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浪潮”冲击中国经济

江涌

　　2010年1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中国人口学者在谈论20世纪50年代批判经济学家马寅初《新人口论》时经常如此概括。7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旨在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很多事情吊诡之处就在于:有时奋力爬出泥潭,却匆忙奔向沼泽;有时急于躲避一个陷阱,却又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好不容易刚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艰难爬出,未曾想很快即落入“老龄化陷阱”。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多年前,一位名叫马尔萨斯的英国牧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曰《人口原理》,描绘了英伦岛国人口膨胀的可怕前景。200多年间,英国通过开拓殖民地、推进工业与技术革命以及发展自由贸易等综合效应,安全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但始料未及的是,如今英国正遭遇“银发浪潮”的袭击,跌进了另外一个“老龄化陷阱”。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可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由此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消极后果的确难以承受与应对。
　　人口专家研究揭示,一国如果希望人口数量保持长期稳定即“置换水平”,那么每位妇女一生平均应该生育约2.1个子女。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地区(以色列例外)都低于置换水平,欧洲只有1.4。在整个世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多数伊斯兰国家外,众多国家的出生率低于置换水平。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得到联合国报告的支持。2010年1月,联合国公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整个世界的老龄化趋势都在“史无前例地加快脚步”,并将对各国人民生活,包括储蓄、消费、劳动力市场、退休金、税收、医疗卫生、家庭组成和移民潮等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将世界老龄化看成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银发浪潮”席卷世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则会产生系列经济与社会影响。所谓“人口红利”,通常是指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未成年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从而为该国经济增长提供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抚养与赡养负担较轻,社会保障支出较少,储蓄增加与财富积累速度较快。
　　日本的“银发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形成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家庭负担沉重——经济低迷的恶性循环。今天,65岁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21.5%,到2030年,每三人中就有一名是大于65岁的老人。到2050年,随着出生率不断降低,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缩减为8900万。日本经济富裕,社会发达,即便如此应对老龄化问题仍非常棘手。为了温饱,不少老人竟愿意躲进监狱。统计显示,如今日本监狱里60岁以上的犯人数量比10年前增长两倍。老龄化和人口缩减不仅使日本失去经济活力,更可能将日本推上失败的边缘。
　　2008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2%以上。少儿人口绝对数呈大幅下降趋势,1995年前后中国0～14岁人口绝对数达3.34亿,2008年减少到2.52亿。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将会达到3.2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
　　一般而言,一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缓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当老龄化问题出现时,该国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承受老龄化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才进入老年社会,富与老同步。但是,中国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尚不发达、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年社会,未富先老。
　　联合国的报告强调,从没有一个国家尚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便开始老龄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绝大多数刚刚摆脱贫困,却面临衰老。2010年1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银发浪潮”引发系列国内经济问题
　　
　　70年代末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尤为重要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损害了社会生态,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社会生态失衡不仅对经济,而且对社会、文化、教育乃至国防都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相关教育专家宣称,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18～22岁适龄学生数量的减少,中国很多大学将面临破产危险。
　　经济增长势必放缓。长期以来,出口、投资与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人口老龄化将逐一重创三匹“骏马”,使中国经济快速运转的车轮放缓。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800万～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得到充分保证。研究表明,在2000年之前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当前,人口中不工作的人与工作的人的比例最低,即处于所谓“刘易斯拐点”,未来20年“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将随之消失,如此使得中国所依赖的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失去动力。
　　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与私营企业的成长、壮大紧密相关。但是,人口老龄化及其负面效应使私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比如,“富二代”消极影响明显),这也为所谓的“国进民退”从侧面做了一个新注脚。
　　未来中国“银发经济”不足以填补“人口红利”的消失。日本进入老龄化后,出人意料出现了一个“银发经济”,即为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发展起来各种相关产业,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中国一些经济学者为此也在不断论述“夕阳人群,朝阳市场”,商机巨大,超过1万亿元,可创造千万个就业岗位。然而,这些专家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日本富、老同步,中国却未富先老,中国老年人的人均消费能力远远无法与日本相比。即便如此,日本的“银发经济”也远不足以抵抗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经济衰退趋势。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势必会结束中国持续亢奋的经济增长。
　　诱发财政金融动荡。人口老龄化使财政负担愈发沉重。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的不断萎缩,经济增长势必放缓,税收随之减少,但是养老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对财政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据全国老龄办测算,近年来,中国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而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不断扩大。2004年底,社保基金缺口为7400亿元,但是到2008年底已达1.4万亿元,四年增加一倍。开始于2001年的社保个人账户“做实”试点,目前已在13个省份累积资金1100多亿,然而对于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人口老龄化会引致相关资产市场萧条。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耗尽他们的各种储蓄。由于中国婴儿潮出现集中(如上世纪60年代),老龄化必将来势汹汹。为筹集养老资金,未来的老人们会集中抛售房屋、证券等资产,但与之相呼应的少子化却导致资产需求萎缩,如此势必引致相关资产市场萧条甚至是崩溃。因此,“银发浪潮”将直接冲击中国的房地产业,如今奇货可居的房地产,随着老龄化高潮的到来很可能大大缩水,将成为贪婪的房地产商与投机商的梦魇。
　　经济活力持续降低,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中国适龄劳动人群与老龄人群的比例会从现在的13∶1,剧减到2050年的2∶1,社会负重前行,经济效率自然降低。人口老龄化发展还会导致: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如此使得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会明显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老化,会引致知识技术的老化,从而不利于技术与管理创新,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储蓄率也将逐步下降,如此必然影响资本的形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活力会持续降低。
　　中国幅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老龄化差别很大。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广东于2003年出现人口老龄化。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快于西部内陆省份,但内地农村老龄化要远快于城市。农村老龄化不仅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缺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缺乏活力,而且内地农村养老等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道主义悲剧不时出现。此外,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选择婴儿性别的现象激增。到2020年,在20～45岁的男子中,每10个人就会有1人找不到老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会导致暴力和反社会行为增多。在西部、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未来老龄化、性别失衡、空巢和类空巢等会更加严重,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
　　
　　“银发浪潮”引发系列国际问题
　　
　　“中国制造”优势冉冉滑落。美国顾问公司Alix Partners在一份名为《2009年制造/外包成本指数》的报告中称,一向无敌的“中国价格”现在遇到了敌手与克星,墨西哥夺得第一,印度第二,中国滑落到第三,而且一时难以重登榜首。依照产品到岸成本价格,2005年,“中国制造”比“墨西哥制造”便宜5%,现在反过来却比墨西哥贵20%。
　　“中国制造”正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随着劳动人口比例的不断降低,劳动力成本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每年上升7%～8%;另一方面,2005年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稳中有升。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人民币升值两大问题加在一起,则意味着“中国制造”价廉优势正在逝去。此外,美欧保护主义日益严重,非价格因素凸显,“中国制造”竞争优势将不断削弱。中国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很难再恢复到过去以外贸拉动经济的“黄金时光”。
　　国际移民纷争快速上升。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海啸前夕,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预演了一场大规模“用工荒”,由于两大三角洲具有很高的产业集中度,物流与采购成本低,因此“用工荒”并未直接引发当地产业转移的浪潮,而是通过提升工资吸引农民工返回工厂,或选择外籍黑工作为用工资源的补充,后者引发“洋黑工”潮。其中,珠三角地区尤为明显。很多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洋黑工”,出现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
　　此外,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也会导致“洋新娘”潮。2005年11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由于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将来必须吸引大批女性移民。文章引用西方的一些媒体报道指出,朝鲜和越南等地的年轻女性被拐卖甚至绑架到中国。
　　国际上有专家指出,未来20年内,中国应容忍来自亚非国家的大量移民。有预测说,未来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移民最多的国家。中国本身已为国内农民工流动带来的系列问题头痛不已,“洋黑工”与“洋新娘”所引发的跨国移民问题将更是棘手,即便是有着数百年移民经历的西方国家,迄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周全应对策略。
　　国际竞争腹背受敌。随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停滞,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占的份额将不断提高。但是,美国由于人口密度小(只有英国的1/8),适宜居住领域广阔(只有约7%的土地变成了城市、道路或类似用途),以及相对多元开放的移民政策,而在发达国家中依旧保持比较旺盛的经济活力,在发达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
　　21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版图已经呈现雏形,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中国与美国将奠定世界经济的“新G3”格局。在“新G3”竞争与合作中,中国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强压态势。美国将想方设法防止中国超越自己,同时印度则全力实现对中国的赶超。
　　到2020年以后,印度很可能会日益主导世界增长趋势,并开始与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经济领导权上展开竞争。从人口以及人力资源来看,印度总体人口结构相对中国要更加合理,并将保持相对年轻,预计2025年的平均年龄将略高于30岁(美国39岁,中国40岁),相当有活力,每年新增劳动力在2000万以上。以IT行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无法吸纳这些“年轻生力军”,因此印度将势必成为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汇集地,“印度价格”将取代“中国价格”,“印度制造”很可能也将取代“中国制造”。在“新G3”乃至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将面临美国知识密集型与印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挤压。由于在产业结构上中印将更加接近,中印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更加激烈。此外,庞大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年轻生力军”将为印度提供充足的兵源,相比之下,与印度存在领土纷争的中国在兵源上不足,这同样是不可忽略的战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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