国外建立据点”，但在国内行动的策略。(《独立报》1998年5月16日)他同外国人和俄罗斯侨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把自己的作品送出境外，为外国敌对势力提供反对苏联的炮弹。这些都是事实，后来索氏本人在他的《牛犊(牛氐)橡树》一书的《增补五·隐身人》里对里应外合攻击苏联的情况里作了详细的叙述。索氏被驱逐出国后，更加直接地勾结外国敌对势力进行反苏反共的活动，有时甚至还嫌西方反苏不力。当西方国家由于自身利益表示要同苏联改善关系时，索氏便接连发表文章，要求它们采取不妥协态度。例如他在《美国对俄罗斯了解不够会有什么危险》一文(1980)中开导美国人说，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是“同全人类完全敌对的”，是“无法医治的”，没有好坏之分，“不会变得善良起来”，因此是“无法同它在地球上共存的”(《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卷，1993年，第305页)。他在另一篇题为《共产主义：摆在大家面前，可是没有被理解》的文章(1980)里再次咒骂共产主义，说它是“对所有国家的唯一的危险”(《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卷，第299页)。在这两篇文章里都把共产主义比作癌症，抱怨西方不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反对西方同苏联改善关系，劝告西方改变对苏联的政策。其实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而且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共，只不过有时策略有所改变罢了。因此不是美国“对俄罗斯了解不够”，而是索氏对美国缺乏认识，因此有人讽刺他，说他应把自己文章的题目改为《对美国了解不够会有什么危险》。应该怎样来形容索氏的这种甘心情愿充当外国敌对势力反对自己国家的工具、甚至要求西方国家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对付苏联的行为呢?在战争期间这是倒戈行为，是掉转枪口打自己人，例如卫国战争期间的伪军头目弗拉索夫就是这样做的。记得当年苏联文学界曾有人把索氏称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话虽然说得重了一些，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索氏曾在《古拉格群岛》里为弗拉索夫辩护，近来又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一文中说弗拉索夫是“为了俄罗斯的目的与外部敌人订立装样子的联盟”的(《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67页)。显然他这样说不无自我辩护的意思。记得索氏在提到他青年时代曾一度不信教时说过，现在他回想起那些年头就感到羞耻。其实他应该感到羞耻和进行他自己提倡的“悔过”的，倒是他由于仇恨共产主义而同外国人一起反对自己祖国的行为。

　　但是索氏同那些无思想、无原则、拜倒在外国人面前、为了金钱可以出卖一切的人是有重大区别的。他瞧不起那些“一有机会就奔向西方，在路上悄悄地把党证扔掉的人”，而且不理睬他们。应该承认，他心里还是有祖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有这样一件事：据说80年代初他曾拒绝美国总统里根的邀请，不去白宫参加会见，原因是当时美国正在准备对他的祖国实行核打击。他并不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根据他第二个妻子的叙述，他把出版《古拉格群岛》的收入全部用作帮助劳改犯及其家属的基金，至今每年仍资助着1000多人(《论据与事实报》1997年第51期)。索氏在回国后看到国家混乱不堪和老百姓生活困难，想必内心受到了触动，在对人民的痛苦表示同情和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的同时，加强了对新的当权者和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但是这种批判和否定包含着他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和因自己政治主张未能忖诸实施而产生的愤感，显然其出发点和目的是同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俄罗斯现在仍有不少这样的人)的批判和否定大不相同的。与此同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这种混乱局面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是如何造成的呢?他心里明白，他本人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这位经常以“先知”和“布道者”的面目出现的作家，没有像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马克西莫夫那样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季诺维耶夫曾说，他写了30本反共的书，如果他知道最后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他就一本也不写了，马克西莫夫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他躲躲闪闪，寻找各种理由进行辩解。首先，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强调这一切是共产党70年的统治造成的，显然这是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也违背最起码的逻辑;其次，他说他早在1945年坐牢时就预见到苏维埃制度必遭灭亡，并且“本能地预感到”不应急于把一切都破坏掉，否则这个庞然大物倒塌时会把所有人和所有的一切压坏(《消息报》1993年10月6日)。这里索氏说他在苏联刚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国威大振时就预见到苏维埃制度必然灭亡，的确不愧为“先知”;至于不要急于把一切都破坏掉的主张，可能也不符合他当时急于复仇的心理状态。也许现在他感觉到过去与西方“合作”反对苏联的经历实在不那么光彩，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便强调他与西方的分歧。他把最近开始连载的、叙述20年流亡生活的回忆录称为《落到两片磨石中间的一颗谷粒》，从这标题看，这位自视很高的大人物显得很谦虚，把自己比做一颗微不足道的谷粒，他说的两片磨石显然指的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说句公道话，索氏确实并不赞赏西方的许多东西，在侨居国外期间曾发表讲话和文章(例如《在哈佛大学的讲话》，1978;《我们的多元论者们》，1982)批评西方以及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价值观念，并且和西方人士有过摩擦。但是这些事实无法改变他的那一段与西方一起共同反对苏联的历史。

　　索氏在接触到当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后，通过今昔对比，内心里想必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他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有没有必要做一些修正?看来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随着苏联的解体，他同苏维埃制度之间的公案已经了结，个人的恩怨开始淡化，在劳改营里养成的那种复仇心理有所缓解，这使他能够以比较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其次，如同诗人库尼亚耶夫在索氏回国时曾经预言的那样，他在看到广大群众对苏联的过去愈来愈有好感，看到人们怀念过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保障的生活后，就会改变自己的许多看法。促使他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因素：上面说过，索氏就其政见来说，接近于传统派，而目前传统派正与共产党人结盟，这种情况有助于缓和他对共产党人的厌恶情绪，使他对共产党人有更多的了解，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和他们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索氏在小说《在转折关头》里之所以对苏维埃时代和斯大林作了肯定的描写，大概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可是他又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而造成了政论作品和艺术作品在观点上的矛盾。

　　目前索氏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他同当局不睦，而且关系无改善的迹象。他对“改革”的激烈抨击和对现实的否定，得罪了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的自由派，而传统派虽然观点与他相近，但是不能原谅他对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议会的行动的支持，并且对他公开否认受斯拉夫派传统的影响表示不快，怀疑他别有用心。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左派人士虽然赞同他对当局的抨击和对现实的否定，也看到他对苏联的历史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对他继续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感到遗憾。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团结他，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从而发生了一场索氏“是不是我们的人”的争论(《真理报—5》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索尔仁尼琴：是不是我们的人?》)。(见《真理报—5》1998年6月3日)由于索氏过去有时行为乖张，使得一些老朋友离开了他，而他又没有找到新的盟友，因此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孤独的。近年来心脏出了毛病，他一方面感受到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恐惧(他在一则小杂感里讲了这种感受)，另一方面也许受到内心矛盾的折磨，因此日子过得不会太愉快。

　　大家可能记得，俄罗斯某些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曾掀起一股“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曾被宣布为“索尔仁尼琴年”，许多报刊连篇累犊地刊登他的作品和发表评论他的文章，一时热闹非凡。但这只是一些人的大轰大嗡，广大读者并不那么感兴趣，就在这1990年，索氏曾不惜工本，把他的小册子《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印了2700万册，但无人问津，索氏回国时曾说：“我本以为我将回到读过我的书的俄罗斯，而现在发现，我正在回到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俄罗斯。”(《文学报》1994年6月22日)这使他感到悲哀。现在索氏的那些揭露现实和批评政府的话还可以招来一些听众，而他开出来的救世良方却遭到不少人的耻笑。有人认为他并不真正了解俄罗斯的国情，有人则认为他落后于时代。确实他的某些主意显得不切实际，幼稚可笑，有的则完全是陈年旧货，如果完全照他的建议去做，俄罗斯会倒退100年或者更多。所以有人说，目前公众对他的态度“摇摆于不感兴趣和讥笑嘲讽之间”。可是索氏有时却硬要摆出说教者的架式，使人看起来不免觉得有些滑稽。

　　有人称索氏为胜利者，索氏本人似乎也曾这样认为，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似乎说明他占了上风，但是他所痛恨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俄罗斯大地上消失。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全面的危机，不仅说明新的当权者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而且也是对索氏等人过去在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中提出的所有观点和口号的否定，并且孕育着共产主义思想重新掌握群众的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氏又是一个失败者。现在他站在他参与破坏的苏维埃大厦的废墟面前，起劲地指责别人，虽明知自己有错，但不敢坦率承认，只好请求上帝在他死后宽恕他的罪孽了(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是这样说的)(《莫斯科新闻》1993年9月27日)。索氏的一生似乎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可供师法的东西，不过教训倒有不少。其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一个人不管对自己国家的制度有多少不满，不管受了多少委屈，也切不可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俄罗斯的一位论者在谈到索氏的行为时指出，即使是反对本国的无道的政权，也不能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把个人恩怨置于民族大义之上的道理。索氏恰恰未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一切爱国心尚未泯灭的人应引以为戒。

　　索氏从青年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应该承认，他有一定的文学才能。用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话来说，他的“艺术潜力”曾在一些早期作品里“闪现”过，但是他“在走出了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莫斯科新闻》1994年5月22-29日)。确实，他在60年代初发表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玛特廖娜的院子》还有较强的艺术性，可是他很快“走出了文学的圈子”，把写作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所写的作品大部成为反共的宣传品。根据不少俄罗斯批评家的看法，后来写的《在第一圈里》和《癌病房》等小说艺术性都很差，而《古拉格群岛》和《红色车轮》等几乎算不上文学作品。从索氏创作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极端的政治偏见和反动的功利主义破坏了他原先还有的一点现实主义精神，断送了他的艺术才能。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可以从索氏的活动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具有不寻常的经历的人物。时代的许多重要矛盾似乎在他身上都有所反映，这就决定了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俄罗斯国内人们在谈到他时，至今仍众说纷坛。现在这个人物也已引起我国许多人的兴趣。他的《古拉格群岛》已经重印，一些报刊上不时可以见到谈论他的文章。如何看待这位复杂人物的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只有在阅读他的作品、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我们应朝这个方向努力。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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